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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器来源看共军抗战胜利的神奇之处

热度150票  浏览66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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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由5万人扩大到120万人及民兵近200万,考虑到其身处敌后既无内援又无外援,可说是历史罕见的大奇迹。而其武器装备来源也大有可探讨之处。

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武器有几大来源:1、缴获日军 2、缴获伪军 3、与国军摩擦所得 4、国府友军接济补给 5、收编民枪(含收集国军散失武器) 6、自身军工补充。在战争不同阶段以上来源比例又有大幅度涨消,而且各战略区情况也大有不同。

下面试从战争不同阶段来探讨。

一、37年出兵至38年末战略展开期。部队发展到17万人,建立了人口达5000万的根据地。

共军出兵伊始武器装备几乎全部为内战期间所有,经过长征(含西征覆没)之后

重武器基本丢光,但历经歼灭东北军2个师、胡宗南一部、东征山西等战役轻武器尽管品牌杂乱配置不全(如贺龙部步枪仅55支有刺刀),但基本够用。与国内军队相比弱于中央军、滇桂军,略强于川军。出征前没有得到国府大规模武器补充。共军出战之时正是日军挥军直进骄横无比而且正面有国军死打硬拼,所以共军发挥自己拿手好戏重兵游击于山岳地带,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不少是专打日军辎重部队(平型关、广阳、雁门关等)所以缴获自日军的武器装备着实不少。至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的一年零三个月,中共军(不含新四军)与日军作战1500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缴枪1.2万。考虑到这期间伪军较少较弱,可以认为对日军作战占其中较大比例。主力部队补充了不少日式装备,林彪就是因穿着日军大衣而被友军误击的。

这一阶段共军增加了10万余人,武器的主要来源是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37年7月至37年11月太原失陷,与日军作战100余次,歼敌1.1万人,自身损失6000人。此后主要是战略展开,收编民间武装、建立政权,其主要根据地晋冀等地原本就民风强悍、民枪众多,又经过国军与日军的大战,散失武器极多,共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大批成建制收编民间武装并大力收集民枪,仅冀东暴动就有近20万人参加,其中精华均被吸收成军。其中新四军尤为突出,出兵地带均为国军与日军进行过主力会战之地(苏浙、鄂豫等地),叶飞部仅收集机枪就百挺以上,而五师成军之初基本是收捡武汉会战国军散失武器起家。茅山纪振岗一介商人也赠送陈毅步机枪数百。

本阶段国共同仇敌忾,无军队间摩擦。而且还从国府得到不少接济。八路军新四军都有相应军费,被服、弹药供应。武器供应有记载的只有120挺苏式机枪、6门平射炮。38年129师长乐村急袭战时就有使用苏式重机枪记录。友军接济在此时也最多,卫立煌、阎锡山、盛世才等均有记录。

本阶段国共摩擦、军工自给均可忽略,而与伪军作战可并入对日军作战中,故我们得出一个比例:本阶段增加的军队武器中缴获日军占到10%,国府友军接济占10%,其余为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

本期共军基本是拼红军的老底子,指挥员均为降级使用,如林彪、贺龙等早就有指挥集团军级作战的经历,甚至有红军师级军官充任营级的情况。故指挥能力强、战法灵活。基层士兵中有一半以上是身经百战的长征老底子,进入陕北后补充的俘虏和新兵在这种一帮一的比例下迅速成长,战力可比原红军主力。从初期几战来看,尽管武器装备不好但能够扬长避短,战技一流,担任山地游击任务胜任有余。从主力部队来看每名士兵配步枪一支,手榴弹2-3枚,子弹100-200发,每连军装备轻重机枪,团级单位装备有迫击炮。战斗中能充分发挥武器效力,尤其射击纪律极强,无乱开枪之例,白刃战坚决勇猛(在刺刀不足时能运用各种刀矛杀敌),在山地运动游击战中是一流的军队。彭德怀曾自信的认为如有20万机动部队,拥有国军配备,便可在华北以运动战为主的方式与日军对垒。太原失守后分兵建立根据地,一年里增加3倍,但此时的共军很注意部队的发展与战力相匹配,新编部队尽量多整训少打仗,先打弱敌、先打小仗,以老带新,所以至38年底单位部队战力无明显下降。但武器无明显改善,聂荣臻曾对此甚为担心。

二、39年初至40年末百团大战结束,发展壮大期。共军爆炸式发展,八路军达170个团40万人,新四军达10万人。武器来源与前阶段大有改变。本期日军攻势达到顶峰,注意力依然以正面战场为主,对后方占领区关注不够。国军也正是严防死守战意高昂之时,敢于在大战之余相机发动大型反击、如冬季攻势,大型会战与局部反击连绵不断。共军对日作战保持前期主动态势,尤以百团大战为顶峰。

此时日军已开始重视扶持伪军。大力收揽土匪无赖及失意军人败类,以缴获自国军的武器予以武装,希图维持后方治安。但此类乌合之众与共军作战百战百负,共军也有意打这种缴获大代价少的仗,于是缴获伪军武器正是成为一大来源。

本期国共关系逐渐冷却、开始出现大规模摩擦。如山西十二月事变,新军33个团4万人枪正式并入共军编制,华中黄桥一役歼灭国军1.1万人,缴枪4千余,华北反击朱怀冰、鹿钟麟、阎锡山、张荫梧等都是万人规模以上的大战,缴获自然不少。有了摩擦所得自然就少了国府友军接济,但经费一项直至40年10月才停发。

收编民间武装一项较前期减少。原因是国军战线逐渐稳定,开始重视敌后建设,有意发展敌后武装,如忠义救国军等。原根据地潜力挖掘已尽。

本期共军有了较稳固的根据地,军工建设有发展,但受各种条件限制只能供应少部分弹药,武器类产量很少。

由此我们认为本期共军增加的30多万军队的武器来源中以缴获伪军、与国军摩擦所得、收编民枪为三大主项,当占到70%以上,缴获日军维持前期比例不变10%,考虑到百团大战的因素,本期与前期当是对日作战积极主动期。

本期共军扩展太快,除少数主力部队外,平均战力较前期有较大下降。高级指挥官在部队暴增、根据地扩大之下,百事缠身、难以专心治军,而下级官兵或伤亡或升职,此时各级干部任职范围已经远超红军时期,也是面临重新学习提高之时。新兵众多、干部缺乏,偏偏武器又没有改善,战斗力下降就不可避免了。于是就愈加强调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部队偷袭游击尚可,连初期那种带有运动战色彩的大型伏击突袭也少了,更别提攻坚战了。结果在百团大战中出现了近万主力攻不动日军不满千人防守的情况。武器装备长期没有改善也影响了共军的作战意志,在整个抗战期间共军有效使用的重武器只是迫击炮(击毙阿部规秀)步兵炮(有使用记录但无突出战绩),缴获的山野炮或掩埋或丢弃(如新四军在黄桥缴获了国军山野迫炮59门)竟无使用记录。当然这与共军没有弹药供应和专门人才有关,但也是过于强调游击与人民战争、盲目扩军的结果。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集中有限资源在各战略区编练一部精兵(以国军轻武器配备为标准)作为拳头使用,是可能也是必要的。

三、40年末至43年初。正面战场呈胶着之势,太平洋战事打响,日军充分认识到占领区治安的重要,经百团大战的警醒,下决心肃清后方,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治安肃正战。共军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损失惨重,军队、根据地面积、统辖人口均有50%的下降。这种情况下武器来源恐怕只能以吃老本为主,部分缴获远不能抵消损失,对日军作战呈被迫和被动之势。武器补充来源基本同于前期,与国军摩擦呈北消南长之势,一方面华北国军或投敌或被驱逐,与共军难以接触。在华中国共继续征战不断,国军韩德勤部被彻底袭破,山东也是共军建立优势。与国军摩擦所得、缴获伪军、收编民枪(仅华中地区至42年底便收集民枪10余万支)依然是三大主项,占到80%,国府彻底断绝接济,对日缴获、军工自给均有下降

本期共军损失巨大,冀中等平原地区陷落,转入贫瘠的山地坚持,武器装备因战事不顺更趋紧张。弹药补充连作战都不足,别提训练了。而没有200发以上的射击训练何谈合格的士兵,于是更加强调分散避战、形成恶性循环,作战主动性大减。本期对日军大队级部队的主动攻击可能是抗战期间最少的。

四、43年至45年7月,恢复反攻期。共军借太平洋战事吃紧,日军渐成颓势之际,积极恢复发展,至44年已全面恢复并呈局部反攻之势。但日军的残酷使共军患上恐日症,消极避战,避免刺激日军。这种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正确的,以至各种文件、回忆录均不避讳。这阶段共军对日军作战次数、规模均大为减少,甚至将各战区主官调至延安整风。直到45年一号作战告一段落,日军国际国内已成必败之势,共军对日作战又重新积极起来。本阶段国军战事不顺、后方腐败,不少地方军阀、不坚定者纷纷投日,成建制者竟达60万之多。这部分军队对国军作战尚嫌不足,对共军却很是来劲,但毕竟失道在先、士气不振,被共军打的完败。共军也意识到这点,对伪军大打出手、文武齐下,既缴枪掠地又算是对日作战何乐而不为。山东动员10个团多歼伪军3000人以上的战例比比皆是。至44年争取伪军反正已逾10万人,45年更是近20万人,故缴获伪军武器成共军本阶段最大来源。此时共军虽对日避战但对国军却极其自信,粟裕竟率部跃进至国军重兵布防之地,以16000人的主力部队(装备应是共军翘楚,轻重机枪、迫击炮比例可与一般国军相比)与国军在天目山作集团军规模作战,而只勉强打了新四军唯一可称战役的车桥战役,歼日军500人,对日战事算是交差。(问题日军一号作战如入无人之境,国土人民惨遭蹂躏,而共军之小打小闹使日军放心调兵南下。毛泽东曾以戏虐口气于电报里谈起国军数百官太太被日军掳获,笔者不禁感慨万分,难道阶级仇真是大于民族恨吗?伟大如毛泽东竟也如此吗?难道国军不是中国军吗,难道国统区不是中国吗,难道官太太被日军淫辱共军就高兴了?窃以为这是共军抗战史中最为不堪之页。以当时共军实力,于日军席卷豫湘桂之时,以国家民族为重,断然出击200个团,其声势之夺人、其发心之浩荡,国内外有识之士箪食壶浆、四海归心,恐怕用不了三年就取了天下。可惜国共双方均以私利为重,视人民之苦难如无物,果然引出后来的诸多天灾人祸。)书归正传,此时共军争天下的能力与决心已昭然若揭,对国军作战信心极强。山东国军势力被彻底清除,山西阎锡山偏安一隅,河北河南国军有心无力。本期共军武器来源以缴获伪军第一,缴获国军次之,两项应占到70%。收编民枪一项,共军派军尾随日军进入一号作战新沦陷区,期望像以往一样,收编国军散失枪支。但所派军队数量有限,而国军竟迅速恢复战力,卷土重来,所以不管是豫西还是王震的359旅深入湖南都所获甚少。对日作战缴获比起百团大战前比例减少,军工自给较前期增加。

本期共军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如粟裕、叶飞部大举进击天目山国军重兵集团,几经交战胜多负少,要知道那是国军对日作战的野战部队,据粟裕回忆录称,所部轻重机枪、迫击炮配备齐全。可惜没有用到对日作战方面。山东共军讨逆之战动辄举兵数万,甚至能一次歼敌近万人,却依然对日军大队级兵力进行躲避,不是战力不够而是保存实力争天下的思想使然。

五、45年8月后,共军借势骤起、动若脱兔,掠地缴枪数量之大恐怕要超过以往8年之和,也算是为内战打了基础。但这阶段战果能否算入抗战恐怕大可商榷。

综上所述,共军抗战期间武器来源,得自日军不超过10%(不含45年8月后)以缴获伪军、缴获国军、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为三大主项。其余军工自给、友方接济都是少数。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其实共军武器大部得自国军。国军以弱敌强,败仗居多,据统计抗战期间每月损失步枪8368支,机枪650艇,迫击炮59门,以30%战损,其余散入民间或为日军缴获。散入民间者大部为共军所获,日军缴获后不屑自用,大部交给伪军,而共军8年歼灭伪军118万,虏获武器里国军武器自然不少。其次抗战八年国共磨擦不断,仅新四军就作战3200次,歼灭国军14万人,如果八路军倍于此数,就是说共军歼灭国军超过40万人,那末两项相加,歼灭伪军国军160万,所获武器装备60万共军有余(45年7月前)可以确定国军直接或间接武装了共军。

抗战期间共军在各个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战略思想受自身武器装备影响很大。在40年百团大战前,国共合作尚好,经费、弹药有一定保障,而且周围友军又常有接济,由国军在正面死打硬拼,日军以攻城略地为主无暇后顾,此时对日作战积极主动。甚至百团大战口号之一就是、保卫蒋介石。及至皖南事变之后国共正式破裂,日军又开始治安肃正,共军武器来源几乎全部依赖战争本身补充,无弹药练兵部队素质下降,无攻坚利器只能被日军拙劣的碉堡封锁线锁住。所以更加强调分散避战,只打弱敌,以保存实力为主,消极抗战。及至后期武器改善战力增强时也被政治利益所驱避免攻击日军,却敢于与国军野战部队作大规模硬战。

平心而论,共军抗战期间无论战略、政略还是战术思想都是符合自身状况及所处环境的。造成中后期消极抗日的根源中,国府不能一视同仁、积极整补共军有功部队也是一大因素。不论立场如何,恐怕谁也提供不出40年以后国府为共军提供过什莫援助。设想国府若每年能够提供共军两个师的装备及充足弹药,共军即便高层有保存实力之想,单是前线官兵和根据地人民就不会答应。同样如果共军每年得到如此补充而且像前期一样积极作战,恐怕日军治安肃正的力度也会同比翻番,如此让共军日军作殊死斗,不是更能配合正面作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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