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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粟裕大将为何三辞元帅军衔 主席交口称赞

热度101票  浏览9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2年8月28日 12:52

  1955年的军衔制,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当过一把手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际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张胜似乎说出了1955年毛泽东的心里话。

  由于不仅仅是出于军队正规化的需要,还是对开国将领们有史以来一次总授衔,多少带点“梁山好汉英雄排座次”的味道。而且,从西汉宣帝“麒麟阁十一功臣”、东汉光武“云台二十八将”,到唐太宗开国“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国似乎早就有“排座次”的传统。

  因此,最高统帅部极为慎重,酝酿、筹备几乎达五年之久。“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一介书生杜甫当年尚有如此霸气的一问,授衔的将领们也大多把军衔看成是对自己过去战功、对革命贡献大小的一种肯定,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技术职称。

  授衔的方案几易其稿,结果终于出来后,一位老红军听说自己只授少将军衔,大失所望,说了一句贻笑大方的名言:“我要把那个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还有人因此闹情绪,两三天不吃饭,甚至哭起了鼻子。

  共产党人虽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到底是人不是神,也食人间烟火,也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存在这些“不和谐”音符当然一点也不奇怪。

  历史上,老祖宗们这一现象也屡见不鲜。

  刘邦当年就要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一次和张良看见将领们都在窃窃私语。

  刘邦很不解,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一语惊人,说他们在商量造反。

  刘邦惊得差点跌下龙椅,忙问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张良说您最近封了许多王侯,而没有奖励他们,他们心中不服。刘邦这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最后在张良的锦囊妙计之下才得以摆平。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这种地步,毕竟都是共产党人,“风格不高”的仅仅是极少数。

  他也很清楚,出于各种考虑与需要,授衔的确未必能做到绝对一碗水端平。1956年9月,他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名将粟裕珍闻录》一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雄文 编著而成。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

  皮定均本来准备授衔少将,按规定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只负责元帅与大将提名的毛泽东,忽然间“意兴遄飞”,“越级指挥”,来了一句“皮有功,少晋中”,皮将军因此得以官升一级。

  这虽然被传为佳话,但皮将军的老上级刘少卿因此易位,反而只授衔少将。

  这种不按规定出牌,未按条文行事的特例,自然难免个别人会有想法。

  还有东北野战军八纵的司令员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只授少将衔,而他的政委邱会作并无此等经历,却是中将。

  元帅授衔公开的标准只有两条,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通俗一点说,就是资历或者战功两个标准。

  这里的“或”字(并非“和”字)十分关键,就是说,“资历”或“战功”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

  按这一标准,粟裕一生征战以及指挥华东野战军(即战役军团)创造的辉煌战绩,就完全符合“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

  针对个别抱怨的将领,毛泽东亲自出面,严肃地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最高统帅发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就没人敢公开发牢骚了,不过腹诽的不免也有。玉皇大帝尚且有人心里嘀咕,鲁迅就说过:“我对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

  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及时做出了表率。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不做元帅,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是他的贴身“影子”,后来多次回忆说,在中南海颐年堂,中央书记处曾谈过粟裕的军衔。

  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

  周恩来说粟裕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

  李银桥的回忆,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见证。

  粟裕的秘书鞠开曾带着疑问,两次登门小心求证,第二次还有专门人士进行了录像。

  李银桥每次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说:“这是没有错的,我是毛主席的贴身卫士长,和他是形影不离,他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他不开会时我可以随便进去,他开会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进去。”

  虽然鞠开也是高级别的首长粟裕的秘书,知道一些警卫的常识,李银桥还是担心他不能理解,说:“这也是毛主席对我提出的要求,要我做到随叫随到,不能等毛主席叫我时找不到。”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要见毛泽东,还得要事先请示、报告,经同意后才能去。而李银桥因毛泽东有这一规定,却不需要这样。

  因此,他有着得天独厚接近“皇上”的便利,知道一些不便见诸文字的绝密内幕,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他所说:“毛、刘、周、朱在一块开会,讨论一些问题,很自然地会了解到不少问题。”

  粟裕与罗荣桓这一对邻居,辞帅的结果虽然因各种考虑与需要而不同,但出发点却是相似的,都表现出了一种谦逊的品格。

  如果说罗荣桓授衔与辞帅也是一条明线的话,那么粟裕的授衔与辞帅则是一条暗线。明线世人耳熟能详,暗线却鲜为人知,有时候还因为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表示狐疑。

  但鲜为人知并不表示不曾发生过。

  1955年l月,中央军委座谈会对元帅、大将、上将人选进行研究。这条讨论的明线中,元帅人选里已经没有了粟裕。

  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

  也就是说,粟裕的军衔问题只能由他们五人考虑。中央军委讨论的元帅、大将人选,其实已经是书记处讨论确定后的人选。

  正因为此,鞠开晚年回忆说,军委座谈会的确没有讨论粟裕授不授元帅的问题,“但不能以此就否定李银桥讲的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要给粟裕授元帅的事”。

  他顺便谈到了李银桥的为人,说:“李银桥也没有当过粟裕的警卫员、副官、卫士长或者是秘书,他和粟裕又没有直接接触过,又没有特殊的感情,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粟裕说话呢?”

  鞠开老人的话显然是有道理的,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其实,李银桥并不是唯一透露粟裕辞帅的人,粟裕几个知情的老战友、老部下也曾在不同的场合,印证了他的回忆。

  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建国后的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回忆说:“到了1955 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

  陈士榘是个“牛”人,眼里除了毛泽东这个领着自己上井冈山的领袖以及老首长林彪、粟裕等人,其他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入他的法眼,叫他心服口服。当年在淮海的双堆集战场,就不大听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的招呼。

  他的耿直、率性注定后半生并不如意,但闲暇的日子,也能静下心来回首往事,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粟裕辞帅一事便是一例。

  另一个老部下管美英,也回忆了一段往事。

  李世民说,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粟裕也如此。

  他早就视名利为身外之物,对授衔大将平静处之,曾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但许多身边人员和老部下尚未达到他这种“超凡入圣”的淡泊境界,都表示不理解。

  当秘书兴高采烈地转告他,民主人士黄炎培称他应该当元帅。不想粟裕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说,谈这个话题是低级趣味。

  但依然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管美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不仅当时,到了授衔九年后的1966年,他还依旧“耿耿于怀”。

  这年5月,他到北京中央抗旱工作队,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首长谭震林,并顺便汇报工作。

  因为谭震林与粟裕也是多年的老战友,管美英便在闲聊间向他打听粟裕为何只授衔大将,一面也流露出自己多年的“不平”之感。

  谭震林是华野的副政委,当然知道粟裕的实际统帅地位,也理解华野将士们的这种情绪,解释说:“因为没向你们传达,你们不了解情况,所以有意见。”

  随后,他详细地说了粟裕主动辞帅,毛泽东因此最后授予他大将衔的缘故。

  这一真相,令管美英受到极大的震动,多年后还感慨万千。在粟裕百年诞辰之际,他说,老首长“是我做人的楷模”。

  辞让名利,却从未辞让过责任的粟裕,自然不只是一个老部下的楷模,也是融入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一面明镜,历时愈久,光彩也将更加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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