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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防化学兵:一支与“毒魔”打交道的部队

热度160票  浏览58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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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化兵,防化学兵的简称--一支与“毒魔”打交道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是一个战斗保障兵种,由防化、喷火、发烟等部(分)队组成。其装备主要包括观测、侦察、防护、洗消、喷火、发烟等六种基本类型。任务是进行化学、核辐射侦察与放射性沾染观测;组织实施烟幕保障;用喷火器等燃烧武器协同步兵作战等。另外,防化兵还要指导其他部队对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进行防护,并协助地方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实施上述防护。

防化兵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粟裕为防化兵的题词所言:“在原子、化学战争条件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兵种,我军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完满地完成作战任务。”

萧克向中央建议成立防化学兵学校;张乃更成为防化学部首任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的诞生与世界防化兵的诞生有着共同的原因: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毒气在人类战争中的出现。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的诞生又与各国防化兵的诞生有着不同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战受害国。

  1940年夏,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日军为扼守据点,负隅顽抗,使用毒剂20余次,造成八路军中毒近万人,直接影响了战斗进程。1942年,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中,用毒数十次,并制造了毒死村民800余人的“北瞳惨案”。日军在八年侵华战争中,共使用化学攻击2000余次,使中国伤亡8万多人。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美军也违反国际公约,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量使用细菌武器。为了有效地对付侵略者的化学武器攻击,我军开始建立防化兵。

1932年12月1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特科队中编设化学排,其主要任务是施放烟雾,以迷惑敌人、掩护己方的战斗行动。1938年底,我军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成立了一个化学队,培训防毒干部。以后,在延安也举办过防毒培训班。在解放战争后期,华东野战军在第七、九、十三纵队组建过防化分队。我军组建大规模的防化部队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11月,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向中央提出了成立防化学兵学校的建议,并建议野战军和兵团各编防化科,军编防化股,师、团、营设防化参谋。萧克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12月1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学校。1951年,入朝部队在师、团、营建立了防化分队。到1953年,全军已有100多个防化连,大军区相继成立了防化兵处,总参军训部设置了防化兵处。1956年1月1日,防化学部正式成立,张乃更为首任部长。1957年,防化学部开始履行兵种领率机关职能,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如今,总参防化学兵部已并入总参兵种部。

1955年1月18日,我军陆、海、空三军联合向盘踞在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总攻,我军防化兵的第一个喷火连在登岛战役中立下了奇功。

一江山岛是国民党军的重要守卫目标,有守军1100多人,岛上构筑了以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工事为骨干的环形防御体系。敌军利用地形,精心设置了3道防御阵地和4层火力,并构筑了明暗堡154个。前沿多为永久性地堡,与堑壕、交通壕相连,非常隐蔽,不易发现和摧毁,而且地堡大都有方格铁丝伪装网,使步兵难以爆破和投弹。

  针对一江山岛的敌情,为确保登陆成功,华东军区决定成立喷火连,这是我军的第一个喷火连。喷火连配备了67具喷火器,分别配属给登岛的各步兵连,并确立了“掩护--爆破--喷火--步兵趁火势冲入敌阵地”的战法。

  14时33分,登陆战开始。在海、空军和陆军炮兵的掩护下,步兵向敌人滩头阵地发起冲击。某团一连在海门礁登陆时受到敌水线地堡的火力阻拦,配属该连的喷火兵用火舌直喷敌地堡,为一连开辟了道路。

二连在黄岩礁登陆成功,但一排向敌前沿阵地攻击时,遇敌永久性火力点的封锁,伤亡较大。喷火班班长成建军组织喷火组巧妙地接近敌碉堡,连续喷射。顷刻间,敌人的两个碉堡立即被火海吞没,10多个敌人被烧死,一排乘机占领阵地。

三连在山嘴村遭敌暗堡火力阻拦,喷火兵严恩光冒着敌人的弹雨冲了上去,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对敌暗堡猛烈喷火。敌暗堡立刻在烈火中报销,三连乘胜追击。

  19日凌晨,枪声平息下来,一江山岛战役我军全歼守敌。在整个登陆作战中,喷火连共烧毁敌地堡45个,占敌地堡总数的1/3,洞穴16个,防空洞2个,其他目标2个,歼敌200余人。喷火连33人负伤,11人牺牲,48人荣立战功。

深入沾染区,被誉为“蘑菇云下的尖兵”;完全有能力对付“沙林毒剂”

1964年10月16日15时,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军防化兵身着防化服,乘着装甲车向着蘑菇云的方向勇敢地冲去。

  冲向原子弹沾染区的防化部队是以某部防化一团一营为基础组建的混合防化营,下辖侦察连、固定洗消连、机动洗消连和营部的若干直属分队,共350余人。

  蘑菇云在头顶上飘着,原子辐射仍在施放着大量能量,原子弹爆炸后的情景逐一呈现在防化兵的眼前:电线杆东倒西歪,试验物在燃烧,物资被吹得四处乱飘,屋顶被掀掉,一些掩体和工事被震塌,试验汽车被冲击波吹翻,试验狗身上的毛被烧光。防化侦察分队冒着被辐射的危险进入距爆心2900米的区域展开侦察,并逐步深入到距爆心950米处,对20个点进行了测量、记录,并用无线电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了每个点的辐射级、时间、距爆心距离等数据。

防化兵还在前进,辐射还在施放,但英勇的防化兵无怕畏惧,勇往直前。在距爆心600米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试验汽车变了形,房屋变成了废墟,动物全部死亡;坦克被吹翻,履带朝天;火炮离开了炮位,炮管被震弯;100多米高的铁架全部熔化。防化兵穿着防尘服和防尘靴在2尺厚的松土上艰难地行进,没有人退缩,他们分头测量了地面辐射级,搞清了爆心附近辐射强度的秘密。

以张爱萍为首的指挥部正焦急地盼望着防化兵传来各种数据,因为原子弹是否爆炸成功,取决于防化兵提供的数据是否达到了预期要求。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半小时,防化侦察分队就将核爆炸的科学数据报到指挥部,张爱萍称赞他们立了头功。

按照周恩来“一次试验,多方受益”的要求,防化兵在沾染区对我国自行研制的核辐射探测器、核爆炸观测器、洗消器材、防护器材等进行了全面检查,填补了多项科研空白,首批进入原子弹爆炸区的防化侦察分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随着警报的长鸣声,北京市某地铁站化学毒剂紧急救援演习拉开了序幕。北京军区某防化团官兵乘坐洗消车、运输车、救护车,火速赶往现场。

1995年3月,日本东京地铁站发生的毒气事件,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中毒,引起世界震惊,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防范措施。为防患未然,总参谋部给北京军区下达了这次演习任务。演习以犯罪集团在地铁站投放“沙林毒剂”为背景,防化兵的救援分为:抢救中毒人员,指导群众防护;组织化学监测,实施现场洗消;协助公安部门现场取证,控制毒源;组织侦察、化验,确定毒物种类和染毒范围等七项内容。

首先进入沾染区的是由防化侦察兵组成的先遣侦测队,他们身着防化服,携带含磷毒剂报警器和侦毒器,飞奔现场,迅速查明了毒气源,进行了取样。随后,把毒源放入控制箱,进行转移,并在现场做了标记。防化兵化验组收到毒源样品后,立即在野战化验室进行了化验分析,科学地确定了毒品的种类和空气染毒的浓度。

  紧接着,警戒队、防化洗消队、医疗救护队分头展开工作。警戒队在侦测队标定的染毒区边界设置了安全警戒线,协助公安人员负责毒区的警戒,防止群众误入。防化洗消车队飞驰而来,但汽车却无法开入地铁站。正当人们焦急的时候,几名防化兵携带着便携式洗消器和小型过滤吸收器赶了过来。他们迅速对地铁站、列车室实施洗消。对变电室、调度室、配电室等不能用消毒液洗消的房间,进行了内循环式过滤消毒。医疗救护队迅速将中毒人员撤离毒区,在野战救护所用解磷针、阿托品、氯磷定等药物急救后,送后方医院继续治疗。

最后,79型淋浴车在指定地域对救援分队和救援器材进行了洗消。

演习获得成功,这表明,我军一个加强防化连利用我国自己研制生产的现有装备,对一个染毒的中小型地铁站实施化学救援,四五个小时就能完成任务,救援手段和时效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多国造”的防化装备时代已经过去,防化装备实现了国产化

防化兵离不开防化装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我军一方面注意收集和修复美、日、国民党军制造的防毒器材,并自制的一部分简单器材,另一方面从苏联引进一些防化装备并加以仿制。

1959年,我军对苏式侦察、防护、洗消、发烟和喷火等20多个型号的防化装备陆续仿制成功,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1958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军把技术研究与战术研究、制式装备研究与应用器材研究相结合,从而促进了第二代国产防化装备和应用技术的发展。如1965年设计定型的轻便防毒面具,取消了导气管,重量比当时美军装备的防毒面具还轻。

20世纪60年代,我军还发展了防原子弹装备。1962年底,防化兵领受了首次核试验的辐射安全、防护保障以及有关的技术测试和地面、高空取样等任务。为此,突击研制了专用仪器、器材、技术车辆共8类55套又34台件,性能良好。在多次核试验中,我防化兵凭借这些装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20世纪70年代,防化兵的装备迈上了新台阶。如1971年定型的含磷毒剂报警器,采用了最新技术,重量只有1.2千克,填补了国内空白。装备的新型辐射仪,兼有两种仪器的功能,也仅重1.2千克。1975年设计定型的核爆炸观测仪,可自动开机并测定当量和距离。

20世纪80年代,防化兵装备的研制与发展继续大步向前迈进。1985年实现了“六五”计划预定的发展目标:发展了对核、化学武器的侦察、化验装备;工事用毒剂报警器和检测器材填补了工程防化设施中的空白;核爆炸自动观测仪提高了可靠性,使误报率大大降低;采用电脑技术的便携式防化参谋作业工具,大大提高了核估算的速度与质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防化兵的装备和其他军兵种的防化装备都有较大发展:大型多功能的快速洗消装备,使防化兵的洗消保障能力成倍增加;各军兵种专用的防化装备得到全面发展;发烟器材、燃烧武器也有新发展;防化兵的专业保障能力,合成军的自侦、自防、自消能力,全军的整体防护能力,均达到了新的水平。

另外,我军对化学毒剂伤害的防护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的舞台上,中国防化专家一举夺魁

1990年7月,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通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邀请中国参加第二轮国际间化学裁军核查对比实验( 简称“联试”)。这是为各国正在谈判待签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做前期准备工作。

我代表团通过国际传真迅速将这一报告送到了外交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的案头。

  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眉头一喜:一年前,芬兰、法国、西德、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10国进行了首轮“联试”,第二轮“联试”又扩大范围,邀请了中国、苏联、印度等5国参加,这是个好势头啊!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缓和,这两个拥有化学武器的大国,都表示了禁止化学武器的新姿态。1990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订了《美、苏化学武器协议》,宣布该协议生效时,双方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并销毁一定贮存量的化学武器。与此同时,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别委员会为了建立一套有关化学裁军核查的技术标准、方法、程序和相应的国际化学裁军核查实验室,组织了一些国家的科学家进行模拟核查实验,以求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探讨,能为各国普遍接受。

  显然,中国参加化学裁军核查,不仅体现了中国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一贯积极立场,也有利于尽快跟踪国际化学裁军的新发展,增加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贡献。外交部几乎在一天时间内就完成了有关参加国际“联试”的全部协调工作,为我军防化兵走向世界创造了一切有利条件。

总参谋长迟浩田态度十分明确:参加!为中国争口气,为世界和平作贡献。很快,由解放军防化专家钟玉征、陆宝嘉、马远骏、边淑清、曹俊钟、陈志升等组成的专家组代表中国参加第二轮国际核查“联试”,钟玉征任专家组组长。

中国首次出师国际核查“联试”,机遇与风险并存。

  钟玉征很清楚,摆在专家组面前的不利条件有五个:一是对手强,参加这轮“联试”的有美、苏、英、法等15国。这些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有着世界一流试验室,设备先进,技术力量强,而且多数参加过第一轮“联试”。二是时间紧,收到样品后,在一个月内报告分析结果,否则取消参试资格。三是难度大,没有样品分析的具体背景情况,只知道是核查一个化工厂。四是设备差,我们的实验设备多是20世纪70年代的产品,陈旧落后,很难达到技术要求。五是经验少,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多国实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品,出现什么情况。

  正当中国专家组逐条分析困难、寻求对策时,从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传来消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分析技术和能力表示怀疑。

极大的挑战性,带来极大的刺激性。平时不爱在大庭广众下讲话的陆宝嘉突然冒出一句话:“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为国争光就看我们的行动了!”

1990年11月13日,测试组接到外交部通知,样品已由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委托信使带回。钟玉征估计样品包装可能比较大,她告诉有关同志,派一辆面包车去取。到了外交部,一看到样品,大家都愣住了--信使交给他们的是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两副扑克牌大小的金属盒,盒内装着29支比香烟稍大一点的玻璃管。其要求是:模拟核查一个“工厂”,是否“秘密生产过化学毒剂”,必须在接到核查样品一个月内报告测试结果,逾期取消参试资格。

一支支玻璃管犹如一个个“魔瓶”,有的装一支棉签,有的装几滴液体,样品量极少。里面即使染毒,也是微量,需用几十亿分之一克的计量来测试,其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专家开始实施一个反守为攻的计划:在打开“魔瓶”之前,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样品信息。助理研究员曹俊钟要求:“水样品不开封,放到核磁仪上进行测试,可知是否含有机磷化合物。”助理工程师林汉杰请战:“我可以不开管进行分析。”深夜12点,曹俊钟报告:水样中含有机磷化合物。林汉杰报告,在29支玻璃管中发现6种化合物。

  可是,开启“魔瓶”后的很长时间内,除查出一些一般性有机磷化物外,还没有发现被核查的“工厂”有异常现象。这时,专家们把眼光集中在一支水样品的玻璃管上。只有0.8毫升的水样品中漂着一滴比小米粒还小的油珠。钟玉征认为,这个难度最大的样品最有可能获得直接信息。她决定:“就在这小油珠上打开突破口,将水和油中待测的物质一点不漏地'取'出来。”怎样捕捉小油珠?组长钟玉征拟订了分离提取步骤,教授李正新、讲师周黎明、实验师刘景全采取“空气”捕捉的方法,在放大镜下密切协同,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把这个小油珠吸了出来,并查出这个样品中含毒剂降解产物,由此打开了整个分析检测工作的局面。

接着,各专业组又认真研究情况,克服重重困难,于12月3日夜发现神经性毒剂“辛基沙林”的降解产物。根据这个信息,大家一鼓作气,终于查出了29个样品中的全部化学物质。最后,专家组全体同志对所有鉴定出的样品物质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把所有的图谱和数据都重新进行核对研究,直到确有十分把握后,才提出确定性意见。

12月14日是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规定的交卷期限。这天凌晨3点,实验室里仍然灯火通明。专家们对所有测试的数据、图谱作完最后一次审核。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决定对其中一个数据再作一次“旁证”。

测试报告发出之前,陆宝嘉思忖再三,建议精益求精,再附上一张图。这张图标明了此次“联试”模拟的是一家敌敌畏工厂,29支管子里的样品分别来自原料罐、产品罐、废水、废气。20时,钟玉征领导的6号实验室代表中国,用电传向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技术秘书处报告了实验结果。

12月28日,中国防化专家收到配样国于10月30日向各参试国实验室发出的一份背景材料,也附有一张图,图上标明模拟核查的是一家处理敌敌畏原料的农药厂,29支管子的样品分别采自哪里,附图及背景材料与中国专家上报的图表完全一致。

第二轮“联试”要查找的这种神经性毒剂,只有荷兰、瑞士、中国3个国家找出来了。可为什么人家找到的是毒剂本身,而我们找到的只是毒剂的降解产物?外国专家对照测试记录,发现中国收到样品晚了13天,收到背景材料晚了58天。这一对照再次引起轰动--中国是在全然不知具体背景的不利条件下,却取得检出率的最高纪录。

  在此后参加的历届“联试”中,我军防化专家再接再厉,又取得了十次名列前茅的成绩,为我国我军赢得了荣誉,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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