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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倾覆,日本人为何能准确预测大清末日?

热度45票  浏览3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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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春夏之交,日本前首相、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3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

  这位日本杰出政治家俨然就是一个精准的政治巫师:两年半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4个月(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中国终于在一场流血并不严重的“革命”中,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伊藤博文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 

日本预测大清末日

 

  伊藤博文是在会见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时,做出这番预测的。当时,伊藤博文刚陪同大韩帝国皇帝,分两次巡视了朝鲜南方和北方,因伤风而回到日本,在濑户内海著名的道后温泉休养,而窦纳乐即将回伦敦休假。窦纳乐在甲午战争后到庚子事变期间,一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随后与驻日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 )两人对换,因此,对东亚的局势相当熟悉和了解。被深深震撼了的窦纳乐,将这些会见情况都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做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于争夺权势,而最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过于衰落,其权威荡然无存,而“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这些咨议局对地方督抚形成了巨大的牵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

  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要求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曾经主导了日本挽回利权运动的伊藤博文,显然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内政,然后才能对外收回利权。伊藤博文以日本为例,向窦纳乐指出,“慎重和调和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对此表示赞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窦纳乐,中国的事态令人不安,“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之后,已经改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最后一次到访中国(请参阅本专栏《哈尔滨的枪声》及《日本常青藤的枯落》)。他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伊藤博文说:“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现在热心主张收回权利,收回权利固属好事,然不知收回权利尤须能保此权利不更为他人侵害。若徒将权利主张收回,而不能实保权利,则旋收旋失,徒然无益。一切机关俱不完全,则尚非真收回权利。此次我系旁观之人,故特反复言之,尤愿贵国以后千万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观念。”

  伊藤博文还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

  3天之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这段逆耳之言成为他对中国的政治遗言。

 

大清国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固有的“马铃薯”分离状态相结合,“绅权”极度膨胀,“土豪劣绅”就在这种改制和转轨的空当中蓬勃发展,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没有舵手的航船

 

  在几乎所有西方列强都对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表态支持、同时大捞好处时,日本是唯一泼冷水的一家。当时的日本,依然忙于消化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两大胜利果实,最需要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现状。日本人直白地表示:安定团结、循序渐进才是大清国一切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在政治体制上的激进变革,将令中国崩溃。

  尽管日本人主要为了自身利益,但日本人的担忧如同伊藤博文的预测一样,都在后来的历史中应验了: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要求政权分享的潘多拉盒子,不仅没有成为凝聚民心的旗帜,反而成为社会分化、地方分离、族群分裂的加速器。

  大清国的改革抉择,对于执政者来说,相当艰难:内忧外患,不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条,这在甲午战争后,尤其在经过极右(戊戌变法)和极左(义和团)两场大风波后,已经成为共识。但问题是,改革与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种推翻,更是一种建设,这就需要在“变”的同时必须保持“稳”,否则就成了一种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推进平等和进步,但其路径要求却有一定的矛盾: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权力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政治的发展则要求不断的权力分解与分享。这其中,分寸、角度、时机的拿捏,在在都是对改革者的严峻挑战。从开始于1901年的新政,尤其190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大清国的中央领导层日益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严重走样(参阅本专栏6月8日《“烂尾”的仁政》);而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

  更为严峻的是,自镇压太平天国以来,大清政府为了应急而打开的放权闸门,难以关上,地方不仅在一般行政上获得了巨大权利,甚至也干预过问军事、外交等代表国家主权、理应掌握在中央手里的“禁脔”,历朝历代最为忌讳的“问鼎”,在大清国似乎成了普遍现象。在权威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中央虽对改革的节奏、步伐有着相当成熟(未必完善)的考虑,比如设定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却不得不俯就民意的要求,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跑步前进。

  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日益激进的改革民意,其实只是地方实力派或其他政治群体要求分享权力的幌子,“政治上垒”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动听的宪政诉求异化成为争夺权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从公共领域的每一次撤退,并没有带来理想状态的“国退民进”,而是表现为“(中)央退地(方)进”,权力的运作依然是集权和专制,无非是集权者的尺码从中央的“XXL”(特大号)换成了地方的无数“S”(小号);甚至在不少地方和不少领域,表现为“白退黑进”,一些特殊小集团迅速占领了中央的权力失地,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基层政权“黑帮化”的倾向,大清国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固有的“马铃薯”分离状态相结合,“绅权”极度膨胀,“土豪劣绅”就在这种改制和转轨的空当中蓬勃发展,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大清国这条“泰坦尼克号”没有了舵手,冰山还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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