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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的“悔过书”令杜月笙萌发回大陆的念头

热度84票  浏览7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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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黄金荣在大世界被监督劳动

上海滩头号大亨黄金荣在1949年,选择了留在上海。《上海珍档》(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作者邢建榕,二十余年来从事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开发,此文披露了黄金荣的暮年归宿以及黄金荣写悔过书的一些细节。

群众来信:“黄金荣可杀不可留!”

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上海,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因此,当黄金荣的自白书(悔过书)刊登出来后,市民的反响极其强烈,都说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一时杀黄呼声高涨。

从档案中保存的群众来信看,没有一人不对黄金荣恨之入骨,纷纷要求镇压这个“大流氓”、“老恶霸”,说黄的自白书,太轻描淡写,“这么简单的几句,能掩盖他的累累血债?”“他欠下了人民数不清的血债,我们决不宽容他,希望人民政府必须把这罪恶的总根,先予铲除……”“黄金荣可杀不可留”!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共产党,与黄老板划清界限。

这时候的黄金荣,真的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黄金荣的“三件套”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何止千头万绪。黄金荣也过了一段平静安逸的日子。

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说“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虽然有人举报,但一直没人去管他。

不光大烟,黄金荣每日白相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天下,都是如此,要陪他到老死。他能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也有一半功劳。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现桂林公园)住一段时间外,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

这时黄家的排场还是不小,堪称大家庭,常住人口情况如下:

大媳妇李志清(大儿子已死)、二儿子黄源焘、孙儿孙媳两位、门警两个、女佣三个、男佣五个、司机两个、三轮车夫一个、烧饭师傅两名等,这时尚且如此,想见他鼎盛时的威风,更是如何了得。加上来来往往的旧友、门徒,谈不上车水马龙,但也颇不寂寞,一天开饭五六次,是稀松平常的事。无论如何,麻将搭子总归凑得齐。这似乎比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只能听孟小冬的京剧清唱,显得略胜一筹。

黄金荣还喜欢泡混堂,每日乐此不疲,即扬州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当初杜月笙笙要拉他一同去香港,黄金荣就说:“香港有否混堂?能否容我这八十多岁的人每天去攉趟浴?”说得杜月笙无言以对。

以租金收入维持生计

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据说黄金大戏院,就出租给了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已无心思去管这些产业,或者交给门徒经营,或者由二儿子黄源焘打理,钱一时还可以应付。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出来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

黄宅中抄出枪支弹药

偏偏这个时候,公安局又得到情报,说黄金荣家中藏有枪支。

此事非同小可,公安局马上派人找黄金荣谈话,责询有无此事。黄金荣一脸无辜,连连否认。后来查明,黄家确有一批枪支,黄金荣也可能确不知情。这批枪支弹药是黄源焘所藏,因其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分队长。

公安局派人抄出武器,计有长短枪十枝,其中两枝已锈坏,另有子弹数百发,日本刀数把。

时值镇反高潮,黄家匿藏武器案的反响可想而知。黄金荣本人真正感到了恐惧,他担心政府随时会来抓他,甚至会真的枪毙他。他彷徨徘徊,只好整日关在家中,束手待“毙”。

不动黄金荣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为我所用,党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

陈毅市长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副市长,都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潘汉年分析了黄金荣的情况,认为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和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他在解放上海时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至少对我党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我们就不必把他当作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解放后,一直不动黄金荣的主要原因。

勒令写悔过书

针对围绕着黄金荣的诸种情形,有关部门作了三点指示:

l、如此多的革命群众检举揭发黄之罪行,要求对黄采取行动,说明群众觉悟很高,对政府信任;

2.对黄金荣这个头号流氓之处理,为照顾策略,宜以削弱其实力,分化瓦解其组织为主;

3.对于黄金荣本人应责令写悔过书公诸报端,向人民谢罪,由人民“裁判”。

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结果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

杜月笙如何“读”自白书

据文史专家沈寂先生告诉笔者,他那时正在香港,那天去杜府拜访时,恰巧碰到杜月笙正在“读”香港《大公报》转载的“黄金荣自白书”。杜身体衰弱,所谓“读”,就是由管家万墨林念给他听。

黄金荣与杜月笙是同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杜自然急于知道黄金荣的自白书,是否提及他,又是如何提及他的,故香港《大公报》一登,便急差人找来报纸,叫万墨林念给他听。

杜月笙听了一遍,说:“墨林,你再读一遍听听。”于是万墨林读第二遍。自白书不长,其中一节谈“四一二”政变前后的事,“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

“停!”杜月笙对这一段掌故最熟悉,也最关注,挥手让万墨林打住,叫他慢慢将这一段读清楚,自己屏神聆听。

听完,杜月笙这才长长舒了口气,显得若有所思,轻声说:“我懂了,我懂了!”

杜月笙如释重负的,是没有听到他自己的名字。

想当初,他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华共进会”成立时,他不就是与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一道唱主角的吗?如今黄的自白书,丝毫未提及他的名字,恐怕不会是一种遗漏或疏忽,肯定别有内涵,不妨说是中共方面在传递某种信息吧,而杜月笙自以为是“懂了”!杜月笙的政治敏感性不可谓不强。

自白书两稿不同有奥妙

黄金荣写自白书时,不止一稿。初稿与第二稿原件如今都存上海市档案馆,但内容有较大出入。

第一稿中,杜月笙的名字赫然在焉。原文是这样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明察秋毫,将第一稿退回,责令黄重写。结果第二稿中,内容虽无大的变动,里面却找不到杜月笙的名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原因也很简单。杜月笙,是中共方面想要争取的一个统战对象,并且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临终之际,仍以葬回上海浦东故乡叮嘱家人。他知道,黄金荣比他强,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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