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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集中营里的巾帼英雄:落入敌人魔掌的女战士

热度81票  浏览25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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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遵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9000名官兵,在7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重围之下,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战死或被俘。特别是那些不幸落入敌人魔掌的女战士,在敌人的牢狱里,凭着革命者大无畏的胆识和精神,一方面蔑视敌人的刑讯,适时地给以舌剑唇枪的还击;另一方面还要千方百计地抚慰自己受难的战友,相互鼓舞,团结对敌。当她们身临敌人的刑场时,在生命最后一刻所迸发出来的火花是那样的绚烂和璀璨。她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壮丽的人生诗篇。

集体交白卷

江西上饶东南10余里,靠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附近的周田村、茅家岭、李村、七峰岩,是上饶集中营关押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各监狱所在地。三战区情报专员、大特务张超担任集中营主任,被俘的新四军官兵被编为2个大队6个中队,大队长、中队长、指导员都由受过训练的国民党特务担任。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编为一个队,通称“女生队”,属于中队管,和四中队被俘人员一起被关押在上周田和下周田两个村里。这里四面环山,周围十几里范围内都无村庄,非常隐蔽。村里的老百姓都被赶走了,关押战俘的民房门窗被堵死,仅留一个出入的小门,周围架上铁丝网,由受过特工训练的宪兵站岗。屋里砌了一条长炕,十几个人沙丁鱼似的挤在一条炕上,盖的是搜罗来的烂棉絮,上面爬着跳蚤、虱子,每日两餐吃的是掺着沙子的霉米、杂粮和一盆没有咸味的菜汤。被俘人员每天除抬石头、平操场、砍柴火、盖泥房外,还有“两操三讲堂”。清晨天不亮就要起床,风雨无阻地赶到几里外的大操场受训,国民党三战区派来的“教官”,打着“总理遗训”、“三民主义”的幌子,宣扬“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主义,污蔑“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新四军违反军令、军纪,必须制裁”等等。

经过了几个月的“军政训练”,张超和他的大小特工们,绞尽脑汁,举行了一次课堂测验。第二大队的第四、五中队都被集中在大课堂里,各队的特工们也都来了,宪兵们如临大敌,人人提着枪在课堂周围晃动。张超亲自参加监考。当被俘人员打开卷子一看,全是简单的是非、填空、问答题,但题题都是陷阱,如果照答,那就等于填写了一份自首书。

正当女生队的毛维青、沈巧、季白薇、杨瑞年、施奇、汪任求、李翠兰、田金炜等几十个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苦于难过这一关时,坐在毛维青身边的女生队党支部书记李捷小声对毛维青说:“挨时间,集体交白卷。”对呀!多巧妙的斗争方式啊!毛维青立刻传给旁边的人,一个传一个,很短时间内,参加测试的女战士们都知道了。于是,大家装着托腮思考的样子,或用铅笔头把考卷、桌子划得咚咚响,那些监考的特工还以为大家在动脑筋,写答卷哩!

5分钟、10分钟过去了,中队长曾恭生到女生队一看,试卷上一字未写,顿时睁大了三角眼,低声威胁说:“快写呀!这么简单的题目,还用得着那样费劲思考?中国不就只有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吗?你画上个'十'字不就完了吗?如果搞什么名堂,哼!回去当心你们的狗命!”

下课铃响了,女生队全都交了白卷。曾恭生前来收卷子,一张又一张地翻看女生队的考卷,却没有找到一张写上字的,连卷子上的姓名都未写。他气得狗脸像猪肝,两手不停地发抖,咬牙切齿地说:“哼!回去再给你们算账!”说完猛吹哨子,鬼叫狼嚎般地大叫:“女生队到大课堂外集合!快!”在返回路上,李捷低声对大家说:“回去有场风波,沉住气,坚持斗争!”

女生队的党支部,是上饶集中营各中队中率先成立的。支部委员是李捷、瞿淑、戴庆哲、杨瑞年,李捷任支部书记。大家默默记住李捷的话,暗自下定决心,准备接受任何残酷的“考验”。

到了女生队监房前面的操场,中队长曾恭生先把几个所谓“顽固分子”李捷、施奇、毛维青、瞿淑、戴庆哲、汪任求、杨瑞年、沈巧、田金炜、季白薇等叫出列,一道题目、一道题目地重复逼问,可是大家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曾恭生气得脸发青,两眼喷火,但也拿她们没有办法。他气急败坏地骂了半个小时,又罚女生队跑步。跑了半个钟头,才命令停下来,又一个一个按照卷子上的“是非、填空、问答”题,点名让大家回答。女战士们仍然只回答三个字:“不知道!”于是,曾恭生再罚大家跑步。跑呀,跑呀,施奇等几个人因身体有病和衰弱而昏倒了,他才发出“齐步走”的口令。可是,大家置之不理,还是“嚓、嚓、嚓”地跑下去,有意向他挑战。毛维青后来说:“大家似乎越跑越有劲,差不多跑了近两个小时,天黑下来了,月亮爬上树梢,星星出来跟我们做伴,大家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才停下脚步。”

在集中营里,我们的新四军女战士,就是这样无比勇敢、机智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

钞票上的字

跑步,这只是集中营特务们惩罚新四军被俘人员的一种,其他惩罚名堂可多了,稍不如他们的意,就强迫被俘人员做“二腿半分开”、“三点成一线”,或者让他们“吃扁担”、挨军棍、饿肚子等等。对所谓“重犯”,则采取法西斯手段,诸如针刺肚皮、坐老虎凳、站木笼、灌辣椒水、烙烫、活埋,名曰“金、木、水、火、土”5字惩罚法。虽然这5种残酷刑罚夺去了不少新四军被俘人员的生命,但没有人害怕它。一次,冬天下大雪,滴水成冰,张超下令让全体被俘人员上山伐木、垒墙。大家在宪兵和特工的押送下,身穿破碎的军装,有的披着一条麻袋,拄着树棍、赤着脚,一拐一跷地走上山。从早上干到日头偏西,才送来几桶糙米饭,大家饿得要命,可是饭少人多,男队许多人未能盛到饭。女生队李捷、毛维青、杨瑞年动员每人少盛一点,把省下的小半桶饭送给未盛到饭的男队人员吃。男队许多人都用感激的目光向她们致敬。

谁知,这一幕被麻脸中队副发现了,他气势汹汹地跑过来,一脚把饭桶踢翻,喷着唾沫大骂:“土匪!饿鬼!偏不给你们吃!”男队人员被激怒了,他们纷纷指着中队副的鼻子回骂:“你们这帮灭绝人性的东西,还有良心没有?你们吃饱肚子了,却硬逼我们饿着。女生队束紧裤带,省点饭给我们充饥,你却把它倒在地上,这是什么道理?”中队副又喝令特工和他一起动手打人,一霎时,对骂声、打人声、反抗声响成一片,乱成一团。

女生队人员气愤极了,有的要去与特工评理、抗议,有的准备与特工厮打、拼命。党支部书记李捷认为,不能硬拼,要与男队联合起来,有计划地与敌人展开斗争。毛维青说:“我认识男队的小丁,我写条子与他联系。”李捷同意了。

晚上,大家回到牢房,女生队住的院子和男队小丁他们住的院子只隔一道竹篱笆墙。毛维青在一张法币上写上“合起来斗”四个字,夹在一卷钞票里,从竹篱笆墙的缝隙里塞给一个男队员,让他转给小丁。男队员点头说:“好,一定转到。”谁知就在这时,担任值日官的中队长--杀人魔曾恭生出现了,他快步走过来问:“什么东西?”没有斗争经验的毛维青慌了,在篱笆这边禁不住地回答:“钞票!……”

“钞票!”曾恭生一听说是钞票,一下子瞪大了狗眼,一把从男队员的手里抢了过去。毛维青顿时手发抖,腿发软,既愤恨,又懊丧,事情没有办好,反而暴露了同志。她立即向李捷做了汇报。李捷考虑了一会儿说:“我估计敌人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肯定要追查,弄不好还会抓人,你和我们大家都要做好思想准备。”李捷想了想又说:“敌人已经知道钞票是毛维青递过去的,如果追问为什么要送钞票,就说男队吃不饱,送给他们买东西吃。要是发现钞票上面的字,追问为什么要写,就回答是大家叫写的。因为吃不饱饭,还要挨骂挨打,我们要联合起来做正义的反抗。”李捷郑重地对毛维青说:“这件事,有我们给你做后盾,他们奈何不得你,壮大胆子。”李捷拉起毛维青的手,又嘱咐道:“你要记住,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不管敌人玩什么花样,千万不要上当……”

果然不出李捷所料,第二天上午,曾恭生让麻脸中队副把毛维青带到大队部特务头子张超那里。

麻脸中队副一见张超,“嚓”的一个立正、敬礼。见毛维青坦然站着,便跑过来“啪、啪”就给她两个耳光,大声嚎叫:“你见了长官,还不立正敬礼!”张超滴溜溜的贼眼,把毛维青全身上下打量一番,阴冷冷地笑了一声:“嘿嘿!原来是个黄毛丫头!”随即向麻脸喝道:“别粗里粗气的,退下。”然后,装出一副慈悲相说:“不要怕,慢慢说。你叫什么名字?在新四军干什么?是不是共产党员?”毛维青按张超说的“慢慢”回答道:“我叫石岩(被俘后的化名),在新四军里抗日打鬼子的,刚参军不久,哪会是共产党员。”“唷!黄毛丫头!新四军是三分抗日,七分发展,你年纪轻轻,不要受共产党的欺骗!你们有领导吗?”毛维青知道张超问的是共产党组织,有意傻乎乎地说:“有呀,中队长,指导员,中队副。”

张超有点恼火了,提高嗓门,单刀直入地问:“钞票是你给那个男队员的?”毛维青沉着地回答:“是呀。”“钞票上的字是谁写的?”“我呀。”“也是你?”张超见毛维青一口承认,就紧追不放,连续追问:“是谁叫你写的?你联系的是谁?'合起来斗'是跟谁合跟谁斗?你们打算怎么斗?……”他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立起,一会白脸,一会儿红脸,反复逼问着。毛维青按李捷的提示,像背书一样周旋。张超终于耐不住了,拍着桌子大发雷霆:“新四军已经完蛋了。国民党深明大义,爱护青年,不把你们当俘虏,如早日悔过自新,前程远大,执迷不悟,悔之莫急……”毛维青心里暗暗地骂道:“你这条披着羊皮的狼,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胡说八道!”她背靠着墙,一声不吭。张超越骂火气越大,喝令麻脸中队副:“把她押起来,晚上带到女生队去审问。”

夜深了,张超果然带着毛维青来到女生队。麻脸中队副一声哨响,大声嚎叫:“女生队,快起来到操场上集合,快!”大家本来就没有睡着,都在想着敌人会怎样审讯毛维青。她们听到哨音和喊叫声,从草铺上爬起来,慢慢腾腾地来到操场上站好队。张超像一头要吃人的野兽,凶恶的目光在大家脸上扫来扫去。女战士们都默不作声,操场上死一般寂静。

张超终于说话了,他举起手里那张写上字的钞票问:“你们说,这张钞票上的字,是石岩写的吗?”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过去了,没人回答。毛维青当时想:可能是大家不了解我被审问的情况,不好回答。于是,毛维青向前走了几步,对战友们说:“是大家要我写的嘛。”“对!对对!是我们要她写的。”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

“你们为什么要她写?想暴动吗?”张超凶狠地问。

大家齐声质问:“你们为什么不给饭吃?”“为什么还要把饭倒在地上?”“你们为什么还动手打人?”“抗日有罪吗?”……

张超一时被问得张口结舌,只得装腔作势地训一通话,怏怏地溜走了。

特工们走远了,女战士们回到牢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流下了胜利的热泪。李捷、杨瑞年、黄兰说:“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敌人就不会得逞!”

演出与越狱

为了掩盖集中营里的种种罪行,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张超又耍了一个新花样--以第二大队为主,抽调其他队能歌善舞、能编会演的人员,成立剧团。女生队被调去了十几个人。开始,她们都不愿去,怕到剧团演出反动戏,等于叛变革命。张超发下命令:如果谁违令不去,就押送茅家岭。茅家岭是“狱中之狱”,是个魔窟,特工个个都是恶魔,进去的人很少能够活着出来的。支部书记李捷认为,还是以去为上策。她说:“这倒不是怕去茅家岭,而是因为,第一,我们自己人不去掌握这个剧团,敌人也会派他们的人去。第二,剧团人员是从集中营各队调去的,我们去了便于与各队联系。第三,剧团肯定要到外面演出,有希望与外面取得联系。第四,便于伺机越狱。”李捷还郑重地说:“有一条原则,坚决不演反动戏,到那个时候再去茅家岭不迟。”

李捷、杨瑞年、任求、田金炜、季白薇、李翠蓝等被调去剧团,除两个“改嫁”的叛徒暗中监视她们外,绝大多数是“自己人”。剧团的区队长、指导员虽然由特务担任,但他们不懂编导、剧务、布景、服装等业务,这些都需要由“自己人”担任。李捷还和几个党员商量,成立了剧团党的秘密支部,自任党支部书记。由于特务们一时拿不出反共的剧本,不得不同意演一些抗日名剧。如阳翰笙创作的《前夜》、邵荃麟创作的《麒麟寨》、鲁艺学院创作的《农村曲》等。大家还向特务们提出,为了演戏的需要,男队员需留长发(原不准留长发、剃光头),取消早操,改为到后山练功、吊嗓子等。区队长、指导员急于出成果报功,也不得不同意。李捷指示大家利用这个机会,熟悉地形,辨别方向,为尔后越狱创造条件。

1941年中秋节,剧团排练的第一台戏《麒麟寨》和《黄河大合唱》,在集中营的广场上演出了。参加观看的除各队被俘人员外,还有各队的特务、教官及其家属子女,张超和他的年轻老婆也坐在“观摩席”上。当幕布拉开,赖少奇制作的布景,让大小特务赞不绝口,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新四军里还会有这样的艺术人才!

台上的抗日战士慷慨激昂,台下的难友们心情激动。当演员们唱到《黄河大合唱》时,台上台下歌声汇成一片,声泪俱下,场面十分感人。这次演出非常成功,三战区的《前线日报》吹捧其为“东南第一”,胜过三战区的所有服务队演出的水平。张超洋洋得意,在顾祝同面前添了几分“光彩”。

不久,三战区要调剧团到铅山演出,这是剧团第一次到外面演出,男女演员们心里都“打谱”。就在此时,大队部传来消息,说赖少其被大队长传讯,逼他自首悔过,赖少其不从,被送进茅家岭站“木笼”了!李捷、杨瑞年、毛维青等闻讯后,立即向大队提出抗议,严正声明:没有赖少其,剧团无法到铅山演出。此时,三战区长官部又来电催促剧团迅速启程。特务看守们无可奈何,只得把赖少其放回来,让他和大家一起到铅山演出。

在铅山演出期间,李捷、杨瑞年、毛维青等党支部委员考虑,敌人不会放过赖少其,还是帮他逃走为好,并让邵宇和他一起走。一天晚上演出时,她们给赖少其、邵宇换上演出用的农民服装和草鞋,毛维青、李翠兰到后台掩护他俩出走。毛维青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全交给他们作路费。

演出结束后,特务们一点人数,少了两个,一查,赖少其、邵宇不在了,便大发雷霆,严加追问大家:“他们是什么时间跑的?谁看见了?知道不说就送去茅家岭站木笼!”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在台上演出,哪里会看到他们的行动呢?”“要不是你们前几天把赖少其送茅家岭站木笼,他害怕了才跑的。这还能怪谁呢?”

赖少其、邵宇逃走的事,张超根本不敢上报。1942年元旦,三战区又下令剧团到上饶城里演出。大队将剧团原指导员调出,换来一个新的指导员。这家伙一来就宣布:“剧团的人一律要办自首手续。”还封官许愿:“只要大家在自新书上签上一个名字,这个剧团就可以从集中营分出去,成为专业剧团,你们就可以有高薪和自由了!如果不在自新书上签名,道路只有两条:一是进茅家岭;二是枪毙。”并限定几天内做出抉择。李捷召开支委会说:“一切利诱、威迫,都吓不倒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敌人给我们指出两条路,那么还有没有第三条路?”杨瑞年和毛维青几乎是同时说:“有!越狱!”

李捷说:“对!机会难得。我这次不走,你们俩带队走。”

杨瑞年跟着说:“我也不走,剧团里战友还很多,支部就李姐一个书记怎么行?今后再找机会走吧。”

其实,她们心里都清楚,这次不走,今后恐很难再有机会了!但为了留下来的战友,她们决定留在狼窝里。

1942年1月30日,三战区演出队在上饶城里演出,大队部同意剧团晚上去“观摩”。毛维青等8人以背台词为由,留在团里没去。两个监视的叛徒开始也不想去,后被李捷劝去了。

天黑下来之后,毛维青等8个人分成两路,溜出大门,消失在黑暗之中……

1943年初,她们终于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取得了联系,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英勇牺牲

施奇,浙江省人,由于家境贫寒,14岁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不久,她逃到上海做童工,参加罢工斗争,受到党组织的培养教育,阶级觉悟提高很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她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年秋,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编入教导队第八队(女生队)学习。当时,她只有16岁,虽然年纪小,文化低,但军政训练成绩样样优秀,而且吃苦在前,勤俭朴素,组织纪律性强。不久,她担任了班长,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学习毕业后,施奇被分配到军部速记班当速记员,半年后又调到机要科担任译电员。1940年底,皖南新四军大部分北移前,组织上为了照顾老弱病残及女同志,决定让他们先走,施奇也在先走之列。但她向组织请求说:“组织上关心、照顾我,我从心眼里感激组织。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应当经受战斗的锻炼和考验。我想请求组织上同意我跟部队一起走。在战斗中,我可担任译电,保证完成任务。”组织上批准了她的请求。

在皖南事变的激烈战斗中,施奇不顾生命安危,在枪林弹雨中镇静地译发电报,坚持工作。当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我军弹尽粮绝,与中央的联络中断后,军部决定砸碎电台,烧毁密码,分散实围。在突围中,部队被冲散,大部分人为革命牺牲了,少部分落入敌人的魔掌。施奇在一个山洞里躲了几天,战斗结束后,才悄悄摸下山,在茂林附近找到一户穷苦人家藏身。谁知当天晚上,敌人就来搜查,闯入里间,掀起被子,见她衣服被挂破,身上有血痕,马上认出她是个新四军,十几个野兽般的匪兵,将她轮奸了,致使她下体受重伤,行动困难。敌人企图收买她,把她送到三战区政工队。施奇在那里不顾身体的疼痛,坚持宣传新四军的抗日行动,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惨无人道的兽行。施奇的宣传在政工队青年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敌特为之惊恐,将她投入监狱,并停止对她伤势的治疗。

施奇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了,下体溃烂,小便像混浊的血糊,无力起身行动了。而特工们却借机逼她自首,说什么“只要承认参加共产党走错了路,保证以后不再给共产党做事,就可以送去医院治疗。”施奇断然拒绝说:“我的肉体虽然被你们玷污了,但你们休想再玷污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只要我的心在跳动,我就要斗争!”

1942年6月8日,日本军侵犯浙赣线,国民党反动派狼狈向福建溃逃。万恶的敌人将施奇抬到茅家岭的一座小山脚下。施奇看出敌人的阴谋诡计,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着站起来,大义凛然地指着特务们痛骂:“今天,你们杀死我一个,明天,你们都要被我们埋葬!”

施奇被敌人活埋了!

杨瑞年,1916年出生在江南古城镇江市的一个书香之家。14岁考入扬州中学;17岁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镇江任教,并在中共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瑞年热血沸腾,她和妹妹杨青年于这年冬天悄悄离开了家乡。杨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在抗日前线牺牲了。杨瑞年先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学兵队。1938年初,新四军在南昌成立,杨瑞年奉调南下,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随军部转移到皖南。她给大哥的信中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叫弟弟华年到我们这里来吧!”1939年初,杨华年参加了新四军。

皖南事变中,杨瑞年和杨华年都被俘了。杨瑞年被编在二中队女生队,杨华年被编在二大队第六中队,姐弟俩分别被囚在上周田村和下周田村。杨华年在狱中染上了回归热,特务对他说:“只要你自首,是可以给你医治的。”他坚决拒绝了。

1942年6月17日,上饶集中营的特工和宪兵押着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向福建转移,杨华年所在的第六中队于下午4时许行进到崇安赤石,渡崇溪河时,六中队中共秘密支部感到这是个不可多得的突围机会,只要过了河再跑四五里路,就是武夷山的崇山峻岭,很容易逃脱。党支部决定举行暴动。当押送的宪兵所乘的船到河中间的时候,党支部书记一声令下,已经过了河的100多位新四军被俘官兵,在“冲啊”的呼喊声中,拼命地向武夷山的方向跑去。宪兵们一阵慌乱之后,向狂奔的突围新四军官兵射击。突围的新四军官兵们,冒着纷飞的弹雨,不顾一切地冲过稻田,跨过山冈,朝着高山密林飞速奔跑着。然而,由于长期苦役、疾病的摧残,加上长途跋涉的疲劳,许多人十步三跌。杨华年由于极度地劳累、紧张和兴奋,不幸跌断了腿,再也爬不起来,他推开要架他一起走的同志,第二天壮烈牺牲。

杨瑞年所在的女生队,只知道六中队暴动,对弟弟华年的生与死并不知道,她默默地祝愿弟弟逃出虎口,奔向抗日前线。6月20日,即赤石暴动后的第四天,大特务张超等人,从各队抽出100多名新四军所谓“顽固分子”,其中女生队被抽出的有:王大宏、黄瑞琛、冯勉、汤振、李捷、徐明、陈月霞、黄兰、凌鸣、杨瑞年、徐韧、朱平等14人,名曰补充第六中队。当他们被押到荒山茶树地时,才明白这是敌人预谋的大屠杀。面对敌人的枪口,每个人都知道为党、为人民、为抗日捐躯的时刻到了!当宪兵们端起枪时,他们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妥协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法西斯独裁者蒋介石!”“抗战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据一个当时执行枪杀的宪兵后来说:“这真是令人惊心动魄啊!141人,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人喊冤枉,其余的没有一个不从容倔强,视死如归,在高呼口号中倒在血泊里!有个女的叫杨瑞莲(杨瑞年被俘后的化名),吃了3枪还在喊口号,打了7枪才断气,头颅都被打碎了……”

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到底有多少人,现已无法查清确切的数字。笔者从有关资料中共查到51人,而越狱、抗战胜利后被解救出来的不足10人。不管是牺牲的还是幸存的,她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我党我军的光荣和骄傲,她们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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