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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背景下的采访:1959年外国驻京记者访西藏

热度35票  浏览3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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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夏是1959年我国西藏自治区发生平叛随之开始民主改革45周年。回忆起那次陪同外国驻京记者访西藏之行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特定背景下的实地采访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叛乱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了1951年5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签署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公然背叛祖国,破坏统一,进行分裂,组织武装叛乱,杀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并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从3月20日起,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开始平息叛乱,历时两个月,平定了叛乱。在此期间,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在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叛匪劫持到印度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任命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为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6月到7月,班禅等参加了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后回到拉萨,召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在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

中国政府的平叛举措以及在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动向,立即成为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关注的重点。在我国各界人民痛斥叛乱分子、支持政府平叛的呼声中,一些西方媒体则发出一片叫嚣,挑拨西藏人民和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关系,叫嚣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中国入侵西藏,灭绝藏人,侵犯人权,那里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谎言。

外国驻京记者纷纷向主管外国记者工作的外交部新闻司提出申请,要求去西藏进行实地采访,了解情况,收集材料,进行报道。我当时在新闻司任管理外国记者工作处处长。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新闻司就已应驻京外国记者的要求,安排了一批记者去采访。但现在的情况有些特殊,西藏暗藏的叛乱分子还没有完全肃清,尚不够安全,因此决定这次组织一批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的记者去采访,采用《人民日报》社负担费用邀请的方式组团赴藏,实际工作还是新闻司负责。经请示部领导经国务院批准后,我们安排了7个兄弟国家的15名记者,他们是: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波兰《人民论坛报》、《波兰通讯社》、《工人通讯社》,捷克《红色权利报》和《广播电台》,《新德意志报》、《民主德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电视台记者叶华女士是作家萧三的夫人),《匈牙利人民日报》、《匈通社》,《保家利亚通讯社》,罗马尼亚《火花报》,和三家西方兄弟党报即英国《工人日报》、法国《人道报》和加拿大《论坛周刊》的记者。长住北京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闻讯后也非要加入。她就是1946年8月毛泽东接见并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的那位记者。她已是74岁的高龄了,我们担心她承受不了高原气候,何况我们坐的飞机是螺旋桨又不是密封舱。但她坚持要去。每个报名者都要测量血压,凡有高血压的就不能去,结果斯特朗的血压正常,我们只好让她代表美国进步报纸《国民前卫报》同去,但为她专门配了一名医生。临行前,外交部长陈毅对我们的领队---新闻司康矛召副司长说:“斯特朗要活着去,活着回来,你得保证这一点。”

迷人景象引起的思索 

8月8日,康矛召、《人民日报》秘书长谭立率领着来自11个国家的19名外国记者和新闻司、《人民日报》等单位的人员共27人,从北京乘一架伊尔-14专机,飞往西藏。飞越唐古拉山脉时,飞机在山谷中穿行,俯首望去,下面是弯弯的河流,周围是层层覆盖着白雪的皑皑的山峰,和朵朵的云彩顶踵相接。这世界屋脊的景色是多么的壮丽、迷人,它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也勾起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和沉思:西藏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是什么人发起叛乱?为了什么?西藏人民又是什么态度?记得早在1951年,由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的阿沛阿旺晋美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后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后,达赖喇嘛还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给毛主席致电表示他拥护和执行协议,现在怎么又背信弃义呢?……

到了拉萨,我们一行人全部住进了招待所,所里虽简单朴素,但设备齐全,服务周到。招待所和拉萨人民医院、汽车修配厂、运输总站、钠金水电站、青藏康藏公路等都是西藏和平解放后修起来的。据说,在旧拉萨根本没有招待所,那时2万人口的拉萨就有1000名乞丐和逃亡农奴,他们住在用废料拼搭的破烂棚子里,以街头行乞为生。而现在这一切已一去不复返,到处都很平静。街上也没有解放军士兵。

我们一到招待所,具体负责接待工作的西藏外事处杨公素处长就来关照我们,看我们有什么采访要求,是否能适应西藏的生活和气候条件。他劝我们开始时行动要缓慢些。我开头一两个晚上的确睡不好觉,后来一切正常,而那些记者除了斯特朗外,个个生龙活虎。后来外事处还为我们举办了舞会,请了一些和平解放后到内地民族学院学习而现在支援西藏民主改革的青年藏族学员,他们原来都是受压迫的农奴,经过几年的学校生活,变得非常活泼、开朗,大家跳得非常开心。外事处知道我们吃不惯藏族人民吃的酥油糌粑,就给我们提供专门用高压锅才煮得熟的米饭、解放军自办农场种的蔬菜和当地的牦牛肉。尽管我们曾见到河流中有不少鱼,但藏人是不吃鱼的,因为他们有水葬的风俗。怪不得河里的鱼都是年老得漆黑漆黑的。

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和一位叫杨金辉(译音)的上校来招待所看我们。张经武向记者们讲了西藏平叛的经过,如叛乱是怎样搞起来的,叛军搞了哪些反动活动,解放军什么时候开始反攻,占领了拉萨哪些重要的山头和据点,叛匪有多少跑到印度去了等等。他们还概括地介绍了西藏的基本情况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据介绍:西藏全区平均海拔4000米,面积120万平方公里,其中农区面积占四分之一,牧区占四分之三。人口120万,农区人口90万,牧区30万,其中僧侣12万。全区耕地350万克(1克地相当于1亩地左右),实耕地290-300万克,每克地平均年产粮食100斤左右,每年总产量3亿2千万市斤。全区牲畜650-700万头。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下,在农区,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三大领主---贵族、寺院上层僧侣和噶伦(即官家)几乎占有西藏全部土地和农奴及奴隶;他们用地租、高利贷和乌拉差役剥削着农奴,剥削量占农奴总收入的70%以上。占人口90%的农奴没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占人口5%的奴隶(朗生等家奴)的人身、劳动全部为农奴主所有。另有不到3%的农奴主代理人。在牧区,占牧区人口1%的三大领主占有全部草场和30%的牲畜,3%的牧主和富牧占有30%的牲畜。而90%以上的牧民占有40%的牲畜。三大领主对牧民的剥削量占牧民总收入的80%。关于民主改革,要根据情况的发展,分三反双减、互助组、合作化等步骤进行。

我们开始在拉萨作了为期十多天的采访,去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哲蚌寺,拉萨的两个居民点,郊区的两个郗卡(即村子)---蔡公堂和美达郗卡,访问了翻身的农奴和朗生。斯特朗一个人就采访了贫苦的喇嘛和翻身农奴各10名,了解他们的身世经历。记者们还旁听了喇嘛、农奴们的斗争诉苦大会,也访问了爱国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和噶伦阿沛,参观了和平解放后建造的人民医院等。

布达拉宫依山而筑,长约300米,高达50多米,共有13层,由黄、白、红三色的几十种结构型式组合而成,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金碧辉煌,气势宏伟。数十座宫殿的每一座层顶、飞檐和佛像都是用金箔贴饰或镏金而成,十分壮观,充分反映西藏建筑艺术风格和西藏人民的聪明才智。我们还参观了达赖的寝室,它在顶层,远眺群山,显示其“至高无上”的位置,这就是过去达赖喇嘛的统治中心。

我们也参观了达赖喇嘛的行宫洛布林卡。这里有华丽的藏式建筑,树木花草一片绿荫,像北京颐和园一样,这里过去是达赖和贵族们的天地,绝对不许农奴们沾边。而现在我们却见到不少藏民在那里游逛。

喊叫声震撼了外国记者

和占人口很小比例的贵族、噶伦、上层喇嘛等人的奢华生活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们的生活。他们世世代代受尽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实行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中,把人分为三等九级,上等人士即活佛、官家(即噶伦)和贵族的命价等于与体重相等的黄金;而农奴们下等人的命价只值一根草绳。他们的生死大权属于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结婚和外出都要得到主人的允许。主人可以把他们和孩子随便卖给别的庄园主。他们的主人可以对不听话或逃跑的农奴处以挖掉眼睛、砍掉手臂等残忍的处罚。我们就采访了一个农奴,他是因为在和平解放西藏时给解放军指路而被主人挖掉眼睛的。我们还采访了一个名为蓝其的农奴,早在旧西藏他的左臂就因交不出租税而被主人砍掉。我们还参观了7月份西藏民主改革开始后成立的展览馆。在一个展览馆里我们看到搜集来的在旧西藏庄园主对农奴、奴隶施行酷刑的各种刑具:有大小不等的手铐(包括拷儿童的手铐),各种各样的皮鞭,还有削耳朵、鼻子,割膝盖和抽脚筋致残的刑具。那里还有一个专为挖眼睛用的石头做的帽子,上面有两个孔,戴上后压出眼珠,挖去眼睛浇上热油,受害者一般都会死去。还有一个蝎子洞,农奴被扔下去后即被毒蝎活活蛰死。旧西藏的哲蚌寺里也十分黑暗,寺里的广大下层喇嘛实际上也是农奴,上层僧侣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在这里有人皮做成的大鼓,有头盖骨做成的祭器,还有大腿骨做成的鼓槌。更可怕的是一个风干了的女僵尸,大喇嘛们用来作为神像招摇撞骗。种种展品十分恐怖,使记者们看了毛骨悚然。

外事处还安排我们看了一场文艺演出叫做“强巴的遭遇”,描述一个农奴的儿子从小被送进喇嘛庙,受到大喇嘛的种种虐待,催人泪下。我们旁听了一次批斗铁棒喇嘛(即警长)的大会,翻身农奴群起控诉他如何以势压人,逼人交那还不清的几十种苛捐杂税等迫害群众的罪行。在另一个批斗贵族拉鲁的大会上,上百名翻身农奴发出压在他们心底的世世代代的痛苦呼声,当场烧毁一大堆浸透了农奴血泪史的卖身契、地契和皮鞭……熊熊的烈火夹杂着人们的喊叫声,震撼了外国记者们的心。

外国记者们开始陆续发出报道。斯特朗写道:“西方的流言蜚语说什么中国‘镇压藏族',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实际上,正是这些农奴主对他们自己的人民进行了种族灭绝。”斯特朗尖锐地指出:“农奴主的种族灭绝整整延续了700年,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残酷生活、大量男性被迫当喇嘛,既不生产又不生育,梅毒像瘟疫般的肆虐,藏族人民就是这样逐渐走向灭绝。”法国《人道报》记者和英国记者说,“这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比欧洲的中世纪还要黑暗,西方叫嚷什么中国没有人权,不讲人权的恰恰是达赖和三大领主。”据了解,刚解放时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5.5岁,婴儿死亡率是43%。进藏解放军部队曾派出许多医疗队免费为藏族人民治病,后来还办了不少诊所和人民医院。在旧西藏95%的人是文盲,只有几百个贵族的孩子能上私塾。和平解放后50年代才开始有学校。

尽管中央人民政府是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但它认识到在西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有必要采取一个谨慎的政策,因为牵涉到一个宗教信仰的因素。因此,早在1951年,由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的阿沛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后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中就规定:“西藏人民应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业,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当西藏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就在协议签订后,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给毛主席的一封电文中表示他拥护和执行协议。阿沛还说,1956年,在陈毅副总理访问西藏后,中央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决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不进行民主改革,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不能性急”。

斯特朗写道:“尽管海外造了许多谣言,这里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北京是严格执行协议的,一直未进行改革,而且特别尊重宗教信仰。”她还引了阿沛的话说:“解放军或是中央在藏机构人员从未有人损坏过任何寺庙。”“中央还建造了三条连接西藏地区和内地的公路,并在该地区一些乡镇间修了道路。过去西藏没有什么工业,中央帮他们建了一些工厂、学校、医院、实验农场和拉萨的发电站。在建造这些工程时,付给藏民工资,还送给他们种子、农具或给他们无息贷款。”

鼓吹西藏“独立”的内幕

尽管中央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对待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稳妥政策,严格遵守协议并推迟民主改革,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百般阻扰协议,迫害帮助解放军的藏民,抢走解放军送给他们的种子、农具等等。到了1959年,反动分子居然撕毁协议,背信弃义,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叛乱。斯特朗问杨上校:为什么他们要搞武装叛乱?杨上校答:“农奴主们知道,根据1951年的协议,封建农奴制,即使一再推迟改革,最终还是要被废除,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从中国分裂出去,才能保住封建农奴制,即‘永不改革'---为此,他们一再鼓吹西藏独立。”这样我们大家就明白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所以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搞武装叛乱、鼓吹西藏独立,是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以永远保住残酷的封建农奴制,保住他们对千百万农奴的生杀大权。

西藏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很快就被解放军平息,达赖等人仓惶出走,逃亡国外。平叛后,西藏在7月间开始了民主改革。

那么究竟所谓西藏“独立”的根据何在?外国记者就此进行了考察。

我们参观了拉萨市的大昭寺,它是藏传佛教黄教派的著名寺庙。我们看到虔诚的藏民络绎不绝,他们在庙前进行长跪,长跪的那块大石板已经磨出了一个人形。庙内大厅里佛像前点燃着几百盏酥油灯。这所寺庙建于公元7世纪,由藏王松赞干布的妻子唐朝文成公主择地、设计,藏王的另一个妻子尼泊尔公主主持修建的。我们看到寺内供有文成公主从唐朝京都长安带去的释迦牟尼佛像一尊,寺门前立“唐藩会盟”古碑一尊。这一历史文物证明着早在公元641年吐蕃王子松赞干布与唐帝李世民侄女文成公主的联姻。这种联姻巩固和发展了汉藏两个民族间的关系。古碑也称“甥舅联盟碑”,说明松赞干布的子孙们世世代代称呼唐皇为舅舅。阿沛告诉斯特朗:“到了13世纪中叶,元朝忽必烈皇帝确定西藏为中国一个行省。设立13个万户府,建立统一的政教合一制度。”从此,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任命官吏,处理重大事件。历代中央政府都有效地行使了对西藏的主权。

根据大量事实,斯特朗在报道中有力地批驳了西藏反动分子和西方帝国主义鼓吹的所谓“西藏独立”,她写道:“1.七百多年来,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过西藏是一个单独的国家,或派大使去拉萨。2.甚至于在1904年当英国入侵,攻下拉萨,强迫西藏当局签订条约,索取75万英镑赔款时,这项索赔要求是送交给在北京的清朝皇帝,由北京来支付。3.在北京的赵朴初居士告诉我说,历代的达赖喇嘛都是中国当时的朝廷或中央政府批准任命和坐床的,包括当今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他出生在青海省,是国民党政府派兵护送他到拉萨,并由政府一位内阁部长按照几百年的惯例予以正式任命并主持举行坐床仪式的。

“西藏的千百万农奴站起来”  

在拉萨采访后,我们乘汽车前往日喀则。日喀则是班禅的驻地。他是第十四世班禅,主持扎什伦布寺。日喀则的喇嘛庙很多,也很漂亮,尤其是扎什伦布寺,它金箔覆盖的屋顶和飞檐,更是辉煌不凡。寺内红烛高照,香烟缭绕,精制的镏金佛像眉目传神,供台上均为一色的金制神器,寺庙香火旺盛。

班禅在露天搭起的大帐篷里接见了外国记者。他和蔼可亲,在谈话中不仅表明了爱国爱教的赤诚之心,还郑重批评了达赖出走的错误,申明他泾渭分明的立场。

在日喀则住了三四天以后,我们乘坐大木船渡过雅鲁藏布江到达山南。山南仍由喇嘛主宰着。我们看到他们的庙宇中挂了一些枯干的人手和人脚,顿感心冷齿寒。

几天以后,我们又回到拉萨。正巧赶上西藏人民庆贺旺果节。外国记者们观看了藏族人民踊跃参加的欢庆活动。会场上洋溢着一片欢乐气氛。我们看到他们表演的藏戏,头带面具的演员表演了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历史故事。还有藏民们的骑马射箭比赛。骑手们比赛在马上俯身拾哈达。有意思的是,当裁判宣布一位骑手为冠军时,他忽然转过身来,恭恭敬敬地向斯特朗鞠躬,并把哈达献给她。观众鼓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其他5位骑手也接着把他们拾到的哈达一一献给了斯特朗。还有一次,当我们到拉萨郊区的一个郗卡去采访时,见到25名采巴(译音,即农奴)正在一块农田里收割青稞。斯特朗写道:“他们是那么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是‘谁种谁收',再也不必把大部分的收成上交给他们的主子了,而且不久还要把这些地分给他们。”“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将被没收,而对于那些未参加叛乱的三大领主则采取赎买政策。”“这些农奴们见到我们来就举起农具向我们欢呼。我从来还没有受到过这么热烈的欢迎。”“我知道在旧西藏这些所谓的‘下等人'见到所谓的‘上等人'必须低头哈腰,伸出舌头摊开双手以表示我们没有毒药、没有匕首。”“而现在他们已挣脱了几百年来压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他们自由了,平等了。他们有了新生。”

一个多月的访问圆满结束了。外国记者亲眼目睹了在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致认为,西藏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部分,这里不能容忍黑暗、罪恶的封建农奴制度永存,必须要推翻和结束。民主改革中翻身农奴的喜悦和这里的一片新气象,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加拿大记者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亲眼看到了百万农奴从中世纪跃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斯特朗说:“我将把我的报道写成一本书,叫做《西藏的千百万农奴站起来了》。”

回到北京后,康副司长向陈老总报告说:“全体人员平安,斯特朗格外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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