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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上将赴苏谈判记:敢向赫鲁晓夫叫板

热度67票  浏览2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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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刚刚起步的新中国航空工业陷入了困境之中。但不久,赫鲁晓夫突然给毛泽东写来求和信,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上将受命赴苏联谈判。他有理有节,不辱使命,终于成功地引进了当时中国空军急需的米格-21制造技术。

赫鲁晓夫写求和信,刘亚楼赴苏谈判

1960年6月25日,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赫鲁晓夫突然进行反华宣传,两国关系出现裂痕。同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破坏对华援建项目,使得初露微光的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又呈现一团淡雾。

赫鲁晓夫这一手,无非是想重用当年压服欧洲一些国家的手法来压服中国,迫使中国服服帖帖听从他的摆布。但是,1961年2月,赫鲁晓夫突然以求和的口吻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表示愿意继续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希望尽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朝鲜战场上王牌飞机的空中对垒,使敏锐的军事科学家们意识到了研制高速战斗机的重要性。1958年,美国率先实现这一目标,研制成功M2.02(2146千米/小时)的F-104星式战斗机。苏联也在同一年研制出了性能相近的米格-21战斗机。

米格-21还在研制之中,中国就与苏联签订了引进该机的技术援助合同。合同刚签不久,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合同。中共中央军委在同年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空军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空军以高空高速战斗机为重点的发展方针,并要求首先将歼-6飞机(仿米格-19型)优质过关,继而研制出仿米格-21的歼-7飞机。

如今,在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之时,赫鲁晓夫作出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友善举动,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思前顾后、满腹疑虑,但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作出了惊人的抉择。在杭州一边疗养一边主持空军条令和教材编写的刘亚楼临危受命,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周恩来面授机宜,确定平等互利原则

临出国前,周恩来单独召见刘亚楼,交代工作。

去年6月,就在赫鲁晓夫突然决定撤回苏联专家之时,周恩来特地委托刘亚楼,紧急会见尚在青岛度假的国防部专家组长巴托夫大将,以便当面了解他对赫鲁晓夫决定撤回军事专家的反应。刘亚楼对巴托夫大将说:赫鲁晓夫同志下令要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并说这是专家们的一致要求,理由是我方对专家不友好,封锁消息,让他们无法工作等等,您作为专家组长,听到过专家们的具体意见没有,希望能公开提出批评。

巴托夫郑重其事地说:我和中国朋友相处,关系是融洽的,没有什么隔阂,我个人从未感到有什么不尊重,不友好,这些现象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至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样决定究竟是对是错,我个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历史的教训应该吸取,斯大林当年处理南斯拉夫问题,就过火了,不冷静,犯了大错,造成长期无法愈合的伤口,损失很大,再说,中国可不是南斯拉夫,更应慎重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要保留的。

刘亚楼通过这次约见,不仅摸清了专家组长的态度,还从中了解到大多数苏联军事专家对中国的友好,为中共中央进一步戳穿赫鲁晓夫的险恶用心提供了依据。

这次,周恩来与刘亚楼一起研究分析了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理方案后,说: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总的精神是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以平等互利的态度谈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对方蓄意挑衅,那就坚决据理还击。

刘亚楼详细汇报了空军和航空工业局就苏联准备转让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问题的讨论情况及意见。周恩来说:围绕制造权问题,我们已去过两个代表团。第一次是1951年1月,由何长工同志带队;第二次是1957年,由聂老总带队,苏联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两次去的专业人员比较少,摸底不多,这一次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专家,尽量把要索取的技术资料提得全一点,特别是原材料的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刘亚楼说:米格-21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之一,如果苏联政府真有诚意将它的制造权转让给我们,那无疑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次转机,不但解决了空军后继机种告急的问题,同时也可让我们的飞机设计、制造部门来个大练兵,在吃透米格-21战斗机的各种性能基础上,设计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周恩来神色严肃刚毅: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我们可以要,但不能允许苏联以此为借口附带任何条件。如果让他们想利用制造权进行讹诈,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那我们就宁可不要!

将军雷霆震怒,批驳陪同“克格勃”

3月,刘亚楼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为了预防克格勃无处不在的监视、窃听,代表团比较重要的会议都放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召开。那里有一房间,屋内装有干扰设备,打开机器,四壁能连续发出“嘟嘟“声,遥控的窃听器就无法听清房间的谈话内容。

刘亚楼提出参观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情况。苏方经考虑,同意代表团到该飞机的制造厂参观3天。

临出发前,刘亚楼再三交待:以前苏联禁止我们参观那个飞机制造厂,是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把我们请来的,来之不易哟。每个车间、每道工序、每条生产线我们都要认真考察、询问,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大家要清楚,过不久我们也将生产制造米格-21。

一天紧张的参观结束了,代表团被请进会议室小憩。当工厂为代表团准备安排住处时,陪同参观的德沃连钦科神态冷漠地说:不用了,中国同志今晚必须乘火车返回莫斯科。

会议室的气氛紧张起来,刘亚楼用俄语冷冷地问:你们答应让我们参观3天,现在刚看完一天,脑子里还有好些问题需要和工厂谈谈,可你今天就让我们回去,这是什么意思?

德沃连钦科蓝幽幽的眼睛透出一股冷峻、倨傲的目光:根据苏联法律规定,外国人未带护照不得在莫斯科以外城市住宿,必须当天返回去!

刘亚楼腾地从沙发上直起身子,声音十分激动、愤懑:我们是赫鲁晓夫同志请来的客人,你们这样对待我们,难道是友好的态度吗?

德沃连钦科直着脖子吼道:这是法律,谁请来的客人也不行!

刘亚楼轻蔑地一笑:我不了解你们的法律,可是你们作为主人,既然知道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为什么事先不提醒我们带护照呢?厂长耶尔马索夫一看情况不妙,慌忙上前劝和:两位暂且息怒,请到里边的小屋交换一下看法,否则大庭广众之下有伤大雅。

刘亚楼把手一挥,声如洪钟,令人震慑:不行,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当着大家的面把问题搞清楚,好让工厂的同志们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德沃连钦科知道自己遇到了强硬的对手,自第一次见面,他就感到对手非同一般,咄咄逼人。作为“克格勃”,他自然知道眼前这位对手不好惹的往事。

苏联航空节,刘亚楼不卑不亢回击赫鲁晓夫

那年刘亚楼率团参加苏联航空节。宴会结束后,赫鲁晓夫为其靠近美英法的战略意图,有意把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团团长请到一边喝茶喝咖啡,又说又笑,把东欧等兄弟党的代表都冷淡了。有的代表团感到不舒服,走了。

刘亚楼感到东道主的做法有失外交礼仪。但若像兄弟党代表团走开,显得不够礼貌,而且有失大国风度,不走吧,一直站在花园一角也不是办法。他向陪同的苏方联络官拉夫洛夫少校表达了不满:我们在花园里干什么?是离开好,还是继续呆着?

苏军少校忙跑到赫鲁晓夫那边,附耳说:中国团长不高兴了。

赫鲁晓夫一愣,亲自来请刘亚楼入席。赫鲁晓夫介绍:这位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司令,是文武双全的将军,曾在苏联留过学。

美国空军部长特文宁马上接过话:我和刘亚楼将军已是朋友了,宴会上刚刚碰过杯,表达了我们的友好愿望。中国空军发展很快,令人佩服。

赫鲁晓夫说了一通中国空军战绩辉煌的话后,莫名其妙地接着说:我们知道,土豆有芽,有皮,皮不能吃,我们便把这没用的东西扔掉了。中国的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蒋介石就像土豆皮,没用的东西,我们就把他和台湾一块丢进太平洋了。

刘亚楼立即纠正:总书记同志,你说蒋介石是土豆皮,没用东西应该扔掉,我没意见,但台湾并不是土豆皮,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能扔掉呢!

赫鲁晓夫“哦”一声后,颇为圆滑地说:也许我的比喻不够贴切。

赫鲁晓夫见刘亚楼当众顶撞他,有点生气: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土豆的心,是有用的,所以它组建空军,我们愿意帮它。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就在这,他很清楚。

刘亚楼为了给主人留点面子,便委婉地说:总书记同志,对苏联人民的帮助我们从来都是感谢的,既然您也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我们还有什么分歧呢?

赫鲁晓夫体面下台,拉过刘亚楼的手连道:刘亚楼同志,别误会,别误会!

答谢宴上,将军的真诚话语感动苏联空军主帅

俄罗斯天寒地冻,但刘亚楼的心却火热着。在一轮又一轮谈判桌上,他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在准备起草协议时,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问:苏方会不会提出派遣顾问呢?

刘亚楼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踱了几圈,一转身,说:我看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苏方只有通过派顾问才能达到控制我国航空工业的目的。他指示马上向周恩来发报请示。

周恩来很快回电:“派技术人员可以,对他们如何使用,主动权在我们这里。派顾问我们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派,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到时候你们就马上回来。”

苏方在准备好的协议书文本上,别有用心地写上“向中国派遣专家”字样。自从苏方无理撤走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后,中国对“派专家”这种提法很是反感。机敏的刘亚楼提议用“工程技术人员”代替协议书文稿中的“专家”这个词。

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斯米尔诺夫上将坚持不改,认为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本质区别。刘亚楼柔中有刚地说:既然您一再表示,这两个词没有区别,那为什么又不同意改呢,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苏方代表近乎失态地说:您何必吹毛求疵呢,反正我们是不想改了。

刘亚楼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严肃地告诉您,我是不会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的,请您把我们的意见呈报给赫鲁晓夫同志。

出乎意料,第二天谈判时,苏方主动按照中方的要求,将文件中“专家”一词全部改为“工程技术人员”。

3月30日,刘亚楼在“协定”上签字。合同规定,苏联将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飞机的特许权,但所有的技术援助都是有偿的。

当晚,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搞了一个答谢宴会,请了苏联空军司令、空军主帅维尔希宁元帅及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斯米尔诺夫上将等人。刘亚楼真诚地说:苏联空军过去在帮助和协同中国空军作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国空军成长壮大的道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总要由衷地说一句:感谢友军!

中国空军主帅没有忘记苏联空军对中国空军的帮助,这使维尔希宁深受感动。

克服苏方技术刁难,歼-7昂首飞向蓝天

协议签订后,代表团普遍感到高兴,但刘亚楼说:得看中苏今后关系的发展,要是中苏关系恶化了,即使现在达成了协议,也只能是一张牛皮纸――不顶用!

他的话多少有些先见之明。协议生效5个月后,苏联有关部门将制造米格-21技术资料陆续交付沈阳飞机制造厂,但技术人员按苏方所提供的俄方技术资料目录与资料一核查,发现苏方故意将一些重要技术资料扣下,特别是所提供的米格-21飞机样机的一部分零件根本无法装配飞机……

这些有所预料但所料不全的问题发生后,国务院迅速作出决定:飞机设计、制造等部门要对米格-21飞机进行全面的“技术摸透”,为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埋桩、夯基。

幸有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和沈阳飞机制造厂等单位群策群力,对米格-21进行全面“技术摸透”,先后解决了249个苏联提供的图纸中的疑难问题,编制了苏联欠交的8大试验技术文件。1964年3月,沈阳飞机制造厂全面铺开米格-21的试制工作,次年研制成功。这是中国歼击机设计、制造业的辉煌转折点,它就是目前空军仍普遍使用的歼-7战斗机。

当米格-21研制指日可待时,1964年5月,航空研究院提出要在米格-21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一种性能更好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而且技术、战术指标要全面优于苏联米格-23。米格-23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刘亚楼得知这个消息,大加鼓励:空军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你们成功时,我为你们摆酒庆功!

遗憾的是,刘亚楼翌年因肝癌辞世。4年后,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翱翔蓝天,它的身后是日趋庞大的航空产业体系,这也算是对英魂的告慰。

(摘自《开国上将刘亚楼与高层人物》 钟兆云著 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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