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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日军在与中共较量中感受到人民战争威力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解放军报   发布者:亚·诺尔曼
热度114票  浏览41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9月04日 16:11

两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忆当年。李紫恒摄

  

抗战重要战役示意图。资料来源:《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

  

中国抗日战争对盟军贡献示意图。左卓 绘制

  烽火淬炼的宝贵遗产

  ——访抗战史专家、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彭玉龙

  ■记者 武天敏 蔡鹏程

  西方军事史学家,曾称马拉松之战是“欧洲出生的啼声”。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言: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抗日战争中得来。

  战争,总是用刀锋书写历史,强制性地伐倒腐朽的旧木,又在战火焚烧过的土地上,催生新的萌芽。

  站在新时代的天穹下,用中国军人的眼睛回望抗日战争,我们更加相信: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

  于是,军事记者和军事学者合作了这样一篇战争反思对话录,我们翻开浸染鲜血的档案,一起盘点这场战争历经烽火淬炼的军事遗产……

  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

  记者:抗日战争是大的弱国抵御小的强国。这样特殊的对决,战略的确定无疑生死攸关。能否做一个设想,如果当年不是采取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战略,这场战争的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彭玉龙:回望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持久战和人民战争战略,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可以看,淞沪战役中,尽管中国军人誓与阵地共存亡,但牺牲消耗惊人:川军20军每天一个师一个师地开往前线,有的师上火线之后3个钟头就牺牲了一半,有的支持了5个钟头,就牺牲了三分之二……这说明,固然敌强我弱是淞沪战役失利的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初期企图单纯依靠军队和外援“速胜”的战略错误。如果照这样一场接一场的决战硬拼下去,中国的国防精锐力量将很快被消耗殆尽,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西北、西南的半壁江山。速战速胜,这正是日本希望看到的结果。幸亏,我们没有按照它的游戏规则打。这就是不对称作战的战略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记者:说到淞沪战役,台湾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役成功地扭转了日军进攻的“轴向”,即由从北往南打的“俯冲”变成从东往西打的“仰攻”,这样才能使“持久消耗战”得以实现。您赞成这种观点吗?

  彭玉龙:淞沪战役从客观上造成日军“从东向西打”的态势,但没有史料证明国民党政府在战役开始之前就有所谓“扭转日军进攻轴向”的战略构想。即便是有,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外援的“持久消耗战”也是无法支撑的,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的豫、湘、桂大溃败就是明证。正像一位前辈说过: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整个一部抗战史告诉我们:人民战争才是抵御外侮的铜墙铁壁、淹没敌人的汪洋大海。

  一场战争的爆发,不是一根导火索点燃的结果。战争天平的倾斜,取决于较量双方一枚枚砝码质量的叠加

  记者:按国际惯例而论,两国间战争应当发生在国境线,卢沟桥却在中国内陆。全面抗战的战火不在边境而在中国故都城边燃起。这一事件说明了什么?

  彭玉龙:这一事件,是旧中国积贫积弱导致的结果。根据1900年八国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出兵最多的日本获得了在华北要地的“驻兵权”,相当于在中国的肚子里潜伏下一条“蛔虫”。后来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日军,就是日军在丰台驻扎的一个联队。据档案记载,1937年6月1日这个联队有1171人。到6月10日,增加到5774人,还配备了装甲兵、工兵、通信兵、骑兵、宪兵、医院、仓库……日军能够在异国国土上短期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战争准备,如果中国是一个完全拥有主权的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可见,一个国家抵御侵略,如果背着国家贫弱、主权沦丧的包袱,战争的决定权就会操纵在别人手里,战争爆发的时间、地点就会听命于人、受制于人。

  记者:我们手头有一份日军当年使用的中国湘南地区地形图,山丘、小溪、村庄、水田、小路、庙宇、树林……非常精密、详尽、准确、清晰。湘南地区可以说是我国的腹地了,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弄得一清二楚?

  彭玉龙: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处心积虑,早有预谋。“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部的一些高级参谋如土肥原等人就化装成商人、旅游者,深入中国内陆进行专业的军事地形测绘。这些间谍,不少后来又成为统帅日军的高级将领,率兵侵入他们早已涉足的旧地,哪个村镇是战略要点、哪里的海滩可以登陆,包括哪里有一口水井可以饮马,他们都心知肚明。比如,日军从海上进攻华南,登陆点就是国民党军队疏于防守的大鹏半岛。所以说,日军了如指掌的地方不只是湘南。包括很偏远的一些地方,比如滇西横断山脉一带的地形也很熟悉。我1994年到那里考察,看见沿途都是高山峡谷,地势非常险要。抗战后期,日军企图从腾冲打进保山,兵锋就直指惠通桥——这座连接天险怒江两岸的唯一通道。所幸中国军队及时炸毁了这座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到现地去看,很难想象日军在战争准备上的精细和周密。

  决战的代价与决斗双方实力成反比,一支军队的素质是每一名军人的素质之和,实力的较量本质是素质的较量

  记者: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说,日军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以一个联队(团)足以击溃一个师,击溃杂牌军一个师只需一个大队(营)。这是事实吗?为什么他会如此狂妄?

  彭玉龙:除了众所周知的武器装备的落后、战略战术的失误,抗战前期国民党军队的兵员素质也较差。在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包括装备最好的“德械师”,很多士兵都不了解现代战争,敌人飞机从哪来,步兵不知道;炮弹从哪来,也不知道。中国军队生火造饭,炊烟一起,就成了日本大炮和飞机的活靶子……另外,我们以往常说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从整体上看是这样的,局部未必。比如,中国军队与日军同等编制的部队在兵员数量上差距很大。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调整师实编兵力不到1.1万人,日军的“驮马制”师团兵员数量达到2.8万人,“挽马制”师团人数也有2.5万人。对于这一点,国民党也是承认的,蒋介石曾说过:“我军3倍于敌可以守,6倍于敌方可攻。”

  记者:但是,同样是冈村宁次也曾说,消灭了共产党的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甚至说宁可“用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用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为什么同样是和中国军队作战,他却列出两种不同的“代价比”?

  彭玉龙:日军在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较量中,感受到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日军曾说:“对付中共军队,犹如切割根深蒂固的野草,费心尽力而又毫无成效,真正是无能为力。”从战术素养上,八路军、新四军中把手中简陋武器用到出神入化的官兵比比皆是。据统计,在全面抗战的8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子弹消耗不足4000万发、手榴弹约800万枚。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的伪军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消耗30发子弹、7枚手榴弹。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重视军事教育的日军反思这一切,将其归于中共军队有个“抗大”,认为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来源于此,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一种狭隘认识。事实上,整个人民军队都是锻造英勇善战钢铁战士的大熔炉。

  以弱胜强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历史的无奈。我们要记住“落后就要挨打”,更要警惕“失去发展机遇也要挨打”

  记者:“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飘满洋面……”在近现代世界军旅歌曲中,罕见日军这样血淋淋的军歌。日军确实是一支野蛮凶悍的强敌。要战胜它,就要付出更多的血的代价,不是吗?

  彭玉龙:日军的野蛮凶悍举世闻名,连它的盟国德国都说日军是“正在开足马力的野兽机器”。要战胜这样的顽敌,中国军人的战斗精神就必须比敌人还强。前几年,我参与了抗日战争中国军队伤亡损失的统计,发现国民党军队牺牲的将官有240多人,其中包括牺牲后被追授为少将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八路军牺牲的团以上干部达640多人,新四军牺牲的团以上干部有300多人,还不包括抗联。这个数据令我震撼,因为当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的干部都是“降职使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团长,在红军很多都是师长甚至军长,无疑也是高级将领。然而,这笔账从来没有人算过。我军在民族存亡关头,牺牲如此多的高级指挥员,决死拼杀的战斗精神不言而喻,这是我军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的铁证,是人民军队永远的骄傲!

  记者: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总是被别人逼到绝路上的时候,以血肉之躯去奋起抗争,总是在谋求以弱胜强。在这一点上,您认为抗日战争告诉今天的中国军人什么?

  彭玉龙:这是一个大命题,我只想有感而发。旧中国抵御外侮,总是面临一个贫弱的问题,总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总是在感叹“落后就要挨打”,总是在重复以弱胜强。直到1945年,总数超过90万人的八路军也只有37万支枪,每支枪平均不足20发子弹。今天的中国正在崛起,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今非昔比。但是,我们要警惕“盲目乐观就要挨打”、“失去发展机遇就要挨打”。我们必须永远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警,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决不允许任何人践踏我们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掠夺我们来之不易的建设成果、扼杀我们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今天的中国军人,既要守卫好洒满前辈鲜血的国土,更要守望好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未来!

  一寸河山一寸血

  ■埋伏好不久,日军的车队就沿着公路向平型关开来了,汽车和马匹挤满了整个谷底。团长一声令下,司号长和我吹响了冲锋号,战斗就打响了。

  ——老红军强勇、平型关战役八路军115师司号员

  ■有一次,我被日军死死围困。危急情况下,我把随身的文件、密电码烧毁,乘着敌人打出照明弹的瞬间,迎着敌人正面冲出去。当时,敌人的子弹在我们脚下像小金鱼一样乱蹦,还都是炸子。我们冲到敌人面前时,敌人一时惊呆了,端着刺刀不敢动。

  ——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吕正操

  ■百团大战最后一战,彭德怀在电话里向正在指挥进攻的129师师长刘伯承怒吼:“拿不下关家垴,我撤掉129师的番号,我告诉你,杀头不论大小!”

  ——时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1营教导员张英

  ■凡败战,非器之罪,乃人之罪也,要转败为胜,非有训练之指挥官,以后才有强悍之军队。

  ——中国抗战名将戴安澜将军

  ■我们的武器虽然不好,但是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就是准备和鬼子拼到底,死了算!

  ——96岁高龄、当年守卫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中的健在老兵杨养正

  ■我父亲在喜峰口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大刀砍得卷了刃。日本鬼子害怕大刀,戴上铁围脖,大刀砍上去直冒火星。29军的战士勇猛极了,用刀从鬼子的头顶砍下去,照样把他劈死!

  ——赵登禹将军长女赵学芬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战争是一种坦克、飞机、舰船和大炮的史诗式的斗争。我却从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归来,在那里,他们是从布满机关门洞和秘密入口的隧道进行战争的。

  ——采访过晋察冀根据地的美国记者亚·诺尔曼

  (欧阳治民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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