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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天可汗”制度兴衰:诸蕃推举的世界盟主

热度218票  浏览24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1月28日 10:21

  公元七世纪的初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振奋的时期。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其超群的谋略,以霸道灭其国,以王道收其心,在以三千铁骑灭东突厥之后,成功令西、北诸民族臣服,共上尊号“天可汗”,此段史实大家耳熟能详,但对于天可汗的具体含义和他所代表的权威,却各说不一,时见争执,故做此文,以求方家指正。

  

  关于大唐之天可汗释义及天可汗制度,先贤已论述颇丰。其中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一文,是如今讨论天可汗制度中最完整的单篇,也是最常引用的资料。他人的著述或有重大错漏,如李树桐《唐太宗怎样被尊为天可汗》中称天可汗之称为太宗一人所独有,显与史实不符。或仅仅对罗说的某些看法加以修订和质疑,其中以章群《评天可汗制度说》最见功力,然证据仍显薄弱,不足以动摇罗说之地位。或在罗说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进一步发掘,然仍未出罗说之基本框架,如林天蔚的《天可汗制度》(载于《隋唐史新论》)和姚大中的《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载于《中国世界的全盛》)等。故此,中华百科全书完全采取罗说作为“天可汗”一词的释义。本文既名《天可汗制度浅析》,自不打算做深入挖掘,旨在综合各位大家之论,略加评论和补充罢了。

  

  天可汗,又名“天至尊”,全名“皇帝*天可汗”,贞观四年太宗由四夷君长上此尊号,从此塞外诸族尊中华天子为“天可汗”,意为太宗不仅为大唐皇帝,更为西北诸蕃共尊的万王之王,“敬之如父,礼之如天”。而天可汗之所以被人称道,不仅在于其称呼上的尊贵,更在于一种实质性的政治体系。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维持胡风,又接受大唐官职,日人内田吟风称之为“胡、汉二重体制”,谷川道雄定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称为“胡、汉分治”,刘学铫称为“双轨政制”,雷家骥谓之“一国两制”。1、大唐皇帝被拥为天可汗后,即需维系国际和平,仲裁各国间之纷争,为天可汗之首要任务。维护各国独立,不受强国侵略,为天可汗另一职责。为表示对天可汗之绝对服从,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之征调,亦得受征至中国平乱。2、征吐谷浑征高丽等等,都有征发西域各族军队参战。平安史之乱,亦有此力。

  

  唐朝天可汗制度,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属于国际组织性质的机构,诸蕃推大唐天子为国际盟主,以唐朝的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和和平的力量,而大唐则以强大国力为背景,利用诸蕃之间的相互制衡为自己守卫边疆,减少兵事上的花费,建立起以唐帝国为中心的大东亚国际秩序,是为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天可汗制度有现今联合国的作用,但联合国为委员制组织,天可汗制度则为首脑统帅制(罗香林语)。知名战略学者纽先钟教授即认为,公元七世纪,当时的唐朝,已经建立了类似现代集体安全组织的天可汗制度。天可汗不仅是一种荣誉,更具实质意义,它的目的是使许多弱小邻国可以和平相处,共存共荣。日人称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殆非虚语。

  故此,天可汗不仅令史家称羡,更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战略学者的重视,希望通过对天可汗制度的研究,吸取相关历史教训,找到一条在当今冷战格局瓦解、已不存在共同假想敌的情况下,如何重建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天可汗制度本身即无假想敌,其主要功能即征召诸蕃部队讨伐“不德”,即不遵奉唐天子号令,擅起边衅的国家如高句丽、薛延陀等。)

  

  天可汗制度始于唐代武功鼎盛之太宗时代,高宗承太宗志灭西突厥后再度扩张,武后摄政为维持国内高压统治大杀边将,帝国之威信受到短暂的挑战和震荡,玄宗时代国力复振,玄宗本人即以天可汗身份排解各国纠纷达七次之多,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以后名实俱亡。本文拟从以下三部分加以详细解说:1、天可汗释义;2、天可汗制度的运作;3、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

  

  一、皇帝 天可汗 释义

  

  太宗以“天可汗”之称君临四夷之事始末,通鉴、两唐书、唐会要等史书都有描述,其中以杜佑的《通典》记述最为详尽:

  

  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临统四夷,自此始也。

  

  按传统说法,天可汗为国际盟主,西北部落直接称臣于中国者,称唐皇帝为可汗,不称为天可汗,二者有别。罗一之即谓:称太宗为可汗者,直以其地为中国属地之一部分,故须置吏设治;称天可汗者,则为国际和绥之联合首领,故即以其国首领为都督,而不别为置吏,户籍亦不上于唐之户部也。

  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中沿用了这一说法,并引《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646)铁勒诸部,请上太宗为可汗,皆请置吏,唐廷遂将诸部设置瀚海等十三个羁縻府州,以证其说法。然此说却有相互矛盾之处,如高宗时代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向唐称臣,并置州县,以诸国首领或为都督或为刺史,一如铁勒诸部,是故理当称唐帝为“可汗”,然罗氏却将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划归为国际组织之一环,称唐帝为“天可汗”。突厥本已为太宗、高宗所灭,属地置为州县,应属直接称臣,但按《唐会要》记述,阿史那德吉利在称唐玄宗时,也是“天可汗”而非“可汗”,并不符合其说法。

  

  相形之下,朱振宏提出天可汗为外族对太宗之尊号,代表其地位是高于西、北各诸民族君长可汗之上,与称唐帝者是否为中国领地或是国际组织一环无甚关系,太宗为共尊的“天可汗”,对外为国际盟主,对内已臣服的诸藩行使职权--“行可汗事”,此说似乎更为合理。

  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兼任西北诸藩可汗,任命本族人为各内附州县首领,接受唐官官职如都督、刺史的同时按照其本族习惯称可汗等,以免其族人“伤亡国之痛”,如阿史那思摩既是乙弥泥孰侯利可汗,又是唐化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等,在接受唐廷管理的前提下(如派官员参政监督等),尊重其本地风俗享有高度自治,其做法与千百年后邓公的“一国两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先例则可上溯至五胡乱华时期的刘渊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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