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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抗战时孔祥熙与宇垣一成中日秘密议和

热度63票  浏览4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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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议和,大多知道陶德曼调停,而对日本外相宇垣一成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的一次“和平谈判”,知道的人则不多。我通过查阅《日本外务省档案》(微缩胶卷)、台北《蒋中正档案》披露的相关电函,并参阅当事人宇垣一成日记、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的《我的外交官一生--对华外交的回忆》和直接参加谈判的日本方面当事人中村丰一的回忆,大致勾画出这次秘密议和事件的来龙去脉。

1938年初东京政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气焰愈益嚣张。侵华日军一面加紧炮制傀儡政权,一面进一步加强军事进攻。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1937年12月4日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又在南京炮制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5月19日,日军占领重镇徐州;紧接着,积极准备攻占“抗战中枢”武汉。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狂妄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立复兴的新中国”。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宣布“彻底撇开”中国中央政府,决意炮制傀儡政权的宣言书--《近卫声明》。

但是,日本当局也面临着财力支绌、兵力短缺等诸多困难。日本帝国议会批准的临时军事费20.22亿日元,半年俱已用罄。1938年2月2日追加48.5亿日元临时军事费,但筹措十分艰难。侵华日军兵力达16个师团,占日本总兵力24个师团的2/3。参谋本部侦悉北方苏联远东军有28个狙击师,飞机1500架,军备远远强大于关东军。从对苏联战略考虑,应在“满洲”配备8个师团,而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则要求倾重兵于中国战场作战。双方争执不休。侵华日军也不执行大本营制定的“不扩大战线”方针。最后,参谋本部决定:应放弃以军事力量解决中国事变,而以政略、谋略为主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军部决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来解决“中国事变”。

1938年5月末,日本近卫内阁实行改组,将对华政策调整为“和平”的方针。原因是:日本政府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后,受到国内特别是议会各政党的诘难,抨击该声明为“非常之失败”。同时,首相近卫认为,陆相杉山元跋扈专横,以“统帅权独立”为由,重大军事决策不让内阁与闻,“自己被牵着鼻子走”,萌生了辞意。经元老西园寺公望的规劝,近卫虽然接受了西园寺的劝解,但决意改组内阁。近卫在日本天皇裕仁的支持下,破例选择了允诺赞同“和平”方针的第五师团团长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为了抑制陆军滥用“统帅权”,近卫拟邀请“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大将入阁,担任外相。宇垣向近卫提出了四项入阁条件,即:(一)加强内阁统一;(二)外交一元化;(三)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四)不拘泥于“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之声明。四项条件的核心是同中国议和,解决事变。近卫欣然答应,说:“那很好,我赞成四项条件。入阁吧!”

5月26日,近卫对内阁进行改组。次日,首相、外相、藏相三相会议决定:在1938年底解决“中国事变”。这样,军部和内阁都作出了以“和平交涉”即政治诱降为政略、尽早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和平谈判”的背景。

蒋介石关注近卫内阁改组和政策走向

蒋介石对日本近卫内阁的改组十分关注,并特别关注宇垣一成出任内阁外相后的对华政策走向。1938年5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敌内阁改组,外相广田、藏相贺屋、文相木户等辞职,分由宇垣、池田、荒木继任。”6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会议上讲述近卫内阁改组的目的。他在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外务省发言人称:一月十六日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意义不过不与往来,并非不承认国民政府之意。”“此或欲求转寰,以为谋和之余地乎?”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关切宇垣一成出任新外相及其对华政策走向,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在20世纪初“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时候,他就结识了宇垣,并且有私交旧谊。当时,担任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的宇垣一成对流亡中的蒋介石、张群曾给予照拂。蒋介石等人认为,宇垣是“理解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士。北伐战争时期,1927年3月,时任日本陆相的宇垣一成认为,“务必不使共产主义波及全中国,要使南方派的蒋介石同共产党分裂是当前的紧急任务”。因此,他派遣军部铃木贞一到九江会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铃木转达了宇垣的口信:日本陆军认为,你应“同共产党分手”,搞“纯粹的国民运动”。蒋回答:“我到南京就表明态度”。20世纪30年代,张群曾赴东京与宇垣联络,并到京城(后改为汉城)与时任朝鲜总督的宇垣就“亚洲的将来与中日携手合作”等中日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上述历史渊源使蒋介石对近卫内阁改组后宇垣一成出任新外相产生一定的期待。

  张群提议中日和平谈判,宇垣提名孔祥熙为“谈判对手”

6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通过驻日使馆参事杨云竹、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的渠道,以个人名义向宇垣新外相发出“贺电”。张群说:“此次阁下就任外务大臣,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为东亚而欢欣鼓舞。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现。”

  宇垣立即复电,申明:“日中两国陷入如此不幸之形势,实令人遗憾。余昔日谈及之想法意见,今后定当竭尽最大的努力予以实现。”

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日两国政府高官首次直接的沟通。

张群抓住机会,向宇垣一成提议:“能让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即汪精卫--笔者注)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

宇垣答复说:“和平谈判,正是我们的期望。无论如何应立即进行对话。但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须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到张群和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就日本人而言,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相对话,是很容易谈拢的。但是,好容易谈拢,贵国国民却会谴责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不如选定同日本关系不深的人士出任我们的谈判对手更为适宜。”

张群回电说:“阁下所见甚是。我们居于二线,派他人出面,我们在其后声援。阁下认为何人为适宜?”

宇垣答复:“您确定谁,那他就是贵国的使节。我们不能指定派遣何人。请贵方自行确定。但贵方既然特地征询人选,作为我个人的意见而言,派遣孔祥熙先生如何?”

宇垣一成之所以提名孔祥熙为日中议和谈判对手,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孔祥熙“与日本关系不深”;二是孔祥熙在日华事变爆发时适在伦敦逗留,闻讯立即回国。途中在新加坡对新闻记者说,“日本、中国打仗没有比这更蠢的事了!这是东方一件大不幸的事件。必需设法尽早缔结日中两国的和平。”

这样,中日之间的“和平谈判”得以成行。其后,在汉口的蒋介石政府方面派遣的使者乔辅三到达香港,日本方面派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进行接洽。

孔祥熙派乔辅三与中村会谈进行摸底

6月17日,宇垣对外国记者说:“假如中国方面发生根本变化,日本将有再探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必要。”但是,他对“根本变化”一词不作任何阐释,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6月23日,一位名叫乔辅三的“中国要人”莅临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开始与中村丰一进行秘密会谈。乔辅三,曾留学美国8年,回国后于孔祥熙在山西创办的铭贤学校担任校长,不久调任中央银行秘书。1938年1月,孔升任行政院长,乔被委任为行政院秘书,是孔的心腹。

《日本外务省档案》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乔辅三与中村谈话的过程。

乔辅三对中村说:“我是奉孔祥熙的命令而来的”。“中国方面认为宇垣外相是对中国持公平考虑的人物”。“宇垣先生出任外相,日本政府现在的方针有何变化?对和平问题如何考虑?中国方面希望早日和平,认为宇垣先生是最为适宜的交涉对手。愿极为机密地通过贵总领事了解日本政府的意向”。“日本方面的所谓'根本变化'是什么意思?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是否要求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交涉的前提条件?”

中村知道乔辅三来意之后,首先打听孔祥熙提出这种要求的经过。乔辅三回答说,今年4月,完全没有讲和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觉到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应该继续到什么时候?现在,连负责人也深深感觉到这一点了。乔辅三说:“目前虽有一部分激进论者反对,但这是可以依蒋介石的意志来决定的。”

  中村问,虽然以孔院长为首的负责人希望和平,但是中国方面对讲和有无阻碍呢? 乔辅三说:“孔祥熙和汪精卫、何应钦等都非常友好,是至今不变的和平主义者”。“蒋介石本人,内心是希望和平的,这不用说,但是立场上不便说出口”。乔强调“和谈不要第三国参加,希望只在两国之间秘密进行”,并一再重复孔祥熙的指示,始终追问要不要蒋介石下野。

中村说,他将特电请示外务省再行答复。

5天以后,6月28日,乔辅三按照孔祥熙的训令再次访问中村,希望尽快得到日本政府的回答。乔私下说:“同总领事折冲这件事,不言而喻是没有与蒋介石商议过的。”同时,反复要求中村将孔祥熙希望在相当条件下实现和平的诚意充分转达给宇垣。

7月1日,双方进行第三次会谈。乔转达孔祥熙的建议,孔等衷心希望和平,特别希望马上终止战争行动。希望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解决,“希望日本政府迅速答复”。

  中村向日本外务省报告:中国方面探询日本是否以要求蒋介石委员长下野作为和平的条件。

  宇垣亲自起草复训稿,曾提出“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进言,认为“这样的话,和谈一开始就不会有希望了”。于是,宇垣“最后的态度,是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鉴于日本国内反蒋情绪,不宜一开始就露出底牌”。经过研究,结果将训令文字改成为:“日本国内对蒋氏反感相当强烈,是否以其下野为条件,目前不遽为决定,留待日后商量。至其他各点,则希与乔氏进行会谈。”

这样,以中村丰一、乔辅三“香港会谈”为渠道的宇垣一成、孔祥熙议和交涉开始进行。

孔祥熙提出:“此后进行直接谈判,以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谈妥?我们愿意知道日本所希望的条件。”

宇垣一成答复:“您佯作不知是不合适的。你们现在还这样讲,我对贵国的诚意表示怀疑。”

孔祥熙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宇垣当即答复:“如果您不晓得的话,我就讲了吧。日本对中国的要求,在去年12月广田弘毅外相已经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你们提过了。但你们并无回音”。“日本的外交方针,不因政府更迭而变,历届内阁或外相是一贯遵循的。广田辞了职,宇垣出来了,方针也是不变的”。

  宇垣复述了广田提过的条件,主要是:(一)承认“满洲”的独立;(二)华北、蒙疆(指内蒙--笔者注)作为特殊地带;(三)偿付赔款;(四)双方经济合作,共同开发资源;(五)日本在有的地区驻扎军队;(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

7月13日夜,乔辅三来访中村,说:“昨日深夜接孔院长的通知,说汉口方面诚意希望和平,但日本政府果真有此诚意吗?孔院长亲自训令要我回汉口”。乔辅三说,我预定15日乘飞机返汉口。

  在“香港会谈”中,东京决定“蒋介石下野”是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

陆相板垣征四郎原来承诺支持近卫首相实行对华“和平”方针。陆军次官东条英机是陆军新强硬派,他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日本才能议和。板垣接受了东条的主意。7月8日,在板垣陆相的坚持下,近卫内阁首、陆、海、外、藏五相会议决定:把“蒋介石下野”列为“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尽快促成中国现中央政府分裂崩溃”。7月12日,五相会议采纳陆军提案,又决定以“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作为“对华谋略”。东京新决策的实质是日本政府要“蒋介石下野”,将其政治诱降的对象改为汪精卫。

这一新变化自然影响到宇垣所掌控的“香港会谈”的进程。

  孔祥熙提出间接承认“满洲国”等“和平条件”,谋求日本让步

7月18日,乔辅三从汉口返回香港。当晚,对中村转达了孔祥熙的意见与“和平方案”:

  孔祥熙的意见是:(一)中日两国打下去,必将同归覆灭,必须早日转向日中共存共荣的路线;希望在汉口沦陷前迅速完成。“如果汉口失陷,讲和就困难了”,要求两军就地停战。(二)“蒋介石自西安事变以后,事实上是国家元首,集全国之众望,因而承认日本要他辞职是困难的。果真蒋先生下野,将由谁同日本签订条约?又有何人具有履行条约的能力呢?”“至少在履行条约之前,蒋先生必须依然处在原有地位”。(三)希望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对时局负全责而辞职。

中村回答:“蒋介石不辞职就很难说话。”对此,乔辅三颇有难色。

接下来,乔辅三提出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一)中国政府停止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中日关系好转而努力。(二)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三)承认内蒙自治。(四)决定华北为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五)非武装地带问题待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六)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必须再作研究。(七)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贫困,无支付赔偿能力。

《宇垣一成日记》记载:孔祥熙就“满洲国”问题还讲了这样一段话:“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的独立在我国国内很困难,只能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之间解决。如果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处理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现在大张旗鼓地写明承认满洲的独立,这确是很困难。”

  《日本外务省档案》S1.1.1.0-27号文书还记载,乔辅三特意向中村陈述了他返汉口国民政府高层磋商的具体情况:我7月15日向孔祥熙报告。16日孔就发表了那样明确的意见。“其间,孔曾和蒋介石见面,除了蒋本人下野问题之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量过而同意”。

日本代表中村听乔辅三陈述后说:“蒋的辞职是重要的先决条件”;“满洲国”是“庄严的既成事实”,现在不考虑变更国名;经济开发不限于华北,而且在全中国协力进行;日本方面最重视“防共”;在原则上必须承认赔偿。

这样,“香港会谈”第一阶段陷入僵持状态。

  7月22日,中村回东京请训。直到8月17日,中村奉命回香港。行前宇垣约见他,指示今后日中交涉的方针。宇垣表示:(一)他遵循日本政府的政策,坚持要“蒋介石下野”。(二)当两国正式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方面将由首相或外相参加谈判,要求中国方面派孔祥熙、张群、居正等人为代表。地点选在台湾或者长崎。

8月下旬,乔辅三、中村的“香港会谈”进入第二阶段。日本代表中村坚持“蒋介石委员长下野”为日本、中国议和的先决条件,毫无妥协余地。这就是说,孔祥熙试图以间接承认“满洲国”这样的丧权辱国的条件未能换取日本政府放弃要“蒋介石下野”的无理要求。

于是,9月1日,乔辅三正式通知中村停止交涉活动。

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对孔祥熙、宇垣一成所推动的“香港会谈”是知情的。《蒋中正档案》“总统府机要室”《特交档案》就有1938年7月孔祥熙将其“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呈蒋委员长”的档案。这些原始资料,可以证明,蒋介石并不是与香港议和谈判无涉的局外人。

例如,蒋档《特交档案》《孔祥熙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呈蒋委员长》的一份“香港情报”,报告:“中村丰一于会谈中称谈和事之进行,固当严守秘密,不可令日本少壮派军人知悉,即中国政府中人如汪精卫、张群等亦不可使之知晓,以免横生枝节”。这是“密洽”开始之际日方代表中村提示中方的叮嘱。他与宇垣当初答复张群不愿让中国“亲日派巨头”介入和谈是一致的。孔祥熙当即将这份报告呈给蒋介石。又如,蒋档《特交档案》《孔(令侃)秘书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呈孔院长函》中记载:“密洽者”(指乔辅三--笔者注)报告,中村总领事“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蒋介石)下野之意”。孔祥熙立即将这一要件呈蒋。蒋介石日记就出现了敌“逼余下野”,并嗤之“投机拙技,有何用哉”的语句。

宇垣、孔祥熙交涉“直接会晤”

  宇垣一成不肯放弃诱降国民政府的谋略,打算利用孔祥熙先前表达过想同日本外相“直接会晤”的意愿,把两国政府议和继续推动下去。对此,通过香港渠道,宇垣和孔祥熙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孔祥熙对宇垣表示:“通过香港中间人进行对话,怎么也有隔靴搔痒之感。双方意见不能很好地沟通。我想同您直接会晤,交换意见。能够见面吗?”

宇垣外相答复:“如果您希望会晤,什么时候都可以。”

  孔祥熙提问:“在什么地方会晤呢?”

宇垣回答:“我到香港、上海都行。但是香港是第三国所管辖的地方。在那里会晤是会令人奇怪的,或者将成为导致第三国干涉的因素。我方认为上海是适宜的地方,但先生方面感到困难吧?因为当前上海为日本军队所占领,在那里没有贵国的警察和军队。我本人在上海,可由日本宪兵和军队护卫,而阁下在本国国内受到别国军队护卫,会被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您一定会感到困惑。因此,您来台湾或长崎如何?我认为台湾或长崎主权属于日本,您受日本军队护卫,在国际法上乃属理所当然,不会成为国家的耻辱。”

孔祥熙当即答复:“好!我去,台湾、长崎都行。如果乘客轮,中途新闻记者上来,就会有麻烦。倘贵国能派军舰,那就非常合适了。”

  宇垣把孔祥熙要求直接会晤的事情报告了近卫首相。经过与近卫、宇垣和参与诱降活动的小川平吉等人策划,拟出方案如下:(一)按照孔祥熙以前要求直接会晤时提出过的“双方暗中约定反共”与“和平后蒋介石再下野”两点主意,举行孔祥熙、宇垣一成之间“直接会谈”;(二)当日中会谈进入达成和平协议的紧急关头,如果共产党反对,尽可能促使蒋介石发动暴力政变。据此,9月23日,宇垣外相在首、陆、海、外、藏五相会议上提出“长崎会谈”方案,并要求海相米内光政派出军舰接孔祥熙前来日本。会上,宇垣外相询问陆相板垣征四郎对该案持何态度,板垣表示:我对长崎会谈“并无异议”。海相米内光政同意派遣一艘巡洋舰接孔祥熙来日本。“长崎会谈”提案获得了内阁批准。

军部蓄意阻挠,“长崎会谈”告吹

实际上,陆军强硬派反对举行宇垣、孔祥熙“长崎会谈”。日本军部此刻正在加紧炮制一项设置对华指导机构“对支院”(后改称“兴亚院”)的计划,试图以这一机构统管“中国事务”,制定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设置“对支院”旨在夺取外务省对华外交职权,妨碍其“外交一元化”原则的执行。而“外交一元化”正是当初近卫邀请宇垣一成入阁承诺的四项条件之一。但是,此刻近卫表示不拒绝军部上述方案。同时,他还对新闻记者宣称:“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是帝国政府始终一贯不变的方针。”宇垣认为:近卫背弃其赞同“外交一元化”和不拘泥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声明的诺言,深感自己陷于孤立。于是,宇垣一成9月29日提出辞呈。这样,“长崎会谈”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尔后,中国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坚持抗敌,日本军国主义深深地陷入对华长期战争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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