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位置:全球军事网 >> 军事历史 >> 综合军事历史 >> 详细内容 在线投稿

曾经被遮蔽的西路军历史与还原历史的艰难历程

热度65票  浏览4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

朱玉教授告诉我,6月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随着总书记对李先念生平的评价,他等到了最关心的西路军一段。

“会宁会师后,他(李先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30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听到这里,76岁的朱玉教授说他笑了,“这是对西路军历史的再一次肯定,更是对众多西路军将士和他们后代的莫大告慰”。作为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者,朱玉为还原西路军历史本来面目所做的贡献,功不可没。

尘封的历史

1979年,46岁的朱玉调到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徐向前传》编写组工作,分配给他的是写徐帅在红军时期的经历,其中包括川陕、长征及西路军这段历史。

西路军,在中共党史上几乎成了“悲壮”的代名词。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仅150余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除400多人在陈云、滕代远接应下到达新疆外,7000多人阵亡,被俘遭虐杀活埋5600名,最后被营救陆续回到延安4700名,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2000多人辗转回到家乡。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曾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区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结论成了未来若干年来的主调。

“我在研究资料过程中产生疑问:三个军渡黄河,如果是擅自执行张国焘的命令,那么党中央发现后,为什么不下命令让部队返回?徐向前身经百战,如果想建立独立王国,为何不率军直插新疆,反而在凉州一带不进不退,待在这里被动挨打?”带着诸多疑问的朱玉,开始有意识地将重点放在中央与红四面方军往来的电报上。半个世纪以后,一段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渐渐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西北国防政府”

“1935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 (又名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一条信息:他动身前,曾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朱玉说。欲靠近苏联,当时红军可以选择的地点有两个:宁夏方向和新疆方向。

70年前的中国西北有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是1935年出任 “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1936年4月下旬,张学良明确对中共派驻在他身边的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

“张学良的态度显然给中共一个很乐观的估计。”朱玉教授说。中共高层渐渐形成了一个对西北局势的战略构想。“中共希望成立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 '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同时,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

从某种意义上,“打通”行动的成功与否,将是决定“西北国防政府”能否如计划发动的一个重要砝码。由于张学良不愿做 “打通”的主力,只能“隐蔽配合”,红一方面军自身军力有限,故中共中央只好寄希望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

西渡黄河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爆发了著名的“两广事变”。蒋介石只能暂时抛下西北事务,转而应付解决“两广事变”。

中共方面从中看到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时机。“因为蒋介石处理 '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中央决定将西北的发动提前。”“河西计划”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但不同意进入新疆;援助物资先从宁夏方向提供。“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进入新疆的一个原因是盛世才。盛世才半独立于蒋介石半亲苏,共产国际方面担心红军进入新疆境内,会给盛世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朱玉说。

正当中共方面想借机调动红军,以实施西渡黄河、占领宁夏的河西计划时,国内局势发生了变化--“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又回戈西北,对红军再度形成威胁之势。

“情势紧急,毛泽东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根据张学良建议,中共决定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陕甘苏区,与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后取甘西。朱玉教授说,这就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战略目的。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1日,中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计划纲领》。其中,要求“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把造船渡河的任务交给了主力部队李先念的红30军。李先念受命后与代军长程世才率军进抵靖远附近的黄河岸边。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指挥,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战。情势危急,当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及军委:“30军于23日渡过河。”但当晚因为黄河中间有片之前未侦察到的浅滩,船只受阻,偷渡失败。

心急如焚的李先念第二天重新沿河勘察地形,当晚,他们突破敌人防线,占领滩头阵地,30军全部成功渡河。此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9军渡河。正当31军准备渡河时,胡宗南部队已经北进,彭德怀建议“暂不过河”,已经开到河边的红31军返回阻敌。当时,担任警戒任务的是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因为国民党部队已迅速追赶过来,朱德、张国焘命令红5军也全部随船渡河。

至此,包含了红军三个军的河西部队,与河东的红军主力被敌人切断,从此开始了孤军血战的悲壮历程。

血战河西走廊

“河西部队过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这一块地方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绝非大军久留之地。”朱玉教授介绍。但是在“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鼓舞下,此时的河西部队并没意识到一幕悲剧已悄悄拉开序幕。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马上任命青海军阀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进击红军。李先念指挥部队与其展开拉锯战,战况极为惨烈。

如果说红军此前的战略重点是渡河、占领宁夏,那么此时,大兵压境下的红军河东部队,已经将重点转移到“击退南敌”上,占领宁夏的战略目的已不那么急迫。此时,共产国际方面又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11月3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电,说明原计划从外蒙古(即宁夏方向)的武器支援改为新疆方向了。

“显然,红军即便占领了宁夏,也没有取得苏联军事物资支持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河东的红军部队面临断炊的危险,而“蒋介石北上后张学良一直不表态,原来的计划全盘落空。”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秘密制定了一份 《作战新计划》,将红军重新部署,分为南路军、北路军,分头突破。与南路军、北路军相对应,在 《作战新计划》里将渡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的名称由此正式确立。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下设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此外,还包括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回民支队。

“不久,因为宁夏战役不能进行,东返还是西进,中央发来电报,征求渡河部队的意见,徐帅坚决主张可以独立完成单独打通新疆的任务。”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说。西路军将领也赞同他的西进意见。此时的西路军将士并不知道,中央及军委已经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而在为向黄河以东的战略转移作部署。徐向前后来回忆,“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11月9日,西路军按计划西进,9军占领了古浪城,马元海率军尾追而至,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起猛攻。9军苦战3天,牺牲2000多人。“这一仗之后,主力部队9军元气大伤。5军名义上是个军,但人数少,实际不足一个师的兵力,所以西路军后来主要靠李先念的30军作战。”朱玉教授介绍。

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在这样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满怀疑惑的徐向前曾在11月24日起草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但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

这个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让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战略转移”。

为了牵制河东的国民党部队,西路军便不能西进过远。于是他们根据中央指示,在永昌和凉州建立根据地。“这一带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又是马家军拼命争夺的战略要地,西路军不进不退,被动挨打,几乎无日不战。”朱玉说。

西路军在永昌与马家军打了一个多月的消耗战。此时的西路军已由2.1万多人减至1.5万多人。46年后,李先念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在那里犹犹豫豫,打打停停,停留了一个多月,是非常失误的。”

东进与西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以为蒋介石势力就此扫除的中共,又向西路军重提“打通远方”的任务。西路军遵照命令,准备西进。

此时,意欲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何应钦,指挥“讨伐军”进逼西安。12月22日,中央又来电,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抗击南京政府。

徐向前他们在调集兵力准备往东走时,12月25日“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中央军委来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于是,为了全局战略,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

没想到,几天后,命令又变了--1937年1月5日,西路军收到命令:“即在高台、临泽地区结集,暂勿西进。”此时局面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回南京后又扣押了张学良,准备进攻西安,河东形势再次吃紧。“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的顾祝同正在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谈判涉及红军活动的地盘问题,所以中央希望西路军原地待命以观局势发展”。朱玉教授分析。

可是彼时的西路军的领导人对河东形势的变化和军委的意图并不清楚,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提出,要求派红4军和31军增援,东西合力夹击敌人,“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要求“独立完成任务”。于是,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1月20日高台失守,5军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均壮烈牺牲,3000名战士战死。

河东的战略变动使西路军贻误了战机,终于被敌人重兵包围。

最后的战役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集结到倪家营子,还剩1万多人。在这里,西路军将士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

2月13日,西路军军委会致电中央表示,希望等天气稍暖后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但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以中央书记处及军委主席团双重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除不同意西路军转出青海大通西宁外,还很严厉地质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有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西路军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其间,徐向前不断向中共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持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于是,中共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随意用兵,以造成 “破坏和平”的口实,“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希望尽力通过谈判解决。”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余部退进祁连山。在一座被当地人称为石窝的山上,陈昌浩最后一次行使了军政委会员主席的职权,他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将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留下来的人里就有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当时,石窝山上一片哭声。徐向前曾劝说陈昌浩留下来以稳定军心,而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去!”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其中红30军的剩余人员被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攀行在祁连山的雪岭冰谷之中。4月29日,终于到达新疆与甘肃交接界的星星峡,与盛世才的接应人员接上了头。西路军将士的命运极为惨烈:红9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被大刀砍死。与总部失去联系的妇女独立团,遭重敌包围全部被俘。这些女战士有的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西路军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徐向前说,“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共态度明显改变,蒋之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又发出最后通牒,东北军高级将领态度分化,终于激起了西安方面内部兵变。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于2月2日枪杀了赞同中共主张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等,致使东北军内部严重分裂。原计划中的西北三位一体至此全面瓦解”。

艰难的还原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因为话题敏感,在曾经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成都军区司令员陈明义的支持下,几千字的文章印了若干份,发到红四军的老干部手中。

此后,朱玉又发表了两篇关于西路军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都仅限于在内部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但它还是引起不少争议。朱玉的一位同事回忆,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

与此同时,朱玉的这篇《“西路军”疑》出现在邓小平眼前。“现在也没弄清楚,小平同志是从哪个渠道得到这篇文章的。”李而炳说。因为邓小平任政委的二野的老同志不少出身红四方面军,大家推测可能是邓的某位部下将文章送给了小平同志。邓小平对文章非常重视,将《“西路军”疑》批给了李先念。

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文中明确说:“……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邓小平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可是一段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并不是那么顺利的。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仅因片头解说中有“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一语,便被责令将拷贝全部收回……

199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对西路军问题,仍沿袭以前说法。李先念得知后,非常生气,他当即给中央党史工作小组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这位温和的老人用罕见的严厉语气说:“'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混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1万多西路军将士吗?!”已经印刷的书籍被悉数收回、修改、重印。

1990年6月,90岁的徐帅因心脏病住进301医院。李先念来到301医院看望徐帅。徐帅用手示意李先念走到自己跟前。李而炳回忆:“他告诉先念同志,自己的后事有三点交代: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这时的李先念紧紧握着老领导的手,转过头来,他一脸庄重地对李而炳等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这三条……”临终前的几个月,李先念经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西路军悲壮的一幕:战士们自动排成左右两排厚厚的人墙,掩护李先念、程世才和军部机关从中间通过。敌人的子弹一排排地射来,许多指战员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通道……

1990年、1992年,徐向前与李先念相继去世。亲属们根据他们的遗嘱,将他们的部分骨灰撒在祁连山脉,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我想这是两位老人最后的约定,西路军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无法忘怀的一段经历,他们毕生都怀念那些牺牲在大漠的战友们,最后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说到此,李而炳的眼里有泪光。

上一篇 下一篇
发表评论
换一张

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网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查看全部回复【已有0位网友发表了看法】
上传文档,出售文档:

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