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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外交首次轰动世界

热度33票  浏览6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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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高层大型国际会议,新中国外交首次轰动了世界。

周总理端庄而潇洒,一言一行引起与会代表和记者的高度注意

4月26日下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五大国的总理、外长、专家齐聚一堂。周总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破天荒第一次同坐在一个大厅里开会,举世瞩目。会场内几百名记者忙碌着抢拍镜头,尤其注意的中心是新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

新中国的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中露面,端庄而潇洒,他的一言一行引起与会代表和记者的高度注意,是新闻界争相报道的中心人物。

4月28日,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首次发言。他指出,苏、美、英、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为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而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他在全面阐述亚洲的形势和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之后说,中国人民对朝鲜问题极为重视,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朝鲜代表南日27日提出的"关于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他表示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考虑这个公平合理的建议,使之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协议的基础。

此后,周总理就解决朝鲜问题作了多次大会发言,主要谈及下列问题:一、关于战俘问题,二、关于朝鲜和平统一和自由选举问题。周总理强调,朝鲜的和平统一只有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双方协议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但有些国家的代表要利用比例代表制来反对双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以图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这种办法即使凭借外国军队的力量也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

周总理以雄辩的口才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赢得了许多与会国代表的赞赏

6月15日,举行了最后一次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会上,南日提出了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的六项建议。周总理即建议以南日的建议为基础,召开由五大国和南北朝鲜参加的限制性会议。接着,苏联代表莫洛托夫提出关于维护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草案。然而,美国代表对朝、中、苏的建议断然拒绝。之后,泰国代表宣读了美国等十六国宣言,声称"由本会议进一步考虑与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实际上是想立即中止会议对朝鲜问题的讨论,以此关闭在国际上讨论朝鲜问题的大门。

周总理立即表示,十六国宣言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他建议与会国通过下列决议:"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比利时代表发言称,中国代表刚才的建议的精神已包括在十六国宣言中,因而不同意会议通过中国的建议。周总理即席发言说:"如果十六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却连这一点和解的精神都没有吗?"周总理以雄辩的口才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赢得了许多与会国代表的赞赏。那位比利时代表站起来,以诚实的态度表示接受中国代表团的建议。但当会议主席艾登宣布,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时,美国代表急忙出来阻挠,声称"不懂得中国建议的范围与实质何在",在请示政府之前,不准备表示意见。当艾登表示会议已不能在任何一个文件上达成协议时,周总理再次发言,先对比利时代表的和解精神表示满意,随即指出,美国代表的态度使大家都了解到,美国是如何阻挠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和解性的建议的。美国要在韩国长期驻军,阻挠朝鲜和平、自由和统一的丑恶意图在国际社会中被暴露无遗。

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被粉碎了

会议从5月8日下午起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的国家,除五大国之外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保大政权(打着"越南国"的招牌)、老挝和柬埔寨。

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前后进行了75天,在这一过程中,法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议会否决了对拉尼埃内阁的信任,6月18日以绝对多数票授权孟戴斯-弗朗斯组成新内阁。孟戴斯-弗朗斯发誓,要在7月20日以前解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否则他将辞职。

6月19日,日内瓦会议就老挝、柬埔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司令部代表立即会晤,讨论停战问题,并在21天内将有关情况提交大会审议。6月20日起,会议休会。周总理抓紧这段时间向各有关方面进行疏通说服。6月22日晚,他宴请范文同和柬埔寨、老挝代表,介绍三国代表相识。第二天,周总理前往伯尔尼,同孟戴斯-弗朗斯会晤。当天,我在我国驻瑞士公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用英文宣读了中法两国总理兼外长的会谈公报。记者问,这次会谈是谁采取的主动?我回答说,正如孟戴斯-弗朗斯先生所说,是中国周总理采取的主动。记者还问了其他一些问题,如这次会晤是不是法国承认中国的第一步,对解决印支问题的讨论有何影响等。第二天,西欧的不少报纸都在头版用特大标题报道了中法两国总理会晤的消息并发表了不少评论,有的报纸称此举是法国"承认毛泽东政府的先声"。

周总理同孟戴斯-弗朗斯会晤后,立即离开瑞士前往印度和缅甸访问,之后又回到广西柳州同在那里访问的胡志明主席进行了8次会谈。回到日内瓦后,周总理又频繁地同莫洛托夫、范文同、孟戴斯-弗朗斯、艾登等进行会晤。7月20日,各方在会外达成协议,确定在北纬17度线略南、九号公路以北划定军事分界线并签署《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7月21日下午,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闭幕,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署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西方舆论发表了不少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个人对日内瓦会议所起作用的评论。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指出,印支停战将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提高。美国《商业周刊》的评论称,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内瓦会议所粉碎。有些报刊称:"已有不少人将周恩来喻为印度支那会议的挽救者,他已赢得了外交舞台第一流人物的地位。"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共举行了二十多次记者招待会,接待外国记者来访四百多次

日内瓦会议期间,我负责中国代表团的新闻组,紧紧围绕会议进程开展对外宣传和对国内报道的工作。在每次重要会议或中国代表团的重要外交活动后,我们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通报有关情况,向新华社提供相关新闻稿。

中国代表团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是4月28日下午在记者中心举行的,时间在英国和苏联的记者招待会之前。到会的各国记者有三百多人,可以看出他们对新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十分重视。会上主要由龚澎同志介绍周总理当天下午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在当晚8时举行的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对杜勒斯的发言进行了评论。本来没有安排正式提问,但我刚讲完,记者们便纷纷拥上来提问。我有选择地作了回答。在招待会上我们还向记者们散发了周总理发言稿全文,带到会场去的五十多份发言稿被一抢而光,于是我们又向日内瓦的媒体中心"记者之家"咨询处补送去了几十份,后来听说还是不够,我们又送去了一批。

由于会议讨论时不允许记者在场,各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实际上是向外界公布会议进程和各自主张的重要渠道。有时会场上出现的针锋相对情况,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要马上反映出来,所以重要活动一结束,各代表团很快就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的记者招待会在及时通报会议进展的同时,除侧重介绍我方的主张与立场外,还特别强调我们努力争取通过协商使会议达成协议的态度,并对会上不合理的主张和言论进行批驳,特别是揭露美方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蛮横态度。

除五大国都派有阵容强大的记者团外,不少亚洲国家的新闻媒体也派来了记者。我记得有一次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伊朗等八个国家的记者共同向我们提出,想见见周总理或者同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谈点知心话。后来由我跟他们见了一次面。他们对我说,同那些随与会代表团前来的记者相比,他们这些非会议参加国的记者像是"没娘的孩子",希望中国代表团能照顾他们。后来,周总理在去印度访问前,专门回答了《印度教徒报》记者雪尔凡伽的提问,对已经开了八个星期的会议作了一个简要的评价。

为了利用日内瓦会议记者云集的机会,增加外国人士对新中国的了解,我团开始举行电影招待会,第一次放映的是彩色的《1952年国庆节》,到场的三百多位记者无一提前退席。第二次电影招待会放的是被周总理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于场地不大,只发了250张请柬,结果剧场的座位全都坐满,晚来的只好站着,连未被邀请的美国记者也前来观看。放映过程中,有的记者竟感动得频频拭泪。电影放完以后,记者们无论对故事情节、拍摄技巧和丰富的色彩都反响热烈,有的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仿佛置身画中。更有人作进一步理解,如希腊记者说,这个电影是革命性的,是反封建的,现在中国大概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在看完我们的两场电影后,一个美国记者悟出一个道理说,中国现在不要战争,要工业化。各国记者们要求今后多举行类似活动。后来,我们驻瑞士使馆在日内瓦圣彼得广场剧院又放映了一场《梁祝》,招待日内瓦州的官员、名流和与我建交国的使馆人员,四百多个座位的剧场仍然爆满。

日内瓦会议期间,我们共举行了20多次记者招待会,接待外国记者来访400多次,发布新闻公报、发言人声明、有关消息稿近40件。我们介绍并评论会议的进展,阐明我方立场,宣传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对当前重要问题的主张,揭露美国阻挠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政策和言行。我们还介绍了新中国的情况,给西方记者以深刻的印象,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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