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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战略战术分析

热度261票  浏览194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1月30日 17:56

  我们今天回顾抗战时期的二十几场大型会战与数万中小型战斗,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中国军队在劣势条件之下,以血肉之躯与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硬拼,大概就是“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之类的场景。但对实际的作战状况以及战略思想的演进,能够提出的具体说法,寥若晨星,凤毛麟角。而在政治因素长期影响之下,今日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又很容易引起一种错觉。如美国学者费正清(Fairbank)所言:“国民党的抗战,在历史上沉闷而缺乏活力及积极性,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不如将这段历史跳过,将眼光摆在延安的新兴政权上。” ?

  贪污腐败的国民党部队,精神上只知消极抗战,曲线救国,积极反共,与共军搞磨擦。作战时则一味蜂屯蚁聚,稍触即溃,毫无战略规画可言。但奇怪的是这种部队却可以与日军鏖战八年,打到敌人悲叹“中国方面的战政局,或永无和平解决之日”。 ?

  抗战时期国军的战略思想与战例,并不常被提出讨论。尤其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几乎被公认为乏善可陈。而国共内战的情势逆转,更使得相关的讨论与研究,在半个世纪之内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禁忌。以国民党的立场而言,抗战时期一大半的立功将领在内战时被俘或投共,相关的深度战史讨论,势将引发尴尬。所以战后的战史编修,以点到为止,语焉不详为其特色。而外国的论述,一向对国军表现评价甚低,大量的外国资料,取材于抗战后期对国军有严重偏见的在华美军指挥官与记者的观察。这些片断的观察几乎一律倾向负面评论,为史迪威夺取国军指挥权提供声援。胜利后接踵而至的国共内战似乎又印证了这种看法。 ?

  笔者对抗日战史颇有心得,在浏览比对大量的战例之后,发现抗战时期国军战略思想的演进,是在恶劣条件下逐步进行实用化的修正与综合,个中的发展与战例,实在深富趣味。如果以客观角度,比对同期的同盟国对日陆地战事规模,结果尤其惊人。日军以2.5师团打垮麦克阿瑟的美菲联军,以5个师团横扫东南亚。可是同等规模的兵力,在面对劣势中国军队时,却显得有气无力,而且时常惨遭败绩。与同期外国战史相较之后,才能确知抗日国军之英武豪迈及国军高级指挥官的杰出才干。在动辄纵深百里,可以任意机动的大型战场上,面对装备窳劣而无机动力可言的国军,日军居然没有取得任何一次决定性胜利,反而屡次损兵折将,自招重挫。大战期间,日军大本营对其“百战百胜”的驻华派遣军责难甚深,每年均下达多道训令,要派遣军想办法胜利结束对华作战。武汉会战后其大本营两次集结全陆军之主力转运中国,意图一战解决,均告失败。究其原因何在?其最后一任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深切痛陈:“只要敌人的抗战意识持续不灭,就不能期待决定性的战果。”日军大本营收到报告后默然不语。虽然皇军有能耐将堂堂美军打得摇旗投降,将独霸东亚半世纪的H.M.S打得溃不成军,将法国殖民地部队吓得和平改编,但鏖战八年,就是无法让内忧外患的重庆政府俯首罢兵。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方对中国战局的要求也降低到不过希望和谈及体面撤兵,互结盟谊而已。与其早时嚣张气焰相比,已显过分委曲求全。其中原因,后之评者却罕见细究者。 一、国军的战略分析 ?

  笔者汇整抗战时期的各期战例,作了一个战略思想发展的简略分析,先将抗战时之战略思想流衍,约略区分为三大阶段,私名之为血肉长城型、后退决战型及攻势思想萌芽期(名称均由笔者杜撰)。 1、血肉长城型:?

  “血肉长城”为抗战初期一常用宣传语,而与事实上国军的战略思想,颇多相合之处。抗战初期国军囿于机动力之贫乏,不愿与敌实行运动战,而以广正面布防之方式,一线展开,点点设防,沿线固守。这是一个最笨拙的方式,为战略所深忌。 ?

  在抗战前的传统内战上,一般敌对双方兵力大致相等,所以较敢进行战略层级之大规模运动战。著名战例如中原大战时津浦路方面以第19路军迂回晋绥军右翼,导致晋军主力崩溃。1933年11月福建动乱,中央军除正面进击之外,并海运第9师在厦门登陆,直接抚敌侧背。国军的高级指挥官并不缺乏机动歼敌的能力与创意。而抗战前在陆大授课的德国教官,也对日后成为抗战时期主力参谋军官的陆大学员们不断耳提面命,强调运动歼敌的重要。没有活泼的兵力调动,德军就不可能在坦能堡取胜。这些教导,对国军指挥官都产生极大影响。 ?

  抗战军兴之后,河北的第一场大会战,日军挟其机动力之优势,沿津浦路与平汉路不断迂回突进,国军以中原大战时的名将刘峙上将出任第2集团军总司令,主持阻敌防御。 ?

  国军虽然调动大量精锐部队北上迎战,但是防御正面过广,第2集团军不得不将兵力一线展开,单线布置,省略战场纵深。日军则发挥其机动力之优势,或单点突破,或迂回侧击。国军若攻势前进必被打乱,若守势防御则遭侧击迂回,一时攻防追退之间,尽失其序,十万国军狼狈溃退。日军战史称此役为保定会战,国军不称会战而仅称阻击战,以大军溃退之间,无会战可言也。〔注一〕自此之后,各线国军均不敢轻言机动,而改以布置战线,坚守却敌为已足。八月淞沪会战,九月忻口会战,各战区均将所有主力一线排开,形成前史罕见的大型防线,避免与日军机动作战。但这种规模的布防,兵力需求也达空前程度。再加上传统的战线布署,习采单线配置(敌军之动作并不比本军快,因应裕如,自无需多留兵力于后,以备急需),所以每为喜单锋突进之日军所乘。 ?

  1937年10月太原会战,晋军失去了可依据的山岳防线,在晋中平原上琅琅大败,折耗至惨〔注二〕。1938年3月徐州会战时,李宗仁上将虽拥40万雄兵及内线作战之优势,仍怯于决战,干脆跳出包围圈,撤退了事。一口气失地数百里。一时虽显睿智,但国土几多,岂能为长久之道?其后武汉会战,国军险要尽失,唯有在广阔平原上与敌搏斗,此时布署更是窘态毕露。展观武汉会战战史,从江苏打到湖北,几乎所有国军方面主要防线的失利退却都是由日军的迂回运动造成(其“波田支队”,即以此出名)。国军即使砸下大量兵力,于正面战场上布置星罗棋布的防御阵地,复责以死守不退,但仍难面面俱到。武汉会战各战役中,日军除以联队、旅团级(有时达师团级)部队实行战略迂回外,甚至利用水运迂回,国军在战略布置上都没有有效因应之良策。唯有尽心竭力、死缠烂打而已。抗战一时呈必败局面,前景难堪。 ?

  武汉会战时,日军伤亡兵力达20万以上,所以虽然攻达武汉,但也难以再接再励,直下四川(虽然当时川东鄂西防务甚差)。此后仅发动局部作战,如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广州战役等。此时国军主帅虽在防线之布署上竭力改尽,但仍不脱单线旧法。所以只能责成前线将士浴血死战,再以预备队随时填补。补得好如随枣会战固能挽救战局,但若遇到如南昌会战时战车冲锋的场面,即难固守,而再度造成兵败如山倒之惨烈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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