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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产的共和:袁世凯为何《临时约法》如厕纸

热度72票  浏览9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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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南京临时政府也公布了由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因为袁世凯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因而南京的参议员们也紧赶慢赶,终于在老袁就任之前将条文拟定。 

前面说到,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独裁专制甚至走上帝制的回头路,特意设立了三道紧箍咒,可惜前两道都已经失效,如今剩下的最后一道,这便是《临时约法》了。《临时约法》是宪法性文件,清廷在前两年也搞过一个类似的东西叫《钦定宪法大纲》,后来在革命风潮吃紧的时候还弄了一个《十九信条》,但终究未能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当然,清廷搞的君主立宪式的宪法文件,与《临时约法》不可同日而语。 

《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共和的宪法性文件,它在第二条明明白白的写着:“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整个第二章,规定的全部是人民的权利,很有时代的特色,比清廷那个山呼万岁、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大纲》要进步许多。 

当然,以上说的都是些虚的,《临时约法》中最具杀伤力的其实是关于大总统的权力限制问题。本来呢,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上,章太炎、宋教仁等人是提倡责任内阁制,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但他们的主张遭到了孙中山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认为,责任内阁制只适合于和平时期,但现在是革命的非常时期,革命党人怎么能够对自己信任的领袖设立防范的法律制度呢?孙中山还说,我不会听从这样的意见,高高在上,变成一个废物,误了革命的大计。所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的是总统制。 

说到这个内阁制和总统制,其实都是欧美国家的舶来品,这里稍做简介。西方国家民主革命之发源,最初是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其中经过了数次反复,最终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将国王变成了议会的傀儡。换句话说,英国的国王虽是国家元首,但只是国家的象征,并不掌握实际权力,权力则主要掌握在议会手中。因此,英国是民主国家却非共和国家,因为他们的元首是继承而非选举产生的。但是,国王不掌握权力也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议会只具有立法权而不具备行政权。在多年的政治运作中,英国最终形成了政党政治,哪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就由谁来组织政府,也就通常说的“组阁”,这也就是历史上最初的责任内阁制,首相和全体阁员对议会负责。 

在英国革命一百多年后,美洲大陆的英属殖民地也闹起了革命,结果美国独立,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倒是毫无专制历史的包袱,由此产生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也是因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所赐。美国的国会和英国的议会类似,但在行政权上,美国人却独辟蹊径,那就是将国家元首和行政权合二为一,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总统制了。美国的总统并非由国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各政党推选候选人进行竞选,获胜者组织新一届政府,与国会并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权力上,总统制比责任内阁制要宽松许多。 

民主革命搞得最激烈的法国,却将英美两国的特征加以调和并形成了另外一种独特的体制,那就是法国既有总统,又有内阁总理。法国之所以有总统,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国家元首,而之所以要设立内阁总理并总揽行政大权,就是为了防止总统擅权。结果,法国的总统反成为了一个摆设,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里的讨论只限于二战前,二战后法国的政体又有了新变化,总统的权力增大不少)。 

以上三种都是民主政体,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还有一种打着民主旗号的特殊政体,这便是德国和日本的伪君主立宪制(这也是指二战前)。之所以说德国和日本的政体是伪君主立宪,因为它们虽然在形式上和英国类似,但君主的权力却和传统专制国家没有什么两样,所谓的议会、内阁,都只是君主的襄助机构,正如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 

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清廷的本意是想学德国和日本的模式来糊弄一下老百姓,但结果却是“假立宪引发真革命”,因为民主这东西仿佛孽种,一旦孳生便会自行生长,当权者要是让民众尝到了民主的滋味,那立宪的进程就不会按当局所设计的发展,清朝的覆灭其实就是证明了这个道理。最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全国各地群起相应,这时清廷匆忙间制定《十九信条》,想学英国搞君主立宪的真民主,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不管是真君主立宪还是假君主立宪,在中国都行不通,因为革命党第一个要求便是要共和,不要皇帝,更不能要一个满人皇帝,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对立宪制基本不予考虑。但是,中国毕竟是个有着上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如何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民主政体也的确是个难题。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便在责任内阁制和总统制之间来回摇摆,最终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采取了美国的总统制。 

随着清帝的退位,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又犯愁了:这袁世凯是个旧体制下的旧官僚,对民主共和制度可谓是一无所知,如果按照总统制来运作的话,弄不好就会权力失控,搞出个新的皇帝来。于是,孙中山在和革命同志们精心商议过后,又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成了《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这时的大总统名义上虽然好听,但他的权力却受到内阁总理特别是参议院的严格限制,这显然是南京革命党人为防范袁世凯而特意量身定做的。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一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袁世凯也并不在意,只要他先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南京方面发来的文件一切都好说,他都一概同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到时候老袁真干上了总统,到时凡事都要一切重来的。要知道,翻云覆雨,一手遮天,那可是袁世凯的强项。 

《临时约法》颁布后的第三天,袁世凯便按照约法第43条,向南京临时参议院举荐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并组织新内阁。本来呢,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的革命党是很想拿下总理这个职位的,但当时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在民国初建时遇到颇多的挫折(主要是经费、派系等问题,后叙),因而在政治上也渐趋消极,他们无意去竞争国务总理这个职位。袁世凯提名唐绍仪做内阁总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唐绍仪早年在美国接受教育,外加上他又是广东人,因此比较容易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3月11日,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 

说起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却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生于1862年(同治辛酉年,也就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上台的那年),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唐绍仪的父亲在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其族叔唐廷枢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唐家算得上是一个熟悉洋务、思想开通的家族。 

在很小的时候,唐绍仪便在上海读书,接受新学知识。1874年,年仅12岁的唐绍仪作为清廷第三批官派留学的幼童前往美国,由此在美国念完中学并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前面提到的蔡廷干也是香山人,是第二批留美幼童)。可惜的是,由于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绍仪在美国呆了7年多,回国的时候只有19岁。 

由于学业未成,李鸿章觉得这批半拉子“海归”闲置可惜,于是便将这批人分别送到天津的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譬如蔡廷干被送到天津水师学堂,后来进了北洋舰队;唐绍仪也得以继续深造,并于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袁世凯在担任清廷驻朝鲜通商代表的时候,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与袁世凯结下不解之缘,并一直追随袁世凯,成为袁总统的老部下。 

在袁世凯的帮助下,唐绍仪在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后做过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下台后,唐绍仪作为袁世凯集团的重要成员,也就自觉的辞职赋闲,直到袁世凯再度出山。在同南方革命党的谈判中,唐绍仪一直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足见袁世凯对他的信任。 

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3月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开始组阁工作。由于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因此唐绍仪首先要做的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为此,唐绍仪提出将南京临时政府的九部分为十三部,除了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七部外照旧外,将实业部分为工业、商业和农林三部,另将商业部拆分为交通和邮电两部。 

唐绍仪分拆各部的目的,无外乎可以多安排几个部长,调和些人事安排上的矛盾。可惜的是,唐绍仪的提议很快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反对,参议员们最后只同意将实业部分为工商和农林两部,邮电仍属交通部,不必分离。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便由最初的九部变成十部。 

在内阁各部总长的人选问题上,唐绍仪也颇为思量。首先是陆军总长的位置问题,非常棘手。按南方革命党人的想法,黄兴既然不做内阁总理,那他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就应该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但陆军总长这么重要的职位,袁世凯岂能让革命党人染指?袁世凯的意中人乃是他的心腹大将段祺瑞,他声称:“如果段不能担任陆军总长一职,他就辞去大总统一职”。南方革命党人听后群情激奋,反非要争这个职位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黄兴顾全大局,自甘退让。在3月28日的南方军界会议上,黄兴公开声明自己不接受陆军总长的职位,并恳求大家不要再争。说到动情处,黄兴竟然声泪俱下,终于使这场风波平息。黄兴一生淡泊名利,其座右铭是“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功成亦不居”,可谓是革命党人中的道德楷模,结结实实的一个厚道人。 

3月29日,唐绍仪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首届内阁的各部总长候选人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财政总长熊希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梁如浩。 

从名单上来看,外交总长陆征祥是无党派人士,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外交好手;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和交通总长梁如浩是袁世凯的人马;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和工商总长陈其美是南方革命党的同志,南北双方可谓是平分秋色。 

在随后的投票中,除了交通总长梁如浩因票数未过半而被被否决外,其他人选都得到顺利通过。由于交通总长人选被否决,唐绍仪随后又提名汤寿潜为总长人选,但再次被临时参议院否决,最终由唐绍仪自兼交通总长一职。 

3月30日,袁世凯根据临时参议院的议决结果发布任命,由唐绍仪组织的民国首任内阁宣告成立。有意思的是,在南北议和和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颇多交往,双方倒很有共同语言,似乎其早年的共和、民主观念被再度唤醒。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因此,唐绍仪的这届内阁也有人称之为“同盟会内阁”。 

按唐绍仪的本意,他可能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顺利的开展内阁的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已经有离心的倾向。由此,唐绍仪也与袁世凯埋下了不和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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