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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在羊面前是只带念珠的狼

热度108票  浏览19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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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州国皇帝溥仪夫妇的合影(资料图片)

我的恐惧――我在狼面前是只任人宰割的羊

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人,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

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实在忍不住受的折磨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然而我越怕牵累,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佟济煦心神不宁地和我说:“咱们的护军,好像很遭关东军的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佟济煦的担心,我是明白的。所谓护军,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这不同于“军政部”统辖的宫内“翊卫军”,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名义上都是士兵,实际是按照军官的要求加以训练。但我还没想好处理办法,事情就发生了。

在一个星期日,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他们和朝鲜人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和朝鲜人,还带着狼犬,向他们动起手来。护军这次也给逼急了,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朝人的围攻,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原来,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冈代向关东军说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这些条件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我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做了。

一九三七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我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忧。这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

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他一九三五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

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餐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也只是略动一点,绝不多动一口。

当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皇帝。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些?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没有?”

我心里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吉冈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工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因此,我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

从此我怕的东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里人,怕大臣们(像德王那样可能出卖我)。后来我连睡觉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随侍守夜,更不敢叫童仆们为我站岗,找护军来我也不放心。最后,我想出个依靠假人守卫的办法。我叫人给我用草和泥做了几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给穿上军装,放在我的屋后。当然,我不把用途告诉别人。到晚上临睡时,我把它们搬到我的卧室里,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谁要是半夜里想进来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吓一跳。

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由诚可贵,

面子价更高,

若为性命故,

二者皆可抛。

在羊的面前是狼

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逢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佣人打骂。同时,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虚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癫癫的生活。

我的性格中,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的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到了伪满以后,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只狼。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越发有了发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的刑罚。打人的花样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我打。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在动手打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我便疑心他们朋比为奸,可能临时转移目标,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有时,我心里不高兴,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我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成一环形,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

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七八个侄子,在宫里念书,这原是我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我说说话、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样地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这就是说,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

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童仆。他们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把他们遗了下来,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了他们,给他们完全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同时又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这个慈善会的孤儿,在种种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长的。这些孩子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更糟。他们在这里,被看做最低贱的人,任何人――包括男仆和女仆――都可以随便打他们,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白天干,晚上还要坐更守夜,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因为干活常误了饭,饭总是凉的,有时不管吃完没吃完,又被叫去干活,所以也总吃不饱。衣服是破烂不堪。冬天因为又冷又饿,有的孩子在暖气管旁打扫,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着了,把皮肤烤焦了也不知道。挨打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

我对仆人的苛刻,到了后来,已经是到了神经过敏而又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贼似的,防备厨司务买菜时赚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你们吃的肉多少钱一斤?一只鸡多少钱可以买到?”有时候认为菜做得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口头发出谕旨:“罚他几块钱!”至于罚多少,是随心所欲,并无标准。有时因为做得好,也下旨赏钱,但总是罚的多赏的少。在物价飞涨时期,拿工资不多的佣人,自然禁不起这样罚,但是他们也有窍门,就是看我高兴的时候,可以哭穷,这叫做“求恩”。遇到这种时候,我常是有求必应,传旨给钱。我就是这样,对我的主子奴颜婢膝,谄媚讨好,对我的佣人则又凶残暴虐,苛刻刁难;我在自己屋子外面无权无力,我在自己屋子里面,则又作威作福,实行我自拟的“家规”。

我不但是一只狼,而且是一只带念珠的狼。我念佛、吃素,成天算卦拜神,迷信到了发狂的地步。到了东北以后,我的迷信活动,充满了忧郁、悲哀,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

我看“佛学”和各种迷信书,书上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前世有德的升天,作了孽的变畜生变饿鬼,我紧张起来了。我生怕来世变畜生,又担心我吃的肉是死去亲人变的。有一次,在空袭警报中,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进肚去。厨房里的苍蝇也不许打,只许向外轰,当然是无济于事。如果菜里发现苍蝇腿,就要罚钱。我也知道苍蝇是会传染病的。苍蝇落过的饭菜,我就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

与念经同时,我还自己给自己问卜算卦。算起来没完,不得上吉之卦,誓不罢休。至于吉凶的标准,并无一定。比如走路时,前面有个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于是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入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口唾沫。后来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这一家子,就这样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因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药成癖。我嗜药不但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每天要打赐保命和葡萄糖之类的补品,打针的时候,我的侄子要从大量的注射剂中拣可用的药。因为存药太多,大都过了期。

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那时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国人、我的虚弱,都在要我的命。这成了我那时思索一切问题的核心了。

文章摘自《末代皇帝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作者:爱新觉罗溥仪 出版社:群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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