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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陆军枪炮粗考,不但有坦克还有铁甲列车

热度132票  浏览63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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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5年袁世凯接掌小站练兵开始,至1918年前后直皖分家时为止,是北洋陆军的统一时期。

 

还是先从北洋六镇说起吧。

 

这一时期的北洋陆军,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齐装满员,即想定编制与实际编制基本上完全相等,不差一兵一卒,一枪一炮。下面是1906年时第六镇的装备情况:

成军之初,全镇共有曼利夏步枪6863支,小口径毛瑟步枪253支,哈其开斯步枪37支,共7153支,小口径毛瑟马枪140支,曼利夏马枪924支。1906年,北洋兵备处发日式三十一年式步枪6849支,三十年式马枪1483支,替换下原来的杂式步、马枪。1908年,近畿军械局又配发日式二十九年步枪6支,马枪4支。总计全镇应共有日式65毫米步、马枪8342支,因二十四混成标东调随带走步马枪1809支,则此时第六镇实有步马枪6533支。

 

原有格鲁森57毫米陆炮12门,格鲁森57毫米山炮32门,克虏伯87毫米围城快炮4门,马克沁机关枪8挺。1906年,北洋兵备处配发法国克鲁苏75毫米陆炮36门,克鲁苏75毫米山炮18门,替换下原来的杂式火炮。总计法式克鲁苏75毫米火炮54门。

 

枪炮以外,按全镇统计(二十四标东调之前),另有标旗6面,营旗24面,军官佩刀372把,军佐佩刀126把,军官六响手枪257支,军官七响手枪215支,军佐六响手枪36支,军佐七响手枪49支,炮目兵七响手枪355支,马兵刀988把,短兵刀1046把,洋步号98支,洋马号59支,洋步鼓26面,铜吹哨342支,四倍光千里镜284具,八倍光千里镜180具,侧视镜219具,孔明灯633具,号灯20对,救伤床69架,子药箱192个,大洋镐 192把,大洋锨576把,大洋斧96把,叠锯144把,小洋锨3024把,小洋斧1200把,小洋镐1824把,修枪炮器具20副,军乐队刺刀50把,枪刺劈剑器具308副,军乐器具一套。

 

这就是第六镇1906年时的全部家当。

 

这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此时的第六镇,陆炮36门,山炮18门,正好达到54门的满编,而绝不是有些网友所认为的北洋陆军的编制只是停留在纸上的空架子。

 

至于枪,因此时的步兵是清一色的步枪兵,步兵每队有战斗兵126人,即配步枪126支。这在1905年3月11日长庚、徐世昌考查北洋陆军第三镇时所述“步队每队一百二十六支无差数”一句中可得验证。如此算来,则全镇48个步队应有步枪6048支。此时的骑兵、工兵、辎重兵亦配步(马)枪,也以每一名战斗兵配一支步(马)枪的最高估计数计算,则马标、工兵营和辎重兵营共有战斗兵1680名,则最多应配枪1680支。至于炮兵,不可能每个战斗兵配步(马)枪一支,有的可能只配炮目兵手枪,有的可能因操炮而不配枪。同是长庚、徐世昌在第三镇考验时,有“炮队向有步枪八十支”一句,那么是否可以认定此时的炮兵每队应配长枪80支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9个炮队共应配长枪720支。如此算来,则全镇步骑炮工辎全体战斗兵再加上官长弁兵共计8961名,最多应配长枪8448支。而我们看到的上述第六镇全镇(含二十四标)实际配长枪是8342支,再加上炮目兵手枪355支,则实际共计配长短枪8697支。这样的配备比例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是任何一支正规的陆军师也达不到的。

 

第六镇如此,其他五镇也莫不如此。

 

至于枪炮的种类,在这一时期是十分的繁杂的。以下是1905年北洋三镇(第一、二、三镇,后改名,即后来之第二、三、四镇)的装备情况(仅列枪炮):

第一镇(后改番号为第二镇)步枪、马枪、陆路炮、过山炮,均于1903年购自日本。所有步、马枪口径均为65毫米,所有陆、山炮共计54门,口径均75毫米。

第二镇(后改番号为第四镇)的步枪于1903年购自德国,口径79毫米马枪系于同年购自日本,口径65毫米,过山炮系宁、鄂两厂所造而鄂造居多,口径57毫米,陆路炮则购自英国和德国,口径75毫米,惟全镇54门之数无差。

 

第三镇的步枪也是1903年购自德国的小口径毛瑟步枪,马枪则既有德国造毛瑟枪,也有汉阳造,惟口径均为79毫米。机关枪系英国造马克沁式,口径8毫米。陆路轻炮、陆路重炮、过山炮均购自德国,口径75毫米,计54门无差数。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镇编有机关枪,即“马克心机器炮”,在长庚考查以上三镇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月十三日,马克沁机器炮打靶。马克沁机器炮每分钟能发六百出……此炮已购十年,螺丝松紧不一,放炮之间易于掣动,殊为可惜”。这是1905年的日记,看来从1895年开始,马克沁机枪已经装备到了北洋军,但数量未详。

 

第一、五、六等三个镇成军较二、三、四等三镇稍晚,以下是1906年第一、五、六等三镇的情况:

 

第一镇所用陆路、过山各炮,分别购自德、日两国,惟口径一律,均为75毫米,全镇54门无差数。步、马枪则购于日本,为三十年式,口径65毫米。

第五镇所用陆路炮、过山炮均为德国造克虏伯式,口径75毫米,全镇一律,共计54门无差数。步枪、马枪则“系旧式,且极凌杂,势难再用,实因当时编练该镇,急于成军,故多迁就,亟应设法随时更换新式,以备不虞”。

 

第六镇此时(1906年)已经换装,即火炮均系法国克鲁森厂式75毫米口径新炮,共计54门无差数。步、马枪均系日式三十年式,口径65毫米。

 

对于枪炮口径的杂乱,负责考验北洋各镇的大臣长庚也感叹其“编制初定,购械为难,其枪式、炮式仅能使一标、一营相同,将来仍应逐渐备换,俾全镇画一”。

 

看来不是不想画一,而是一时间还没有能力将其画一。

 

以上是1906年以前的情况。北洋六镇的建军速度是惊人的,装备的更新也是极频繁的。到了1907年,装备最凌杂的第五镇的步、马枪已经全部换成德国造小口径毛瑟枪,口径79毫米。火炮一项,计有德国造克虏伯75毫米口径山炮、野炮各式各18门,法国造费开司山炮18门。

 

到了1908年,原来装备杂乱的第四镇(原第二镇改称),其装备的枪炮也已经变成了清一色的日本造,陆、山炮的口径均为75毫米,步、马枪的口径均为65毫米,达到了全镇一律。

 

由于军工生产还无法赶上军队数量的扩充,外购又是哪里好买就到哪里买,所以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枪炮在全师的统一仍然一直没能得到实现。以1916年陆军统计报告书中第四师的枪炮为例,即可看出这种状况。该师第十三团、第十六团、工兵营所用步枪为日本三一式,第十四团、第十五团所用则为日本三八式,骑兵团、辎重兵营用日本三一式马枪。第十三、十六两团所用机关枪,均为英国造马克沁4挺加法国造哈其开斯2挺,第十四团、第十五团所用为哈其开斯6挺,骑兵团所用是哈其开斯2挺。炮兵团第一营所用为江南造75毫米山炮18门,第二营为日本造75毫米野炮18门,第三营为日本造75毫米山炮18门。

其他师旅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有一个单位在这一时期加入了陆军师的编制序列中来,即机关枪单位。

 

机关枪单位的增加是先有思想,继而有编制,最后才逐步落编的。

 

早在1909年,直隶总督端方奏曰:

 

“日俄之战,俄军之用重炮队、机关枪队较日军为多,故南山、旅顺各战,日军虽胜,伤亡之数实众……日人于战后乃竭力研究重炮队、机关枪队之用法,并购买德、法两国枪炮,使用权炮兵工厂参仿改造,分别训练。其重炮队则分为野战重炮队、要塞重炮队两种。其机关枪则每联队中必有一队,更番训练……”。

 

第二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又奏:“臣查重炮队、机关枪队均为战时行军利器,欧洲法德等国最先发明。日俄战后,日本始经营添练,并采德法两国成法而令炮兵工厂参仿改造……”。

可见此时的清廷,已经意识到机关枪的重要。机关枪编入陆军师已经是势所必须。不过迄今为止,一直没有看到北洋陆军师是什么时候以条令条例的法制化渠道在师一级增加了机关枪队的,但至晚在1910年,机关枪队已经列入陆军师(镇)的正规编制,从朱恩绂于这一年给朝廷的上奏中可以窥出,“按镇计算,每年须成六镇之械。六镇详数,计步、马、工、辎各枪共六万支,每支配弹一千颗,机关枪一百四十四支,每支配弹三千颗,山野炮三百二十四尊,每尊配弹二百五十颗……”。

 

这也就是说,用324门山野炮除以36,正好是每镇54门之数;而用144挺机关枪去除以36,则得出每镇机关枪应是24门。

 

那么,这24挺机关枪是以营的编制属于镇呢,还是分成四个队分属于标呢?我猜想,大概先是以营为单位属于镇的。早在1910年,禁卫军中便有了直属的机关枪营,重九起义之前,云南第十九镇也有一个师属机关枪营的编制,但这可能都只是权宜之计,是在编制法规还没有出台或机关枪数量太少不好分配到标的情况下才将其统一归属到师的。而若按照编制法规来说,机关枪大概还是列编在标一级的,从宣统二年陆军部编写颁布的《新定步兵操法》中,可以窥出一二。在该《操法》关于标的战术中,有“机关枪不分开使用,即有时必须分开,亦必用二枪以上连合射击”。

 

这是否已经可以说明,标一级是有了机关枪单位的,而且肯定不是二挺的单位,那是几挺的单位呢?四挺?不大可能,因当时的习惯,都是以六尊(门、挺)为一个编制单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猜定,这时的陆军师(镇)中,机关枪是以每六挺为一个队(连)分属于四个步队标的。

 

当然这都是猜想。而且即使这猜想成立,也只是编制表上的事情,真正的落编,则要晚的多。以第三师为例,到了民国元年,第九、十二两个团才编成机关枪各一个连,到了民国二年,十一团机关枪连编成,又过了一年,民国三年,第十团机关枪连才编成。第三师如此,其他师怕也不会比它更强了。

 

机关枪编制数量如此之少,一方面是由于生产难度大,产量低的原因所致,更主要的原因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之前,世界各国对机关枪的作用还存在着怀疑,对其消耗子弹的快速还十分的不满。

 

二、直皖奉分裂内战时期

 

自护法战争期间直皖分家,至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是直皖奉三大派系军阀的内战时期。其装备特点是想定编制与实际编制已经有了差别,但差别不是很大。每一个师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好考证的如上一时期那么详实,只能通过一些麟角来揣度某一派系的大概而已。

 

这一时代的直皖军队,不论从编制上还是装备上都没有什么区别可言。唯一的不同是由于军队数量的膨胀远远超出国内兵工生产的速度,外购的军械数量比袁世凯时期更多了。

 

皖系军阀装备的最好的是参战军。此时因为段祺瑞把持了朝政,利用参战借款大肆购买军械装备参战军与边防军。分别于1917年11月和1918年7月两次大规模地与日本签订军械订购合同,前者总金额为日金1700余万元,但购械数目及品种不详。后者总金额为日金2364万元,所购的军械为三八式步枪85000支,子弹6750万发;三八式机枪198挺,子弹950万发,附零件6种;山炮162门,榴霰弹81000发,榴弹16200发,附零件15种;三八式野炮72门;军车180辆,零件6种。以上军械,全部用以装备参战军与边防军。

 

当时参战军的编制与原北洋军的编制略有不同。其区别是每师的炮兵团辖9个4门制炮兵连,共编75毫米山野炮36门,较北洋旧制略少;机关枪四个连是6门制,但不是分属于团,而是集中编成机关枪营直属于师。参战军使用的武器,除山炮外,全是新由日本购来。

 

三个师以外,参战军训练处还直辖有重炮一个营(也有两营之说),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150毫米榴弹炮和105毫米加农炮,也全是日本造,就连用来挽炮的马匹也是从日本进口。

皖系很快战败了,其新购的崭新的日式装备,全数为直奉两系所瓜分。之后,直奉两大集团一个关里一个关外,形同敌国般开始了疯狂的军备竞争。

 

这一时期,北洋军的装备有几个发展变化。

 

一个是迫击炮的大量列装。虽然迫击炮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便已诞生,但军方对它的认识却要晚的多,直到十年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时止,还只有德军将迫击炮正式列编。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一剂强烈的兵器摧生剂,机关枪、迫击炮都得以在这次大战中被重视,被大大地扩大生产了。

 

一战结束后,迫击炮开始进入中国,并因直奉两军的扩军竞争达到第一次生产与购买的高峰。

 

第一个将迫击炮正式以法规的形式列编入部队的是奉军。自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改革军制,整军经武,确立了与关内北洋军完全不同的编制,其中便有将迫击炮正式列编的新法。在新的奉军编制中,每步、骑兵团内,均辖有一个6门制迫击炮连。

 

至于迫击炮是以什么样的编制列入关内的直军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列编的,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确切的依据,也许就压根没有列入编制,只有实际上的使用而已,类似于今天的无照经营。

 

迫击炮的生产,奉军也是全国第一家。1922年,奉天迫击炮厂仿日式制造出中国最早的辽11年式80毫米、150毫米迫击炮。第二年,由直军控制的汉阳兵工厂亦仿制生产出仿英式75毫米迫击炮,至北洋军灭亡,共生产1055门。之后不久又制成仿英式83毫米迫击炮,至1926年止,共生产107门。奉军生产的迫击炮具体数目不详,但估计不会比直军更少。

 

当然,更大量的迫击炮供应,是来自于外购。据外籍华人历史学家陆安东先生提供的数据,仅1921年11月,直军便从意大利购得迫击炮2万门,炮弹1百万发。不知这2万门之数是否确实,如果确实,则这2万门迫击炮,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之后的1924年,直军又多次向德国、捷克等国购买迫击炮,第一批有迫击炮240箱,每箱多少门未知;第二批是迫击炮6箱;第五批还是迫击炮300门。但最后一批的300门迫击炮,直军并没有得到,因北京政变直军战败,全落到冯玉祥手中了。

 

虽然能够知道的是直军大量购入迫击炮,但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似乎奉军的迫击炮更多,特别是150毫米口径的重迫击炮,曾给山海关直军阵地以极大压制。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在给后方杨宇霆的信件中还曾提到:“唯迫击炮与手提机枪,为山战利器”,希望奉军后方扩大生产,“利器既充,克敌自易”。实际上,对于山海关这样的山地战场,直奉双方都大量使用迫击炮这种“山战利器”,吴佩孚上阵督战时,其幼年学兵便用小炮轰击后退的直兵,我猜,这小炮当就是小口径的迫击炮吧。

 

再一个变化是坦克部队的加入。在这一时期,似乎只有奉军中才有成建制的坦克部队,因前人已有专文论及,不赘述。

 

一般来说,奉军的装备胜过直军,笔者也这么认为。但胜过多少?是不是很悬殊呢?未必。依我看,至少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战时止,两军在装备上差别不大或者总体上没有差别。换句话说,是奉军略强于直军或相当于直军,而不是许多论著中所认为的奉军远强于直军。

 

为什么呢?第一,从两军的兵工生产情况看,直到开战前,奉军并不强于直军。先说直军,除了大量生产迫击炮外,重机枪的生产也因一战的经验教训而加大了力度。最先仿制重机枪成功的金陵兵工厂到1924年时,已达到月产马克沁重机枪三十余挺。大沽海军造船所仿制的马克沁产量亦大,据说曾超过金陵,除供应本部外,还有外销的能力。汉阳厂于1921年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定型并批量生产“三十节式”重机枪,此时的月产量已达到五十余挺。该两种重机枪,成为这一时期直军部队的标准装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山海关战场,直军第十五师每团的机关枪连并非平时的6挺制,而是每连9挺的超配置,团属机关枪连外,又有师属的机关枪营,每连也是9 挺。怪不得奉军的敢死队在山海关直军阵地上吃了那么大的亏呢。

 

著名的汉阳造步枪,这时已经趋于成熟,正步入壮年,出品甚多,为国内当时产量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步枪。

 

另外还有毛瑟手枪及仿伯格曼冲锋枪的大量仿制(因笔者有专文述及,这里不在赘述)。

 

总之在轻兵器的生产方面,直军控制的关内各厂绝对不会比奉天兵工厂稍差,特别是1922年以前,汉阳厂更是远远优于奉天厂的。

 

但不可否认,重兵器的生产,特别是火炮的生产,直军重视的不够。在直军控制的兵工厂中,主要产品就是汉阳造10年式75毫米山炮。到北洋军阀灭亡时止,仅生产68门。

奉军在1922年战败后,退居关外,闭关自守,其兵工生产开始起步,并以惊人的迅猛势头发展起来。不过一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除了轻重两种口径的迫击炮和仿伯格曼冲锋枪有大量生产和装备外,其他兵器出品甚少。但奉军对重兵器特别是火炮的生产,却十分的重视,已经蓄足了劲头,科研试制了多品种的火炮,不过到战前尚未有批量出品。

 

许多文章说到奉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其装备远强于直军时,都用其兵工厂在整军经武后“一年能出炮二百尊,炮弹二十万”的数字作论据。一年200门炮的产量,当然是个十分了得的数字了。这个数字,最早见于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后来何柱国回忆录也持此说,再后来许多论著便都这么说了。实际上丁著于1926年出版时,在这个数字前边,还有“预定计划”几个字,可惜到了后来,人们将这几个字给传丢了,反到在炮字前边又加了个大字,变成了“一年能出大炮二百尊”,于是这本来的期望值就误说成了实际值了(后来的确实现了这个期望值,但那是1926年以后的事了);于是这本来应该包括迫击炮在内的200尊炮,也误说成了不包括迫击炮在内的200尊大炮了。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以1922年还仅仅一个200人的小厂,要达到这个数字,绝对不是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的。要我看,奉军这时的兵工生产能力,往好处估计,顶多能与直军的汉阳厂持平,可直军除了汉阳厂,还有金陵、巩县、大沽等厂呢。

 

实际上,战时奉军军械比直军强,强就强在大量的外购上了。1922年,奉军从荷兰鹿特丹、安特卫普购得步枪50000支;向日本购得莫辛纳干步枪31000和三八式步枪5000支,机枪11挺,炮弹1万发;与流亡在东北的白俄残军商购军械计步枪3万支,炮弹626箱,炸弹209箱,电线等物品200箱;从意大利购得军械价值12万元;从日本购得150毫米重炮15门;1923年1月,再购意大利军械价值为5百万元;1924年4月,购日三八式步枪33000支;上半年,再向上海洋商购得日三八式步枪及子弹2600箱,手枪及子弹600箱;10月,又购得日式步枪3000支,炮弹10万发;11月,购得德国军械整整一船;1924底至1925年初,通过德商购得日式三八式步枪46000支,俄式莫辛纳干步枪35000支。子弹4千万发;1925年上半年,通过挪威购得(以货物重量计算)步枪129000公斤,白郎宁手枪39000公斤;1925年10月,购得捷克步枪81000支,子弹4千万发;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购得挪威军械三批,分别是14189箱、82箱、2482箱;1928年初,购得捷克步枪40000支,子弹2千万发。

 

当然曹吴也不会老老实实光指望着汉阳、金陵等兵工厂的国货的。由于此时的直军控制了北京政权,虽然其财政已经极其窘困,但为了与奉军竞争,购买军械仍然不遗余力。1921年11月,直军从意大利购得军械4011吨,其中有迫击炮2万门,炮弹1百万发,步枪49000支,子弹2000万发,山炮6门,炮弹24000发,机关炮50门,炮弹3百万发,野炮21门,炮弹2500箱,以及其他军品;1922年8月,再通过意大利购得军火价值560万元;同年同月,从美国军火商手中购得停泊在海参崴的整整一船的军械(主要是步枪和机枪,具体数量未详,但整整一船的步枪、机关枪,当不是一个小数了);1923年,又向意大利购得军械价值550万元;1924年春,还是从意大利军火商手中,购得步枪4万支,子弹5千万发,75毫米口径火炮36门,炮弹5万发,机关枪6挺;这一年,还先后五次向德国、捷克等国购买军械,从毛瑟手枪到作战飞机多种,但具体数字未详。

 

以上所列数据,亦主要来自陆先生。不过这也仅仅陆先生尽可能搜集到的,不代表实际的数目,估计都只是冰山之一角。因为外购军械,多是以出卖主权和国家利益作代价的,军阀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得人心的,有些原始的资料可能早在当时就已经销毁了。但从这些只麟片爪中,还是多少能够看出直奉两大军阀购械的大致情况,并由此联想到两军的装备情况。

 

从直奉交战的战场情况来看,两军也差不了太多。此战两军最大的特点是迫击炮和重机枪使用特别多。直奉两军此时都可以生产迫击炮,又都大量购进,可以想象战场上的迫击炮数量必不会少,但奉军此时已经能够出品150口径的重迫击炮,此炮给直军构成较大的压制,而直军中迫击炮虽多,但口径不敌奉军;山海关前线的奉军阵地,重机关枪的配置曾达到每公里正面10挺的密度,对于二十年代来说,这样的密度足够惊人了。而直军机关枪的配置似乎密度更大,奉军吃亏最多的也主要来自直军的机枪火力,仅10月7日至18日的12天里,光是第十五师阵地前,奉军就伤亡逾万人。直军战败后,郭松龄将彭寿莘、田维勤等部缴械,便得机关枪2000余挺。在当时每师仅仅24挺的标准编制情况下,2000挺重机枪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了。在重炮方面,奉军有一个重炮团,直军有多少重炮未详,但在山海关大战最危急的关头,吴曾命第一军重炮司令穆士珍率重炮八个大队支援。八个大队到底编了多少门重炮,虽不得而知,但应该不会比一个团更小(此时奉军的炮兵团系36门制)。山海关战败后,郭松龄曾收缴直军彭、田等师大炮200门以上,足可窥得直军的火炮当不在少数。第二年郭反奉时,手里控制了奉军炮兵的几乎全部,留守奉天后方的不足一个炮兵团,张作霖紧急调运兵工仓库所有大小口径的火炮应战,也才凑足了108门之数,可见其此时的兵工储备并不多。奉军于九门口战役吃紧时,因后方枪弹接济不上,曾急购大量鞭炮以壮军威,又紧急从日本购得三八式步枪3000支及大量枪炮弹运往前线应急,才度过了难关。从这些情况看,说奉军此时的装备远强于直军,笔者实难苟同。

 

考虑到关里经济逊于关外的情况,则奉军的外购军械,应强于关内的直军,因而在战争中,奉军的装备也应该略强于直军。

 

三、全面混战时期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北洋陆军进入进一步分裂与全面混战时期,又分出冯玉祥国民联军、张宗昌直鲁联军、孙传芳五省联军、阎锡山晋绥军等。在这一时期,一支部队的装备全取决于能够尽量搜集到的枪炮而定,想定编制基本成为一纸空文。所谓考证,其实也全不成其为考证,而只是略作些许罗列而已。

 

装备最为精良强大的首推奉军。自战胜直军后,到1926年,其兵工生产跃上了颠峰,在全国各大兵工厂中,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特别是火炮的出品,产量甚大。到九一八前后,主要出品有:1925年仿制成功日41式75毫米山炮,命名为辽14年式75毫米山炮,到1931年,共生产72门;1924年仿制成功日38式75毫米野炮,命名为辽13年式75毫米野炮,到1931年累计生产108门; 1924年仿制成功奥式21倍口径100毫米轻型榴弹炮,到1931年共生产300门;1925年仿制成功日式105毫米轻便榴弹炮,到1928年共生产16门;同年又仿制成功日38式150毫米榴弹炮,到1931年共生产21门;1924年仿制成功日14式29倍105毫米加农炮,至1931年累计生产12门;1925年仿制成功日11年式37毫米平射炮,称辽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是国产最早的平射炮。至1931年,累计生产370门。除此之外,1925年仿制成功奥18年式30倍77毫米野炮,命名为14年式30倍77毫米野炮。没有看到该型野炮出品数量,但知道从奥地利购进320门炮的全部零部件,运回东北进行组装,那是否也就是320门呢?

 

轻兵器的生产,著名的是辽十三年式(也称韩麟春式)步枪,于1924年试制成功并开始量产,出品甚多,曾达到月产4000支以上,基本能够保障供应。另有辽十三年式重机枪投产,产量亦丰。

 

在这一期间的南口大战、直奉河南战争及对抗北伐军等历次战争中,奉军的优势装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加上大量缴获直军的武装,奉军此时的装备情况已不仅仅是北洋第一,也成为全国第一,这一点似乎没有争议了。

 

直军在直奉战争中战败后,已成为昨日黄花,但仗恃汉阳兵工厂的生产与外购的底子,装备情况比北伐军还是要强许多。

 

冯玉祥国民军特别的艰苦,其装备可能算是这一时期各路军阀中最差的。但自东出潼关后,巩县、开封两兵工厂被其占领,便竭泽而渔地进行军工生产,从冯的日记中窥出,其对迫击炮和手提机枪的生产是特别重视的。一直到北伐完成后进行编遣时为止,多数师都编有一个重迫击炮团,有的师甚至编有轻重两个迫击炮团,在西北军的少数营一级,也编有轻重两个迫击炮连,西北军中的手提机枪也是整营整团的装备,可知其在占领河南这短短的时间里该两种枪炮的出品当不在少数。

 

至于外购,主要来自苏联的援助。1925年4月到8月,冯购得苏联军械计有:步枪7900支,子弹1500万发,卡宾枪15000支,子弹7200万发,机枪27挺,子弹63万发,机关炮189门,炮弹650万发,野炮66门,左轮手枪1800支,子弹500万发,还有大量其他军品。1927年3月,又派团到苏联专门要武器,主要是轻武器,数量未详,重武器仅12门山炮(后途径蒙古时换成12门野炮)。1927年4月,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北京使馆,搜出冯玉祥的两张军火收据,一张是购买步枪27970支,子弹2700余万发,机关炮147门,三英寸口径炮42门,及其他军品,总计价值436万卢布。另一张收据,则有步枪3530支,子弹2365万发,马克沁炮80门,三英寸野炮18门,榴弹炮8门,炮弹38箱计17654发,化学炮弹9360发,手枪500支,及大量军品,总计价值450万卢布。

 

冯玉祥也少量从其他国家购买军械。仅知的有1926年2月,从英国洋行购买到步枪10000支,子弹200万发,机关炮24门,炮弹500万发。

 

冯军总的来说装备穷劣,除了河南两个兵工厂的补充和苏联的援助外,还有一个途径也是更主要的途径则是依靠战场上的缴获来充实自己。另外一个特点是冯军往往把装备集中编配到精锐部队,因而虽然全军总的来说装备穷劣,但就某一个单位的装备情况来说,却可能十分的精良。

 

张宗昌直鲁联军源出奉军,至少其嫡系军队装备应不会差。从1925―1928年间,张宗昌任督军的山东省的经费预算中89%用于军费。山东兵工厂不是有影响的大厂,从零星的资料看,只知道张宗昌占领山东期间曾组织过82毫米、84毫米迫击炮的生产,月产量12门,其他武器的生产尚未发现。

 

张军的武器供应主要靠外购,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张部在东北已呈独立态势,但军火仍主要靠张作霖的统一调配,部分也依靠与白俄溃兵的交易中获取。进入山东自立门户后,开始大规模购械。1926年11月,张宗昌从德国购得价值300万元的军械;1927年1月,又从德国人手中购得德国造七九步枪4371支,八毫米步枪6600支,机关枪20000挺,迫击炮12门,毛瑟手枪200支,及其他军火;1927年7月至1928年8月,先后三次从奥斯陆购得军械,第一批2107箱,其中有步枪11375支,第二批2140箱,其中有步枪2071箱,第三批3526箱,其中有步枪500支、手枪200支,第四批有步枪7000支、机关炮10门。每一批均另有大量其他军品。1927年初,张还从捷克人手中购得步枪50000支。

 

张军曾收编多股杂军,其装备情况全无定律可言,恐怕每个师都不一样,这个连张本人也无法知道的情况怕是没有人能比张知道的更多更详细了。不过从第二次北伐时革命军对张作战时的缴获情况看,直鲁军的装备仍然相当的精良与强大。

 

孙传芳五省联军系直系分出,其编制装备没什么特别之处,仅知道孙部占领上海期间,曾大量制造迫击炮,其中50毫米小口径迫击炮至其失败时共出品274门。另1924年10月,购得德、捷制造的军火共计293箱,其中自动炮2箱,迫击炮12箱;1926―1927年间,通过张宗昌购得军械260箱,其中有步枪1000支,机关枪150架,手枪106支。

 

孙军是纯粹的联盟性质的军队,各军军械多是原来就有的,与孙关系不是很大。但总的说来,五省联军占据江南富庶地方,其军队的装备应该不会差。

 

这一时期,还有一支部队不能不说,即一直割据山西的阎锡山晋绥军。阎的晋军很难算得上北洋陆军,但既然一直将张作霖奉军称作北洋军了,这里也就将一直投靠历届北洋政府的阎锡山部队也算作北洋军吧。

 

要说到编制装备,这可是一支很值得大说特说的部队。阎军的军火生产十分的火热,出品特别多,部队的装备在当时也绝对是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列的。阎军外购的枪炮不多,目前仅知道1918年前后,阎曾利用参战借款向日本购买大正六年式山炮12门、三八式野炮12门和三八式步枪3000支。阎军军械来源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是全国所有军阀中唯一能够枪炮自给的一支。以至于阎军将领打仗从不吝惜枪炮弹药,消耗多少回来立马补充多少。到二十年代中后期,山西的军工产品成龙配套,山炮、野炮、重炮,盒子枪、步枪、机枪、冲锋枪应有尽有,出品甚多,主要产品为:仿三八式步枪、仿三八式重机枪、仿汤姆森冲锋枪、仿毛瑟手枪、一七式手枪、仿日三八式75毫米山炮、改进后的一二式75毫米山炮、一三式山炮、一四式山炮、仿德105毫米重山炮、仿德88毫米野炮、82毫米迫击炮、150毫米迫击炮等。到了阎参加北伐时,山西兵工的月产量已经达到山野重炮共35门,迫击炮100门,步枪3000支,机枪15挺(?),冲锋枪900支。其中光是一三式75毫米仿日四一式山炮,到北伐完成时止,就出品了700门之多。

 

对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阎军来说,其编制装备还有几个值得称道之处:阎军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将冲锋枪大量普及装备到全军每一个步兵班的,当时全体晋绥军的每一个步兵班,都有冲锋枪一至二支;阎军至少还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将重机枪、迫击炮装备到步兵营的,当时的阎军步兵每营编配八二迫击炮4门,六五重机枪2挺,而将150毫米迫击炮列为团属迫击炮。除此之外,阎军还有不少于奉军的独立的炮兵团、旅,还有独立的机枪团。特别特殊的是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机枪连的编配都是四至八挺的情况下,阎军独立的机枪团中每个连编配的重机枪竟然达到27挺之数,真真好生了得。北伐结束后,阎曾向马鸿逵、马步芳、李宗仁等出售火炮,在当时各路军阀都极缺火炮而拚命购进的情况下,阎还能够外销,足见其产量之大了。

 

在北洋军阀的后期,又一支特殊的重装备部队跃上了这一时期的军事舞台,即有陆地战列舰之称的铁甲列车部队。

 

关于铁甲列车,因明辉曾有专文,这里不赘述。但仍想强调一点,即铁甲列车在当时确是张宗昌的白俄兵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时首创,但使用于战斗,则绝非张军所独有,张作霖奉军、吴佩孚直军、冯玉祥国民军中,都普遍装备有铁甲列车,并编有专门的铁甲列车部队。孙传芳军渡江偷袭南京时,也曾使用铁甲列车轰击北伐军江宁炮台。直奉河南战争时,直军后起悍将高汝桐,就是乘座在铁甲列车上与奉军交战时阵亡的,而有趣的是,他又是被奉军的铁甲列车开炮击中而死的。这一时期铁甲列车装备使用最多的可能是张宗昌与冯玉祥了,张军中能够查到的有“长城”、“长江”、“山东”、“河南”、“湖北”、“泰安”、“云贵”等号,冯军中能够查到的有“中山”、“平等”、“博爱”、“民生”、“民权”、“北京”等号,当然这都不是全部,更多的有待日后再考。在著名的冯张豫东大战和鲁南战役中,还曾数次出现铁甲列车与铁甲列车的战斗,其中光是第一次兰封战役,张军失利,冯军一下子便缴获张军铁甲列车六列(一说五列)。这是铁甲列车在中国最辉煌的时期,但到了中原大战后,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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