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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独尊儒术”的背后:儒生与权力碰撞的际会

热度264票  浏览61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27日 18:15

汉武帝

  儒学如今是显学,从学界到民间,从儒学论争到读经运动,似乎都彰显了新世纪儒学的“复兴”。不管是把儒学当作一种信仰,还是批评儒学只是一缕“游魂”,儒学总而言之都进入了新世纪人们的视野。接下来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儒学?

  概言之,我以为,儒学其实只是一种权力,或曰权力的实现。

  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儒学成为独尊的历史境域来说话。

  众所周知,儒学独尊发生在西汉武帝之时。武帝为什么要独尊儒学?他又是怎么来尊儒的?这个问题本来是个大问题,然而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三件事。这三件事发生在三个很有意思的人身上。

  第一件是秦始皇的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坑儒的记载背景是这样的:秦始皇听信方士关于长生不老之说,打发方士到处寻找长生之方,殊不知,世间哪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方?方士得了银子,却不敢回见始皇,于是只好逃亡。方士侯生、卢生潜逃后,秦始皇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御史是刑狱之官,诸生即儒生。御史把诸生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秦始皇便亲自圈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把他们活埋了。活埋以后,又告知天下,以示儆诫。

  《史记·儒林列传》之张守节“正义”作了补充说明:

  

  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传以为秦阬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

  

  大意是,秦始皇焚书以后,为镇服天下而对儒生进行了屠杀,其具体办法是先以官职引诱儒生,再以种瓜之计诳骗儒生,最后将儒生坑杀。从这段记载中的坑儒过程来看,这完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

  这两段记载因坑杀的人数不同和原因动机不同,而引起后世广泛的争论。有的说,秦始皇坑儒怎么说人数也只有几百人,与当时活埋赵军几十万人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有的说,秦始皇很可能坑儒两次;还有的说,这两次实际上是一次。从《秦始皇本纪》看,所记载的坑杀过程很简单,只四个字--“坑之咸阳”,而《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记,则是坑杀的具体过程,因此,有可能两书所记的实际同为一事,后书是对前书所坑杀事件的具体记述(尽管某些细节未必准确)。

  还有的说,秦始皇“焚书”有之,,“坑儒”则无,所谓“坑儒”实是“坑方士”之讹。当时秦始皇主要针对方术之士大开杀戒,儒生被坑杀者虽有,但为数不多。从历史上看,儒家在秦朝的地位比以往大有提高,秦始皇的“坑方士”行动,对秦代儒生的社会政治地位并未造成大的影响。如清代梁玉绳说:“余常谓世以'焚书坑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史记志疑》)宋代郑樵说:“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清代梁玉绳也说:“《叔孙通传》载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问陈胜,又通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则知秦时未尝废儒,亦未尝聚天下之儒而尽坑之。”(《史记志疑》)

  有的甚至提出,西汉始元六年(前81),始有桑弘羊提出秦始皇“坑儒”这一说法,这时距始皇去世已有一百多年了。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也说过“坑杀儒士”的话。也就是说,坑儒是后世儒家强加给秦始皇的罪名。

  既然这么多人对“坑儒事业”提出了质疑,我们就有必要来探究一下秦始皇到底杀的是些什么人。考古发现的秦云纹瓦当告诉我们被秦始皇所坑埋的是术士,是一群宣传炼丹吃药,上山下海求仙,用长生不死之说欺骗、蛊惑人心的骗子,在当时以这种“方术”成名的人有羡门高、正伯侨、徐福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卢生、侯生、韩众等等。他们欺骗秦始皇,说能给秦始皇弄来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给了他们好多钱,他们弄不来长生不死之药,而且还在下头议论秦始皇,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说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说秦始皇“贪于权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说秦始皇每晚批阅文件,批阅不完多少斤竹简、木牍就不睡觉;说像他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成仙呢?说完后他们便卷铺盖逃跑了。他们所批评的秦始皇的一些毛病,不能说不对,但他们是由于没有办法向秦始皇交差,没有办法掩盖他们的骗术不灵而发这种牢骚的。所以秦始皇大为震怒,便把留在咸阳的一些类似的人捉起来加以拷问。这些人相互牵引,越扯越多。秦始皇从中圈定了四百六十个,把他们活埋在咸阳城外的山区。当时的坑儒谷在今西安市临潼区西南十公里之洪庆村。

  显然,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坑儒事业是由方术之士引起的。许多人据此认为,秦始皇是坑方士而不是坑儒,但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儒者,术士之称也”。儒是术士的别称。术士本来就是儒,儒也就是术士,秦始皇坑杀的就是儒。那么,方术之士为什么被称为儒生(诸生)呢?

  儒在孔子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它是从事某种与文化和习俗有关、具有特殊技能的一批术士。东汉许慎说:“儒,柔也,术士之称。”郑玄也说:“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扬雄认为:“通天地人曰儒。”胡适考证: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由此可见,儒之名称的内涵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孔子以前,儒是作为一个懂礼重乐的知识阶层而出现的;孔子以后,儒是作为一个有文化意识和道德节操的社会团体而出现的。后者是从前者即巫术方士中分离出来的。

  战国时期,“儒”字可以称孔子、孟子那个学派的人;同时也可以泛称学者、文化人,例如对于庄子,就有人称他是“小儒”。孔子也强调要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荀子认为“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甚至认为有徒具形式而丧失儒家精神的“贱儒”。东汉末年应劭仍然将儒者划分为“通儒”和“俗儒”。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不一定表明儒家这个“学派”内部分化为八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分化得这么严重,无非是人们根据他们的师承和境界而区分他们的差异而已,就如俗儒、雅儒这样的区分一样。因为根据孔门后学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们之间有的区别并不明显,有的则根本不能算作儒,比如那个替孔子驾车的樊迟。

  因之,后人不必在“儒”和“方士”之间为秦始皇大做翻案文章。在秦始皇和时人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坑杀那些俗儒,只不过是秦始皇手中的一种权力。

  

  第二件事是汉高祖刘邦溺儒冠。史载汉高祖刘邦之轻贱儒生、奚落儒生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沛公不喜儒,诸儒冠儒冠而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食其以“状貌类大儒”不见,复报以高阳酒徒则见之。

  刘邦为什么不喜儒?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后人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其实是片面的。项羽虽然是一介武夫,但作为贵族出身的他,刚开始也是要让他读书的,只是他更喜欢学武,这并不能说项羽就是个文盲;刘邦也一样,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他读了什么书,但《史记·高祖本纪》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说他成年后是经过考试做了亭长的。依秦制,以吏为师。刘邦无疑更不是文盲(否则何以能写出《大风歌》?)。

  刘邦显然不是方术之士,他和儒生的区别之一也体现在帽子上。史载刘邦喜欢一种以竹皮做成的帽子(冠),应劭说:“一名'长冠'。侧竹皮裹以纵前,高七寸,广三寸,如板。”蔡邕也云:“长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司马彪《舆服志》亦以“刘氏冠”为鹊尾冠也。

  其实,刘邦并非不喜欢读书人,张良、萧何、韩信、陈平都是读了点书的人,虽然他们读的不是后来被儒家专有的“六经”。刘邦还懂乐,《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就是说刘邦曾培养过一个由一百二十人组成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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