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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日内瓦外交战:一场关于东北问题的激烈辩论

热度67票  浏览154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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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5月,中国驻西班牙公使馆随员宋选铨奉调,任中国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团随员(1933年升任三等秘书),负责管理代表团的档案和译发往来的电报,1937年抗战爆发后奉调回国。期间,他见证了一系列外交史实,“较量日内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1931年9月底,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在日内瓦召开大会,专门议决日本侵占我国东北问题。

日内瓦是闻名于世的国际城市,许多国际组织都在此设立机构,经常召开各种国际会议。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国际联盟,总部就设在这里。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共有44个会员国,后来逐渐增加到63个,中国于1920年6月29日加入。日、德、意三国因发动侵略战争,分别于1933年3月27日、10月19日和1937年12月12日退出“国联”,随后共有17国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联”名存实亡,1946年4月8日至18日“国联”在举行第21届大会后宣告解散,所有财产和档案均移交联合国。

1931年9月18日夜间10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以所谓柳条湖地区南满铁路被炸为借口,悍然炮击沈阳,进攻近郊驻军营房北大营,轰炸兵工厂,纵火焚烧军械库。9月19日凌晨3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又公然命令所属各部全线出动,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由于驻守当地的中国军队事前接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的严令,事变发生后又接到务必力避冲突、不得抵抗的通知,因此除少数部队稍加抵抗外,绝大多数部队不战自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入侵我国东北的新闻一经传出,举世震惊。

我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奉南京国民政府命令,“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惟有诉诸于公理……”1931年9月21日,施肇基援引“国联”盟约第十一条,请“国联”秘书长召开理事会议,采取维持和平的有效措施,阻止形势继续恶化。

中国代表施肇基首先宣读中方申诉,说明情况之严重,提请与会各国注意,希望各国共同努力,以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确定中国应得的赔偿。

日方代表芳泽谦吉反诬事变是由中方挑起的,蛮横宣称“日本出军乃为保护日本侨民,行动纯属'自卫',只消日侨获得安全,日军即可撤军”,并攻击中国破坏日本根据国际协定在东北所应享有之权利;宣称日本政府保证不扩大局势或向中国宣战,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并无领土野心,并说“现在日军已大部开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内”。

施肇基立即发言说,中国政府答允保护日侨在中国领土之安全,同时指出日本代表所说的“自卫”纯属不正当行为,《国际法》中根本没有出兵保护侨民的原则,要求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迫使日本撤军。

理事会于9月23日通过授权理事会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向中日双方政府提出提议,要求双方不要采取使事态恶化或妨碍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动。施肇基对这项提议中未对如何恢复9月18日以前的原状做出明确规定表示遗憾,但对提议本身表示同意,南京政府复电表示欢迎并完全接受此项提议。日本政府则于9月24日发表声明,以“护侨”为名,坚持不撤军,使理事会的提议化为废纸。

9月30日,理事会通过决议案后,日军不但没有撤退,反而于10月8日开始从空中轰炸锦州,日本欲全部侵吞东北的野心暴露无遗。锦州是沈阳失陷后的东北行政中心,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行署及辽宁省临时政府都设在这里。由于张学良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实行不抵抗主义,日军数日之间便攻陷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国联”理事会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于10月13日提前举行第八次例会。施肇基在发言中,首先说明中国既未使用暴力,又严守“国联”决议,足证中国和平解决纠纷的诚意,接着陈述日军在东北肆意扩大侵略的事实,指出日本的行动有违“国联”盟约与非战公约,远东的祸乱必将影响世界各国为挽救财政及经济危机所必需的合作,各国皆不能置身其外,要求“国联”采取有效办法,迅速促使日本撤兵。日本代表芳泽在发言中,为日军轰炸锦州狡辩,诡称日军轰炸锦州是“由于侦察机在飞行中受到射击,故而予以还击”,提议两国直接交涉。

施肇基再次拒绝日方提议,声明在日军未撤退以前,中国绝不与日本谈判。

理事会主席白里安便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大意为:(一)日本政府应履行其撤兵之诺言,于理事会下次会议前将军队完全撤退。(二)中国政府应履行其保护东三省日侨生命财产安全之保证。(三)理事会下次会议定于11月16日举行。此项草案明白规定,日本必须于11月16日前撤兵完毕。

10月22日,“国联”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白里安提出的决议草案。施肇基表示同意这个草案,只要求缩短撤军期限,并规定日方须撤出一切武装力量。

芳泽极力反对这个草案,称日本政府不能确定最后的撤兵期限,且日本政府已确定中日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英、法等国代表立即追问五项原则的具体内容,芳泽拒不回答。

白里安的决议草案便以13票对1票(日本反对)通过。但由于“国联”盟约规定,理事会决议须出席会议的全体理事国一致赞成方有效,白里安便宣称这个决议因未一致通过没有法律约束力。

  10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理事会10月24日的决议“未得全体一致同意”,不能算通过,日本将坚持其原有立场,不受该决议限制。随后,继续扩大侵略范围,使得东北局势更加恶化。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开会,再次讨论中国东北问题。

但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不仅没有根据理事会决议案力促日本撤军,或根据“国联”盟约促使各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反而奉蒋介石之命,请求理事会采取必要步骤,设立锦州中立区,在理事会监督下暂住中立国部队。日本代表马上提议“国联”派一个调查团,赴“满洲和中国”调查当地情形,并声明“该团无权干涉或监视中日任何一国之军事行动”。

当时,“国联”理事会以英、法两国代表为主,但两国代表以我国东北情形特殊为由,不愿坚守盟约得罪日本,其他理事国又无力反对日本,故理事会于25日通过一议决案,派遣5名中立国观察员到中国东北,“就地研究任何情势,足以影响国际关系,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合和平所系之谅解者,报告于理事会。中日两国政府各派委员1人,襄助该委员会,并予该委员会以一切便利,俾其能得所需之任何消息……该委员会对任何一方之军事行动均无权干涉”。

此议决案不但不再敦促日本撤军,反规定中立国之调查团无权过问日军之行动,日本代表自然乐于接受,中国代表施肇基也奉命投了赞成票。

  议决案通过后,中国在巴黎的留学生十分愤怒,群起至施肇基处,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施肇基便致电外交部,请求辞职。政府中人当初听信洋顾问之言,以为“国联”必能促使日本撤兵,没想到现在结果如此,只好准了施肇基的辞职。

宋选铨听代表团主管财务的人员说,为了敦促“国联”调解成功,国内曾汇50万元美金给施肇基作外交活动费用。但连同施肇基送给洋顾问威乐伯的1万元在内,总共只花费了10万美金,其余40万美金全部被施肇基带走了。

由于中国的外交活动失败,张学良又实行“不抵抗主义”,日军得寸进尺,我国东北丧失国土的消息不断向全世界传播,致使日内瓦人以为中国人个个都是懦夫,好欺负。

一天中午,在日内瓦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宋选铨去学生公寓进午餐。他刚走到公寓大门口,忽然楼上一盆冷水泼下来,不偏不倚正好泼在他头上。宋选铨大怒,仰首大声询问是谁干的,可是楼上无人作声。他更加气愤,便跑上楼去查看,推门一进去,那个泼水的人立即向他连声道歉,说未曾注意楼下有行人,是一时失手所致。宋选铨正色告诉他,即使楼下没有行人,也不应该任意往楼下泼水。泼水的人再三道歉赔罪,宋选铨以为他真是出于无意,便没有追究下去。

几天后,宋选铨和公寓的女主人说起此事时,女主人对他说:“原因是这样的,有几个当地的学生谈起中国东北的事变时,有一个学生说,中国人个个都是不抵抗主义者,是可以欺侮的,其他人不以为然。那个学生就说,可以拿你来试验一下,看谁是对的。大家便商定用泼水的方式来试验,看你是否抵抗,结果他的看法错了。他虽然向你道了歉,但他泼水是故意的。假若你当时不抗议,恐怕他还要再泼你几盆水呢。”

宋选铨听了,心情十分沉重,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的外交方针,与全国人民的愿望正好相反。国家懦弱,军队不抵抗,连其他无辜的中国人也跟着受罪。

  二

1931年底,日军侵入我东北,取得军事与外交双赢的同时,又企图在南京政府统治的腹地上海伺机寻衅,迫使我国进一步就范。

日方首先以上海排斥日货为借口,唆使日本浪人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寻衅滋事。1932年1月18日,在上海化缘的5个日本和尚与我国居民发生冲突,造成伤亡。日方立即乘机扩大事态,19日,怂恿所谓“日本青年同志会”的成员30多人,到出事地点聚众闹事,悍然放火烧毁附近的三友实业社并杀伤3名中国人。20日下午,日侨2000多人公然集会示威,殴打我国居民,捣毁商店,砸坏电车及公共汽车。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不仅不对日本侨民的暴行进行劝阻,反而于当日下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中国“严惩凶犯”和切实“保护”日本侨民等无理要求。

上海市长吴铁城秉承南京政府“不与日本开衅”的宗旨,竟答应日本要求,向日方道歉,并下令市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但日方仍不满足,1月21日,村井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5项要求:

1.由上海市长出面向日方正式道歉;

2.追捕凶犯;

3.赔偿日方损失及伤者医疗费;

4.取缔抗日运动;

5.解散抗日团体。

由于日方的要求太苛刻,吴铁城一时不敢答应,日本军方即公开使用武力威胁。22日,日本驻沪海军第三舰队第一遣外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发表声明,强迫上海市政府立即接受日方要求,否则将采取“适当”手段。

在上海广大爱国军民的强烈抗议下,吴铁城1月25日答复村井时称:解散抗日团体目前甚有困难,因为这类团体是由民众基于爱国热情而组织的,他们如无越轨行动,政府即无权干涉,希望日方假以时日,待5天以后再作正式答复。

村井闻言威胁说,中国再事拖延,日本就要采取“自卫”手段。

吴铁城屈从日方压力,于1月27日下令市公安局解散“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宣布禁止反日活动。

然而,日方又节外生枝,于27日晚8时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1月28日下午6时以前对日本的全部要求做出“满意的”答复,并提出解散抗日团体并非单指抗日救国委员会,而包括一切参与抗日活动的团体。

28日下午3时,吴铁城奉南京政府的指示“忍辱负重”,答复日方称已接受日本全部要求,下令限期取消抗日团体。村井对此表示“满意”。

可是,驻沪日本海军早就想在侵华战争中一显身手,以推动“南进”战略,盐泽幸一当然不肯罢休,于28日深夜11时25分通知上海市政府,要中国军队立即由闸北撤退,改由日军防卫。不等上海市政府答复,日军就于11点10分,即我方收到公文前15分钟,向我闸北天通庵车站的后撤驻军发动进攻。

我军为自卫和保卫国土,不得不仓促应战。第二天,日本海军又出动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我国当时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均遭毁灭,其所珍藏的宋元版书籍10多万册全被焚毁。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一二八”事变。

1月29日,我国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颜惠庆立即加引盟约第十五条,要求国际联盟理事会将中日争端移送大会。

颜惠庆原是我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辞职后,他被国民政府改派为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他能说极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能写文情并茂、逻辑严密的英文,且不用笔起稿,也不口述讲稿让速记员记录,而是自拟腹稿用打字机打出。

颜惠庆的外交才能出众,上至“国联”秘书长和英法各国外交部长,下至我国代表团的工人杂役,没有一人对他不满意。他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处理重要外交问题时,不像施肇基那样只听洋顾问的意见,不听中国人的意见。对上海战事问题,本来既可依照“国联”盟约第十五条提交大会讨论,也可仍然依照盟约第十一条由理事会处理。究竟是要加引第十五条提交大会,还是仍然依照已经援引的第十一条理由交理事会处理呢?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决策问题。

颜惠庆首先和中国的洋顾问拉西曼、哈斯等商谈,接着又和英、法两国的外交部长及“国联”秘书长杜那蒙商谈,但这些人都不赞成把上海问题提交大会讨论。杜那蒙说:“如将中日问题移交大会,可能大会和理事会都不管。”

颜惠庆又和中国代表团的人员商谈。大家都主张提交大会讨论,理由有两条:第一,理事会讨论中日争端,系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依照该条约过去先例,理事会一切决议须得该会全体会员国同意始能成立。日本为该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上年10月24日的决议案草案就因日本1票反对而不能合法成立。上海战事如再依据第十一条处理,日本仍占上风,我国无法与之抗衡。如果加引盟约第十五条,由于该条规定相争中的国家不能参加投票,日本就不能再对议决案行使否决权,我国便和日本处于平等地位。第二,理事会由大国操纵,大国中的英、法两国在巴黎会议上已显露出不得罪日本的态度,但在大会中小国甚多,小国对于大国的侵略行径素来深恶痛绝,对我国表示同情及支持的居多。由于众多小国支援我国,就有可能转变大国态度。因此,对上海战事,以加引盟约第十五条提交大会讨论为宜。

颜惠庆咨询各方面意见后,认为洋顾问与“国联”秘书长及英、法外长之所以反对我国援引盟约第十五条将中日争端提交大会讨论,乃是为他们自身利益着想,不是为中国利益着想,便毅然不顾洋人反对,于1月29日下午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通知“国联”秘书长,转知“国联”各会员国:中国除了保留向来依据的盟约第十一条外,加引盟约第十条和第十五条。

盟约第十条规定:“国联会员国担允,尊重并保持所有会员国现有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第十五条规定:“任何案件移送大会后,除相争之各国外,大会报告书与行政院之报告具有同等效力。”也就是说,大会报告通过后,3个月内任何一国不得从事战争。

其时,颜惠庆一上任,日本马上改派法语说得好的驻比利时代表佐藤换下外语很差的芳泽(芳泽发言时说的英语,各国代表和新闻记者都听不懂,常常改说法语,但说了上一个词要慢慢想第二个词,中途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各国代表仍然听不甚懂,日内瓦新闻记者照实将其发言情形刊载在报纸上,读者读罢莫不捧腹)。

颜惠庆加引盟约第十五条要求“国联”理事会将中日争端移送大会。佐藤深知这一招非常厉害,使日本不能使用否决权,对日本不利,便在2月12日理事会讨论时首先发难,说中国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不能保护日本侨民,所以“国联”盟约不能适用于中国,坚决反对将此案移交大会。

颜惠庆马上用极其流利的英语加以反驳:我国政府和人民均愿中国统一,组织一个现代国家,但日本则害怕中国统一,常常煽动中国军阀互相争斗,破坏中国统一。

颜惠庆列举若干世人皆知的实例为证后,反询佐藤:日本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吗?那日本代表在“国联”理事会上做出种种不扩大事态及撤兵承诺后,为什么才过几天日本军队就悍然侵占我国东北,挑起上海事端?所以“国联”盟约完全适用于中国。

颜惠庆一阵唇枪舌剑,驳得佐藤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博得了当场所有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钦佩。英国一家报纸的记者当时就对宋选铨说:“即使英国最好的外交官,也不能比颜惠庆更好。”

理事会听取中日双方代表辩论后,于2月18日根据中国代表的请求和“国联”盟约第十五条第九款的规定,决议将本案移送大会,并定于3月3日举行大会。

3月3日,国际联盟举行特别大会,专门讨论中日冲突问题。开幕后,首先由我国代表颜惠庆陈述“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经过和日本违背'国联'盟约如《非战公约》、《华盛顿9国条约》以及国联议决案等事实。最后要求:(一)请受理中日一切争端的国际联盟大会按照盟约规定,研究并尽力求取解决。(二)请大会就权力所及,先使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敌对行为终止,并使入侵军队撤退,然后就理事会决议的范围、本盟约的精神,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中日间的一切争端。(三)请大会承认盟约已被破坏。(四)请大会郑重宣布:关于满洲、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惨状,中国政府不负任何责任。大会作此种宣布后,应动员所有道德力量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中国相信此种办法可解决此类冲突。

接着,日本副代表松平发言,说日军在上海的行动是出于不得已的自卫,等到该地平静,日本即行撤兵。日本准备协同有关国家在上海召开圆桌会议,考虑保障日本在上海的利益。关于满洲问题,日本认为不是大会讨论的问题,理事会派遣的调查团已出发,该团调查的结果将是有价值的资料,可供中日最后解决问题。

随后,各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相继发言,瑞士、挪威、印度等17国一致支持中国,特别是瑞士和捷克两国代表的发言,言辞尤为激烈,直接指斥日本在上海的行为是“不宣而战,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3月11日,大会提出一个决案草案,内容要点是:

一、大会鉴于盟约所载各项规定,认为对此次中日争端完全适用……凡用违反盟约及《非战公约》之方法所取得的地位、条约及协定,联盟会员国均不能承认。

二、大会郑重宣布:任何一方用武力压迫解决中日争端,即与盟约精神相反。

三、大会应中国政府1月29日的请求,此次争论适用于国联盟约第十五条;应中国政府2月12日的请求,将此次争端提交大会。根据2月18日理事会决定,本大会接受中国政府请求,对其所指全部争端负有适用盟约第十五条第三节所规定调解的义务,并于必要时负有同条第四节所规定“说明建议”的义务。

  大会决定组织一个由19名会员组成的委员会,成员由当事国以外的理事会会员和用秘密投票(即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其他会员国代表组成。大会主席为委员会主席,代表大会执行职务,同时接受大会监督。

依照盟约第十五条第十项规定,中日两国代表不能投票,出席会议的其余42国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议决案草案。

大会依据议决案草案第三项第三条,同日选出瑞士、捷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匈牙利、瑞典6国,连同大会会长及理事会内中日两国以外的12国,共同组成“19国委员会”。

“19国委员会”成立后,多次举行会议,讨论上海的停战及日本撤军问题。由于我上海驻军英勇抗战,致使日军3次易帅、4次增兵,激战33天后才占据我军第一道防线,加上中国代表颜惠庆与“19国委员会”的周旋得力,5月5日,日本不得不和中国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军队暂驻现在防地。(二)日本军队撤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恢复事变前原状。(三)为证明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加入友邦代表为共同委员,协助双方移交事宜。

5月6日共同委员会成立,日军无条件撤退,上海战区陆续归我军接管,从而宣告日本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完全失败。

  三

中国对日外交的暂时胜利,主要得力于颜惠庆的外交智慧。除了把中日问题由理事会直接提交大会的策略十分正确,使日本无法使用否决权外,他与其他国家的交际也很妥善与巧妙。

当时,出席“国联”大会的代表团,除中日两国外还有42个,每个代表团有代表、副代表、秘书六七人,共计300人左右,“国联”秘书处组长以上高级人员也有二三十人,这些人都需要联络。颜惠庆联络这些人,不是用普通的国际惯例,开一个大酒会邀请所有的客人来饮酒,而是利用晚餐和午餐时间,请一桌客人来中国代表团驻地吃中国菜。这样,既有从容的时间与各个代表团成员交流,了解各代表团情况,又可以让外国外交官享用中国的美味佳肴,对中国产生好感。仅一个月时间,颜惠庆就把各国代表团成员和“国联”秘书处所有高级职员都请过了。对于支持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颜惠庆则在中国代表团驻地设一个新闻处,及时与他们联络沟通。颜惠庆对内要求中国代表团所有人员提高素养,齐心协力,一致对外。

有一次,副代表罗忠贻向宋选铨借英文词典,3个月后都没有归还。宋选铨十分诧异,就对驻美使馆参事夏晋麟说了此事。夏对宋说:“颜代表要罗副代表写一个说帖(Memorandum)。罗呈上后,颜代表用笔把拼错的词语一个个勾出来后又交还给罗,所以以后罗写稿时就要用词典核对准确每一个词后才敢呈上,这便是他没还你词典的原因。”

  宋选铨知道原委后心想:罗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时任我国驻丹麦公使,是颜惠庆大使专电外交部调来日内瓦作副代表的,颜惠庆对他尚且如此,对其他人当然就更要求精益求精了。

在“国联”特别大会开幕前一个月,“国联”依照裁军筹备会决议,于1932年2月2日在日内瓦召开裁军大会。按照一般惯例,开幕后各国首席代表均需发表一项政策性演说,中国代表也不例外。为参加好这次裁军会议,开会前几天,颜惠庆就要求宋选铨代他草拟一个英文演讲稿。

宋选铨废寝忘食精心撰写了一篇英文稿呈给他。稿件大意是:

“裁军大会之召集,乃国际上一项非常重大的事绩,代表诸公皆各国非常之人,当此非常之时机,应立非常之功绩,以孚世界人民之雅望。中国代表团愿随诸公之后,极尽绵薄之力,以襄盛举。但中国不幸,此时正遭受国际土匪之侵略,领土被侵占,人民被杀戮,国家无安全,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故我政府无法裁减其军备,敬请各国代表诸公动员其道德力量,制止此国际土匪之横行。俾中国可获裁军,中国代表团当深为感激。兹提出议决案草案一件,请惠予支持。其文曰:'本大会鉴于日本对中国东北之军事侵略为中国裁军之障碍,为此促请日本政府立即撤退其侵犯中国领土之军队至原驻之地点,以利本大会之进行。'本草案如获通过,不仅中国代表团感谢代表诸公之盛德,即使千年以后,代表诸公之非常之功,亦将为万国所共仰。”

几天后,中国代表团召开团务会议,颜惠庆对大家说:“关于征求对此次裁军大会的看法,我请大家代拟的十几篇英文演讲稿,以宋选铨写的这一篇为最好。”这时,宋选铨才知道颜代表不只请他一人代拟,而是请代表团成员各写了一篇。他这样做,既考验了大家的英文能力,又集思广益,深得代表团成员的敬重。

上海战事结束后,中国东北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依据1931年12月26日“国联”理事会议决案而产生的李顿调查团,经1932年1月14日“国联”理事会核准,由英国李顿爵士、法国亨利劳德将军、美国麦考益将军、意大利马柯凡迪伯爵、德国海恩利克希尼博士5人组成,李顿爵士为团长。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为代表,中国派出顾维均为代表,协助该团进行调查。

  2月29日,该团抵达东京时,上海战事已于1月28日爆发,但该团任务是调查中国东北事变,所以工作照常进行。该团在中国东北调查后,写出调查报告,于1932年9月4日在北平签字,10月1日分别在日内瓦和东京、南京发表。报告内容共分10章,前8章叙述事实,后2章为解决的原则、条件及建议。其要点如下:

关于叙述事实,该报告称:1.中国并非无组织的国家,满洲系中国的领土。2.张学良对中国中央政府表面服从,实际是独立的。3.中日冲突的根本原因为日本对满洲不与中国其他部分同样看待,自1931年9月以来采取积极政策,以武力为基础。4.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有计划的侵略,不是合法的自卫手段。5.所谓“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组织,如无日本军队之在场及其官员之活动不会产生。6.中国对日本经济绝交是中国国民党从幕后指挥。7.维持门户开放之原则仍属必要。8.日本在满洲之侵略行为,违反“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9国条约》。

关于解决问题的条件,该报告认为:1.应适合中日双方之利益。2.应考虑苏俄之利益。3.应遵守现行多方面条约,如“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9国条约》等。4.应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5.应另订立中日新条约……共计10项。

关于建议,该报告提出:1.“国联”理事会应请中国政府及日本政府依照上述10项条件讨论两国纠纷之解决。2.上项邀请如经两国政府接受,即应召集顾问会议讨论,并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中国东三省之详细议案。3.此项顾问会议,应由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及由选举产生之当地人民代表团组成,如经当事国双方同意,顾问会议可请中立国派观察员协助。

“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于1932年12月6日提交特别大会讨论,经大会决议交“19国委员会”审议,提出建议后再交大会研讨。“19国委员会”草拟大会议决案两件及说明书一件。草案第一号根据调查团的建议,协助中日两国谈判以求和解,并以美俄两国能加入谈判最为适宜。这个议决案草案准备作调解之基础,先送交中日双方征询意见。

议决案草案第二号是对调查团的工作表示感谢。说明书是对第一号议决案草案加以说明,特别提到该报告的两个原则:不能恢复“九一八”前原状,也不能维持和承认满洲国。

该议决案草案和说明书于12月15日送达中日两国政府后,日本政府态度蛮横,坚执各国应承认满洲国,认为日军已占领满洲,丝毫不能让步。中国政府虽然不赞成“不能恢复'九一八'前原状”之说,但为表示妥协精神和孤立日本,表示可以接受。

“19国委员会”感觉调解无望,乃写成大会报告书草案提交大会。草案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采用李顿调查团报告的前8章,提要说明满洲为中国之领土,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有计划地侵略,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中国方面对此事并无责任,满洲国是日本制造的傀儡组织。第二部分叙述“国联”对中日争端处理的经过。第三部分根据调查团的意见,说明中日争端的性质。第四部分陈述各种建议。

1933年2月14日,“国联”特别大会讨论上述报告书草案时,我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为颜惠庆,第二代表为顾维钧,第三代表为郭泰祺。颜惠庆早已知悉日本不肯接受报告书,为争取国际同情和孤立日本,首先严正声明中国无条件接受报告书。日本代表松冈洋佑接着发言,果然宣称日本不接受该报告书,并请各国代表不要通过。

颜惠庆马上说:“日本对我东北实行积极政策,正是由于日本军人田中上日皇奏折中有此主张。”松冈马上予以否认,要求中国代表团拿出证据来。中国代表团内专家立即提供资料,颜惠庆当即答复松冈,说松冈本人所著的某书某页内即提到田中此项奏折,故不能说没有此项奏折,并说日军现在在中国满洲的行动,正是此项奏折积极政策的具体表现。

代表顾维钧在致辞中有“我蒋总司令领导的北伐常胜军行至济南,日本竟派军阻止,以免中国得到统一”之语,松冈便反驳说:“当中国革命军北伐时,顾维钧代表正在北京当张作霖大元帅的外交部长。就是当时的顾外长向日本请求,日本政府才派兵到济南的。你怎么能说是日本要派兵来中国呢?”

  我第三代表郭泰祺立即代替顾维钧代表反驳松冈:“日本代表拿中国私人传记来替他的国家辩护,除他所说的话并非事实外,用一个拳赛的术语来说就是踢人下身,乃是不合规则的举动。”顿时引起与会代表的笑声,驳得松冈下不了台。

辩论结束后,大会主席将该报告书付诸表决,除日本1票反对、暹罗(泰国)弃权外,其余41票一致赞成。主席即宣告:根据盟约,该报告书已正式通过,并宣读盟约第十五条第六节:凡遵守报告书之国家,“国联”各会员国不得向该国采取敌对行动,在3个月内,无论如何不能有战争行为。希望中日双方接受调解之建议,勿再有行动,致使纠纷延长。

大会即行闭幕。

其时,日军正大举侵入我国热河,在长城一带与我军激战,迭遭挫折,故世界舆论对中国极表同情。日本由于在外交上完全孤立,且受到世界舆论谴责,便于3月27日正式通知“国联”秘书长,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国联”特别大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的重要外交问题遂告一段落,颜惠庆代表奉命调任驻苏联大使。由于宋选铨在代表团工作得力,表现突出,颜惠庆临行前致电外交部,极力保荐宋选铨升任代表团三等秘书。外交部复电着加宋选铨三等秘书衔,这是当时惟一得到颜惠庆保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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