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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能不败,甲午战争实力和士气的较量

热度55票  浏览2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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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多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以1.5倍于曰本的财政收入,以大于曰本的海、陆军规模,以近两倍于曰本的海军投入,与日军交战,结果惨败于曰本,并与曰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国备受外强欺凌和侵略。

  战争是军队实力和士气的较量。甲午战败,晚清政府的政治腐败,李鸿章、丁汝昌等军事观念的落后等无疑是重要原因,但军人荣辱观的整体丧失甚至颠倒,导致平时作风败坏、训练废弛,战时纪律涣散、贪生怕死,同样是重要原因。

  正确的荣辱观是军人行为、操守严格自律的心灵尺度,表现在思想作风上,就是讲是非、明美丑、辨善恶。反观甲午战争时的清朝军队,因受没落王朝腐朽颓废之风侵淫,从上至下荣辱颠倒,思想作风败坏。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访问曰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下功夫学习海军知识,还常以外行自居;在海军基地刘公岛开设店铺敛财,与部下发生龃龉;还自蓄优伶,生活骄奢淫逸。“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在舰队常去之地还金屋藏娇。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竟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被日军击沉。

  军官作风如此,士兵可想而知。“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整体的作风败坏产生“劣胜优汰”效应,优秀将领“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生等不被相容,因其“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生活糜烂、骄奢淫逸的方伯谦每每临战脱逃和保持军人本色的邓世昌壮烈殉国,是不同荣辱观决定不同人生选择的鲜明对比。

  军事训练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保证。正确的荣辱观,是军人为报效国家而刻苦训练的思想基础。战争要求将领和士兵必须熟知军事指挥和技术,只有进行严格训练,才能成为能征善战之师。甲午战争时的清朝军队,其荣辱颠倒表现在军事训练上则是“操练尽弛”。

  “致远”舰官兵合影,中间双手交叉站立者为管带邓世昌

  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平时“操练尽弛”,必然导致战时能力低下。黄海之战中,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日舰“西京丸”40米处发射鱼雷,竟未能命中,而曰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此时正在此舰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其训练水平之高下优劣可见一斑。“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战后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军队是国家的脊梁,一个伟大国家的背后,一定站立着一支强大的军队。正确的荣辱观,是军队战斗精神形成的基础。军人荣辱观在平时关系作风纪律的养成和军事训练的水平,在战时关系战争胜负和国家命运。以史为镜,在当前多元价值碰撞和社会道德重建的复杂形势下,军人必须高扬爱国奉献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倡导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的军人荣辱观,以确保我军具有维护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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