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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前的布局: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决策

热度52票  浏览3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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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风波”没完没了

    1971年9月上旬,中国政坛突然聚集波谲云诡、神秘紧张的气氛。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权力斗争已进入白热化。自1970年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两派矛盾公开化之后,两个政治集团已经摊牌。

    当时被视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林彪,林彪的妻子、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林彪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其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常被称为“四大将”,都是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为组长,这4人与叶群又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野心勃勃,向党中央发起了进攻。毛泽东当时对林彪还是保护的,但他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及林彪的五员大将--黄、吴、叶、李、邱。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毛泽东资深政治秘书陈伯达主动靠近林彪、叶群,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林彪支持叶群与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采取一致行动,对“秀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展开围攻,得到了汪东兴等的响应。汪东兴一直被认为是最得毛泽东信任的党内人物,汪东兴积极、坚决的表态使会议形成一边倒的态势,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面的主要支持者江青、康生成为众矢之的。抵挡不住的江青等在8月25日来到毛泽东住处,痛哭流涕,揭发了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当即决定各个击破,先拿陈伯达开刀,毛泽东8月31日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会议的进程出现逆转,陈伯达被停职反省,叶群与“四大将”等被要求检讨。

    而后,毛泽东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他称之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三板斧”方法,对林彪集团穷追猛打。所谓“甩石头”,就是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发动政治攻势,紧紧揪住叶群及“四员大将”。所谓“掺沙子”,就是重新布局中央组织,特别是对被认为是林彪集团主要力量的中央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1970年11月6日,庐山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权限极大,实际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种形式。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庐山会议后,康生一直称病不出,权力遂归江青等的手上。所谓“挖墙脚”,就是改组毛泽东认为是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1971年1月24日,北京军区改组,李德生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为第一、第二政委;尤太忠为内蒙前指司令员,郑维山、李雪峰被撤换,这些措施后来被认为是“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脚”。

    庐山会议以林彪集团的大败亏输告终。林立果在会后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谈话中,即坦陈已经遭受重大挫折。林立果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毛泽东“抓住不放”的战略还危及到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尽管在庐山会议期间(1970年8月29日),毛泽东曾经对林彪表态不会改变接班人布局,但毛泽东只是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面对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毛泽东要“换马”的趋势非常明显,林彪地位岌岌可危,林彪集团也兔死狐悲,认识到必须起来抗争。

    林彪集团的应对方式有两种,一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作“挤牙膏式”的检讨,拖延、观望,希望得到毛泽东的谅解,抗衡江青等的嚣张气焰,尽量减弱“庐山风波”的冲击,力求平稳降落,并坚决不涉及林彪,宁愿丢卒保帅。林彪集团的失败促成了江青势力的膨胀,毛泽东的政治天平已经明显倾斜到江青一边。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情形:“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包谷),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夜餐时吃了。一面咀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这一点林彪也心知肚明,决定再不让步,以拖寻变,指示叶群等以“不变应万变”。毛泽东洞见了林彪的策略,决定“擒贼先擒王”,避开北京,施展过去的战略,以地方包围中央,南下寻求支持,打打“预防针”,“打草惊蛇”,促使林彪集团暴露并彻底清除。

    另一方面,以林立果为代表的“少壮派”,对于老一代的体制内抗争大不以为然,认为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显然不太可能,决定在体制外解决,于是就有惊天的暗杀“政变”计划。

    两条线上的“作业”可能在叶群那儿出现了交叉点,于是在1971年的八九月间毛泽东的南巡,就变得险象环生,惊悚诡异。

    长沙巡视“外松内紧”

    毛泽东在国庆节前出巡南方,可以说是日常工作的惯例,但是1971年毛泽东盛夏时节的南巡,却是别有深意。

    8月14日,毛泽东仅仅带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乘专列秘密南下。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中队进行保卫,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还配置了轻机枪,由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直接指挥。据毛泽东的卫士长陈长江回忆,毛泽东这次南巡,除他之外,再没有带任何其他负责人,甚至工作人员也比较少,“也因此,毛主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往往很快就知道了”。在动身之前,毛泽东严令任何人不得泄露他的行踪。在北京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被周恩来安排,“陪同”江青到青岛视察。以往毛泽东出巡,虽然也只有周恩来一人掌握行踪,但因为需要给毛泽东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需要动用飞机,所以吴法宪一般知道毛泽东的去向,但这次毛泽东沿途的谈话,却明确要求必须对林彪等采取极为严密的封锁。

    对于毛泽东南巡的动机,汪东兴等后来明确表示,“就是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席亲自外出做工作。”

    毛泽东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9月12日晚上返回北京,正好30天,沿途停留过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上海、济南等城市,行程十分紧密,与各地负责人谈话较多。在武汉,毛泽东停留10天,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在长沙,毛泽东停留5天,找了广州军区1个军区、湖南、广东、广西3个省区和中央的华国锋、汪东兴等5个方面的负责人谈话4次;以后毛泽东还在杭州、上海、南京和北京的丰台有多次谈话。这其中,长沙是毛泽东停留较久、找人最多、谈话内容最为全面系统的地方。

    8月15日,专列到达武昌车站,毛泽东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次日,再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王新及刘丰、汪东兴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政治斗争的内情,特别提出要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对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林彪集团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林彪集团,毛泽东是直接点名。他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的、30岁以上的人。毛泽东还严重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

    毛泽东关于林彪集团的批评,实际上是要对接班人“动手术”。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接班人明显是针对林彪的,当时林彪已经63岁,身体欠佳。毛泽东决定让汪东兴通知已调到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立即赶到武汉,接受召见。华国锋生于1921年,时年50岁,是毛泽东这时候注意选拔的接班人候选人之一。这是一个“第三梯队”,主要成员还包括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国务院副总理兼河南省委书记的纪登奎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等人。华国锋这时候的职务是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同时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代主任,毛泽东要华国锋前来,除作为主持一省政务的华国锋必须与会外,更是要亲自面授华国锋出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被毛泽东视为黄永胜的地盘,黄永胜又被毛泽东视为林彪的“死党”。在马上进行的长沙会见上,毛泽东亲自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宣布了对华国锋的任命。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说,在长沙接见、散会的时候,陈长江进门看见“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他们,穿军衣的,行举手礼;穿便装的,也轻轻地点头。毛主席还是穿着那件毛巾布长袍睡衣。不难看出,他们的交谈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大家情绪很好。毛主席以叮嘱的口气说:'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把军区的事管起来。'又转向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

 

    从后面的行程中可以看出,华国锋在毛泽东这次南巡途中担任了重要角色。2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华国锋、汪东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刘丰等。毛泽东一见华国锋,劈头就批评华国锋,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1971年1月,华国锋由毛泽东指定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出任副组长,主持领导农业工作。国务院业务组的主要组成人员还有组长周恩来,副组长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华国锋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跻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华国锋此时因患阑尾炎住院刚好,在京主持农业机械化等会议。来到武汉后,只是汇报农业问题,引致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强调要政治路线第一显然是话里有话。

    毛泽东反复讲中共历史上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故事,并特别强调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他将要和林彪进行“路线斗争”,要打倒以林彪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与发动“文革”时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如出一辙。汪东兴等感觉到气氛的严峻,立即召集随行的警卫分队干部战士,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警卫部队要结合实际工作,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要随时有打仗的准备”。

    8月27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武汉。清早,指定汪东兴、华国锋先行乘专机到达长沙,“打前站”,进行准备。下午2时半,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离武汉火车站南下。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要刘丰等三四个人陪同南下。陈长江后来回忆,毛泽东把刘丰等带到长沙,是何用意,是牵制林彪集团还是观察、培养刘丰,他也不清楚。

    华国锋、汪东兴于27日早饭后到达长沙机场,由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迎接,入住蓉园宾馆。坐定后,华国锋、汪东兴向卜占亚介绍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汪东兴还以毛泽东不高兴江青打扰他做事的例子特别嘱咐卜占亚,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不喜欢别人打扰,示意毛泽东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非常严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千万别在主席思考问题或谈话时打扰他”。汪东兴接着明确宣布,等会迎接毛泽东专列,只需他自己、华国锋、卜占亚参加,不需要已经到达长沙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西区委书记兼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参与。

    晚9时,毛泽东专列到达长沙大 铺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专门为毛泽东的专列停靠修建的,原是长沙外围的一个荒芜山头,后来修建成绿油油的果园,成为被汪东兴赞许为全国三个较好的专列停车场之一。汪东兴等3人赶到车站迎候,但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而是让他们上了专列,与保健医生吴旭君、列车员张玉凤等6个人召开了一个“六级干部会议”,主要是由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1个半小时后即10点半,毛泽东乘坐专门从北京带来的吉斯高级小轿车离开,司机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赵毅雍。赵毅雍是湖南省委专门为毛泽东提供服务的司机,在1959年至1975年间毛泽东回湖南一直由他开车。

    毛泽东对湖南一直相当有感情,很喜欢湖南省的干部。据张玉凤说,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很亲切,讲话也很中肯,对省委的同志也特别好。“凡是主席视察南方,总要到湖南,有时在车站看一看。”

    毛泽东一行入住湖南省委九所6号楼。毛泽东的内层保卫工作由随行的警卫部队负责,毛泽东卫士为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工作为吴旭君,张玉凤则做些勤杂事务性事情。

    27日一整天,长沙市各主要路口都加强了公安人员执勤,交警指挥也更加细致规范,各种高级轿车如红旗、吉姆、吉斯等来往于省委--机场--火车站间,长沙城“外松内紧”,气氛异于平常。

    毛泽东这次在长沙呆了5天。期间,先后与广东、广西及湖南负责人分别谈话3次,集体谈话1次,总共4次,每次谈话汪东兴都在场。

    28日上午,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华国锋给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座谈,传达毛泽东的“武汉谈话”。晚上,毛泽东找丁盛、刘兴元谈话;29日上午,毛泽东找韦国靖谈话,下午,以上6人座谈;30日上午,毛泽东找6人集体谈话,长达3个小时,随后毛泽东与汪东兴离开湖南去南昌。

    9月1日上午,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秘密来到韶山滴水洞,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汇集整理“谈话”,由卜占亚执笔,大家修改,最后由卜占亚亲自刻印5份,这是后来中央12号文件《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的主要来源。

 

    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毛泽东4次谈话,禁止一切秘书、工作人员参加。华国锋等在滴水洞整理谈话时,也是严禁一切其他人员参加。

    8月31日12点半,毛泽东离开长沙。行前,只允许华国锋、卜占亚送行。临别,华国锋问毛泽东:“主席,我回到北京,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毛泽东说:“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

    9月5日,华国锋回到北京,先后两次单独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此前一天,汪东兴也将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和华国锋等的整理稿转送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话里有话”

    毛泽东在长沙4次谈话,是“武汉谈话”的继续,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是“吹风”,即在准备打倒林彪集团前,对中南3省区尤其是以广东军区进行一次思想、政治动员。

    毛泽东的“湖南谈话”,一般以讲解党内路线斗争史为由头,涉及到阶级斗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但核心是谈庐山会议后的党内斗争形势,明确林彪为另一个司令部的总后台,当今进行的政治斗争就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庐山会议,毛泽东强调说,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庐山会议上除陈伯达被立案审查外,遭受批评最为严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处置方法,一是“治病救人”式的,如在会上表现非常积极的汪东兴,毛泽东在其检讨几次后认为已经解决了问题,继续信任;一类是叶群及“四大将”、李雪峰,则持续的严厉批评,持续的施加严重的政治压力。

    8月30日,在集体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态,要准备对黄永胜等做“结论”。他说: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地询问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由于广州军区前任司令员就是黄永胜,黄永胜调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其职务由丁盛接替,故毛泽东认为广州军区是黄永胜的“老窝子”,丁盛、刘兴元听了毛泽东的询问,非常紧张,也感到非常奇怪,一时没有回答。事后,卜占亚问他们:主席问你们,你们赶快表个态呀!丁盛、刘兴元说,这是大事情,又不知道具体真相,心里紧张,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毛泽东认为军委办事组已经成为一个对抗中央、“另一个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断然指出,他要亲自指挥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

    毛泽东还严厉地认为林彪是背后最重要的推手,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及其妻叶群、子林立果。

    关于林彪,毛泽东认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突然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庐山这次的斗争,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外”。

    显然,毛泽东认为,作为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事件,庐山风波的主要谋划者就是林彪。

    对于叶群,毛泽东的不满与愤怒溢于言表,认为黄永胜等4员大将不检讨是叶群在背后撑腰、作祟,严厉指责叶群“干预林彪”,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成那么大的权力,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事,自己写,免得误事。

    对于林立果,毛泽东也或明或暗的予以批评,说,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10天后,毛泽东在杭州与浙江省委书记南萍等谈话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接班人的另外考虑。毛泽东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通知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毛泽东这时候的接班人选择举措是别有深意的。

    上上下下“吹风”

    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意味深长,政治气息极浓,无疑是在庐山风波的震荡中再引爆了一颗炸弹,所有与会者可以说都猝不及防。9月30日,毛泽东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6位负责人结尾时,丁盛感到事关重大,就当面问毛泽东:“主席,您讲了这么多话,这么多重大的事,我们回去要不要传达呢?”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可以吹吹风。”

    按照毛泽东这个指示,华国锋、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等整理了毛泽东的长沙谈话后,兵分四路,华国锋到中央向周恩来秘密汇报,卜占亚负责湖南省“吹风”、丁盛负责广东省及广州军区“吹风”、韦国清负责广西壮族自治区“吹风”。本来毛泽东一行及沿途谈话是极其保密的,但是向下“吹风”,尽管要求严格控制一两个、三四个人的小范围内,肯定会扩散,这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很有些耐人寻味。

    9月5日、6日,卜占亚分别向湖南省委、省军区党委部分常委“吹风”; 8日,卜占亚再给参加省委读书班的地市主要负责人和在长沙地区的县团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作“吹风”报告;当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的通知,《湖南日报》按湖南省委指示,刊登列宁为《国际歌》词作者去世25周年写的文章及这两首歌曲,引起其他省市的高度关注。卜占亚回忆说:“两首革命歌曲和纪念文章登出后,全国震动很大,许多报社打电话来问《湖南日报》社,是什么原因,现在刊登这两篇革命歌曲有什么背景。因为主席不让在大范围传达,我们没有跟《湖南日报》社讲清道理,只通知他们刊登,所以他们就回答各地报社,我们也不知道,是省委让登的。”

    卜占亚还说,“从后来的情况看,主席南巡在湖南对我们的谈话内容是最全面、最重要的,它的传达和贯彻,对揭穿林彪反革命阴谋,挽救干部,对彻底粉粹林彪反革命集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汪东兴也说,“毛主席在南巡中,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谈话,主要在湖南。”

    9月5日,丁盛、刘兴元给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学习班进行传达。传达前,丁盛宣布纪律,第一,不准做记录;第二,不准向外泄露,还专门指定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但是,会议信息还是外泄,并传到了林彪、叶群那儿。

    实际上,林彪还从刘丰处知道了毛泽东“武汉谈话”的内容。吴法宪回忆说,“正好是9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迅疾地把消息告诉了叶群。

    于是,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不期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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