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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出访欧洲后的遭遇,令西方人大跌眼镜

热度176票  浏览52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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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开始了德国之行。从他进入德国国境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比俄国更为隆重的礼遇,规格之高,俨然国家元首:

他下榻于著名的恺撒宫(旧译“该撒好司”),“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 莫不投其所好”,甚至连他喜欢抽的雪茄和喜欢听的画眉鸟都事先安排妥当,寝室内高悬他本人及“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照片,以示敬重;

他在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其皇后递交国书后,德皇夫妇还专门摆设国宴,隆重宴请中国代表团,并亲自陪同李鸿章观看军事操演;

德国首相、外交大臣等轮流着宴请代表团……

凡此种种,都远远超越了接待一国特使的应有规格。同期到访的日本名将、著名政治家山县有朋,就没能享受到这些高规格的接待,山县在接受记者询问时,只有自嘲说“中国毕竟是大国嘛”。

德国各报不惜篇幅地描绘了中国“副王”的各项行程。英、法等国报纸,则带着复杂的情绪,在对德国人的逾格接待予以了嘲讽。著名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认为接待李鸿章的规格本应恰如其分,俄、德两国将李鸿章或奉为帝王,或奉为三军统帅,“贡谀献媚”,如此逾格,反而容易令中国人对两国产生蔑视心理。该报指出,英国接待李鸿章固然应该热情,但李鸿章作为“英国人民的朋友”,绝不是为了英国利益,而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英国对此不需要感谢。

英国报纸的基本论调是,德国人为了拿到中国的大笔军火定单,对李鸿章过于奴颜媚骨,而当李鸿章离开时,并未采购任何军火,这令德国人失望至极,进而转为满腔怨愤。

其实,觊觎着李鸿章大笔军火定单的,自然不只是德国人而已,包括英国在内,都莫不竭尽全力向这位中国政治家推销自己的军火。

德国人的问题,在于其“吃相”的确有点难看,不像老牌帝国那样善加伪装。在英国人看来,刚刚崛起的德国人实在有点暴发户的轻浮,而在世故的李鸿章面前大失脸面。

当甲午战争爆发后,英俄等国为着如何在中日之间合纵连横而煞费苦心,德国人却无事一身轻,向中日两国大肆推销军火。当时的德国外长罗敦干男爵,在外交晚宴上就赤裸裸地表示,“欧洲国家能从东方人相互间的战争里获得的唯一利益,就是向他们出售军火。”战争期间,日本和中国的采购团,在柏林频繁出没,这与英国因宣布中立而向中日两国禁售武器形成鲜明的对比,令英国军火商们羡慕不已。德国舆论则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东方普鲁士”日本,不仅认为这是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的战争,更是一个新兴国家对一个老大帝国的挑战。战后,日本政府还将甲午战争期间所收到的德国民众声援信,结集出版了《在对清战争中德国人对日本的祝贺》(Deutsche Gluchwunsche an das siegreiche Japan im Kriege gegen China)一书,以日、德文字发行。

但在战后,德国人却一反常态,对中国备加呵护,与法国一道,积极参与了俄国牵头的对日压制活动,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一举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干涉还辽的三国,自然都期待着中国的回报。

但李鸿章的出访,并没有带着采购军火的使命,不仅德国的军火商们失望,就是对德国备加嘲讽的英国军火商们,也大失所望。更令所有西方人大跌眼镜的是,李鸿章的此次出访,并不如他们预期地那样恢复了甲午战争后被贬的政治地位,相反,以七旬高龄远涉重洋回到国内后,李鸿章反而进一步受到政治打击,最后被支到了远离北京的广州看守大清的南大门,彻底远离政治中枢。中国的政治风气则进一步转向保守,西方商人们的所有期望,最后被义和团的血红大旗彻底毁灭。

德国人毕竟不如老牌帝国的英国人那么深沉。李鸿章出访后的第二年(1897),中国政府任命黄遵宪、罗丰禄和伍廷芳分别出使德、英、法,只有德国政府坚决拒绝黄遵宪,而黄遵宪本人与德国并无任何过节,国际外交界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英国报纸认为:正是因为德国政府后悔接待李鸿章时礼节过于隆重,担心因此反而被中国人小看,便借机拒绝中国使节,以便“自增其威”。

到了1898年,德国人更是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事件,出动大军,强占胶州湾。梁启超认为,这是德国人为了报复“面子”被扫而进行的报复。其时,干涉还辽的三国中,俄国早已在北方得到了好处,法国也在南方得到了势力范围,只有德国,在向清廷索取福建的金门岛时,被“峻拒不许”。梁启超认为,胶州事件中,“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

又过了两年(1900),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也为了“德意志的尊严”,不听劝阻,非要在遍地义和团的混乱北京,只身前往总理衙门会谈,路上因与清军发生争执而被杀,引爆了义和团与驻京外交机构之间的血腥冲突。倍感丢脸的德国,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威廉二世在为这支军队送行的时候,要求他们对中国人必须残酷无情,“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小窥德国人”。

德国大军是八国联军中最后一支到达的,他们到达时,联军已经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大的军事行动已经完结,但德军依然对京津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屠杀,并纵兵捣毁了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在与李鸿章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德国专门约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派出亲王规格的高级代表团,前往柏林道歉。继李鸿章访德之后的第二个中国高级代表团,由末代皇帝溥仪的老爸、醇亲王载沣率领,区区数年,中国代表团由上宾沦为末客,德意志的天似乎有点阴晴不定。至于此后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德国尽管与日本是盟国,却对中国给予了很大的同情,这些正是中德历史深处的吊诡所在。

 

在李鸿章的德国行程中,最引起当时的记者和后人们兴趣的,就是他拜访俾斯麦。在场的各国记者进行了详细记录,无不大同小异。有意思的是,在曾经轰动英美的《李鸿章回忆录》中,记载了俾斯麦告诉“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说,法国人可并不将“俾斯麦”一词视为任何恭维语,而且自己也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这段对话,十分传神,但《李鸿章回忆录》已确证系由美国记者曼尼克思伪造,因恐其或许引述自当时报道,我还遍查各国报纸,都难以找到其出处,估计很有可能是曼尼克思的个人创作。

俾斯麦这句真假难考的谦语,却真正道出了其与李鸿章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人。梁启超认为李鸿章难以与俾斯麦媲美,“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任公的这一定论,实在是对李鸿章不公之至。中国政坛风波险恶,远非一个朝气蓬勃的德国所能想象,果真易地以居,在曾国藩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的中国政坛,以俾斯麦的强势,一定会落个“野心家”加“阴谋家”的悲惨结局!

当李鸿章与俾斯麦执手言欢、惺惺相惜时,他是否在内心深处向往着那种痛快淋漓的政治与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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