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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苏关系:莫斯科另眼看待“大跃进”

热度50票  浏览4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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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对陈毅说,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陈毅也不示弱,回答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情况,通过苏联驻华使馆陆续传到苏联国内。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有关公开报道,也使苏联对此有所了解。可以想象,毛泽东在这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破除迷信(包括对外国的迷信,对马克思的迷信)的强调,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与错误的个人崇拜的划分,肯定也会传到苏联领导人的耳朵中。这对于一向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人来说,就不难想象会产生何种感想。

更让苏联人不舒服的是,中国人似乎不仅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作为赶超的目标,而且还在暗暗使劲,产生了一跃而超过苏联,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在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但赫鲁晓夫也只敢提十五年赶上美国,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而比他们落后许多的中国,原来还只是说用十五年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英国,可不久就改变了口号。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也就是说,赶上美国的时间几乎与苏联老大哥同步了。而到了1958年9月初,毛泽东则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了。

毛泽东甚至并不忌讳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在同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劳动,没有破除。毛泽东还说,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面子,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他还说,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

且不说苏联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方式是否赞成,就是中国人这种不但要超英赶美,而且还要先于老大哥进入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使一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头人自居的苏联人感到很别扭。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就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很不以为然。在会谈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赫鲁晓夫仍是心存疑虑地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里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你们比我们更清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就将话题岔开了。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赞成搞人民公社。1958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他说:“中国人现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吗,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满头包时,他们将会有经验。”哥穆尔卡说:“然而在中国的公社问题上,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事实。”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就试一试吧,我们决不会出来反对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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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苏关系:莫斯科另眼看待“大跃进”(2)

2008-11-04 08:43:16 环球网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尤其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竟提高了毛泽东在苏联的威望。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的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苏联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在1959年1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含沙射影地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是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基本上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们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承认:“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波兹南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谈到当年苏联成立的公社时说,那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以为既然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直接组织公社,结果公社是组织起来了,但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即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过得很好,但又想对公共事业少出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党按照列宁指出的道路,把农民组织到劳动组合中,虽然集体劳动,但按付出的劳动取得报酬。这样,我们的集体农庄也就巩固了。

赫鲁晓夫讲这番话也很不是时候。此时,庐山会议正处于由纠“左”到反右的转向阶段,毛泽东本来就因彭德怀在其信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所非议而不满,恰巧此前彭德怀访问过苏联,这样使他产生了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是预先串通好,共同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难的错觉。在他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与成绩相比,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如今,彭在信中说“大跃进”是“有失有得”,赫鲁晓夫也以苏联历史上的公社垮台,来暗喻中国人民公社的命运。这样一来,不但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而且也将赫鲁晓夫当做是国际上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后台。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中苏两党两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当时虽然没有发展为公开的争执,但它引发的风波却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真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而赫鲁晓夫们所持的反对态度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的公开批评更是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但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干了一件大蠢事,表明了他‘妄自尊大’,表明了‘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等等。总之,此事对双方的领导人来说,留下的都是严重的‘恶感’,使得已经紧张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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