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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首次介入欧洲事务:波匈事件中的中国

热度167票  浏览58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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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初期,中国因情况不明,未及参与。而在苏联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在危机处理的后期,苏联听从了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其结果是毛泽东既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便进入了蜜月期。尽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大胆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当时,莫斯科非常重视中国党的意见。苏共中央不仅在《真理报》转载了中共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但笔者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10月18日,苏共得知波兰统一工人党将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的情报后,做出两个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阻止全会召开;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但通告的全部内容只是说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因此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派代表团去波兰。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根本没提到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

已经披露的史料表明,从10月19日至20日凌晨,苏波两党的谈判及华沙危机的解决,与中国没有关系。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中国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也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里并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而中共当时也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

10月19日,尤金大使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亲苏派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而广为流传的吴冷西回忆录中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10月20日会议的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此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苏联驻波兰使馆在传送情报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21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销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由此看出,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最后,刘少奇表示,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另据会议参加者师哲的回忆,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赫鲁晓夫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同时,中共对于波兰党也有担忧的地方,即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毛泽东首先批评了苏联,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也表示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他们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10月29日,赫鲁晓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团讨论匈牙利局势时,双方一致的意见是苏军最好继续留在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保持华沙条约,警惕反革命。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刘少奇解释说: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这时刘少奇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经赫鲁晓夫同意,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在30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

至此,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一次出兵 

10月23日匈牙利危机出现时,中国毫不知情,直到24日凌晨苏军占领了布达佩斯,中国也没有任何反应。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而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尽管郝德青大使本人一直对匈牙利群众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目的是要摆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但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比如,一些拉科西政府的官员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郝德青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由于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过邮电局发送和接收。因而在危机的最初日子里,由于邮电局停业,使馆一度中断了与国内的联系。

有关匈牙利事变的消息,中国人最早是从莫斯科得知的。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匈牙利领导人格罗和朱可夫接二连三地来电话,报告了布达佩斯的动乱情况。赫鲁晓夫向刘少奇讲述了匈牙利局势后说,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而刘少奇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

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定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此时中国领导人作何感想仍然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在28和29日两天的报道却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完全撤退回国的主张。

30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是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

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匈牙利的局势,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福尔采娃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30日苏联经过一段犹豫,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对此,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二次出兵 

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但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晤。刘少奇和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让匈牙利政权落后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认为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因此苏联主张退让。中共代表团没有再坚持,会晤结束。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有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

俄国档案中关于30日和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印证和补充了师哲的说法。根据30日会议的第49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以及与铁托会谈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

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个中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大概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和骆亦粟回忆,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这种状况。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由于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在1959年5月5日与明尼赫会谈时毛泽东强调,中国的领导人对1956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他追述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那么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

不少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本文更注意的,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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