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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日本关东军为何选择“九·一八”发动侵略

热度32票  浏览24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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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发动战争的口实

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1931年春夏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万宝山是长春的小村镇,当时汉奸郝永德将盗租的农田转包给无籍朝鲜人耕种,并在其他农户耕地上开掘沟渠,引起纠纷。日本遂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地农民,双方发生冲突但无伤亡。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护下,强行开渠竣工,使农民遭受巨大损失。这样一桩强盗事件,日本侵略者却颠倒黑白,捏造数百名朝鲜农民被害,酿成在朝鲜各地的排华风潮。

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军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边境屯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当其一行到达苏鄂公府附近时,被屯垦第3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

于是,“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口实。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派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还组成了“母国游说团”,回日本拜访政军等各界人物,举行集会。日本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组织也召开联合大会,叫嚣解决“满蒙问题”,“除断然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执政的民政党也通过决议:“对于侵犯既得利益的行为,要毅然行使自卫权”。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煽动的侵华狂潮,已席卷了日本列岛。

关东军原计划9月底行动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应付多变之时局,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

接着,本庄会见了关东军的两大支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巡视,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本庄训示中明确提出对于危害日本的“满蒙”权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膺惩;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变……要有必胜的决心和准备,不许稍有麻痹”。

到9月18日事变当天,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期迫在眉睫。

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做好了准备。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鉴于这种情况,军部中央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以防患于未然”。

对于军部派建川去东北的意图,一般认为是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但众所周知,建川是主张行使武力的强硬派,对关东军的策划持支持态度,与其说让其“劝说”,不如说前去点火。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建川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导关东军的。于是,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岛信一立即飞往东北,向关东军通报有关情况。

防泄密提前发动侵华战争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

至16日凌晨2时,坂垣诈称暂停行动。然而仅过了几小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

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变故,并不是因为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为此人爱吹,嘴不严)。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这一天,在中国沈阳,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以武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9月18日下午7时许,带着“劝说”使命的建川美次到达沈阳,但他并没“劝说”,而是在日本饭馆里酒足饭饱后,躺在了艺妓的怀里。此时,关东军守备队川岛中队已全副武装出发了。

他们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到达了沈阳城以北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地方。这里当时叫做柳条湖村(曾讹传为“柳条沟”)。川岛中队到达后,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在南满铁路一侧路轨的连接处安装上炸 药,然后点燃了导火索。时间大约是22时20分左右。

随着一声爆炸,寂静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坏的铁轨和枕木的碎片,飞落到铁路两旁。据后来满铁调查,爆炸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关东军只进行小规模破坏是有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车阻碍或颠覆,不使旅客滞留现场,防阴谋败露;第二,关东军只需在现场留守少数人员,可集中兵力进攻北大营;第三,可保证将铁路及时修好,便于以后的军事运输。

实施爆破之后,川岛中队随即赶到现场,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并用电话向坂垣报告。坂垣接到报告后,遂根据事先的计划,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关东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计划》出动。夜23时许,安装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巨型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沈阳城。

张学良不抵抗原因成谜

然而,这时东北当局和东北军却是群龙无首,不知所措。军政长官张学良时在北平,东北军政委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代行。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1931年夏以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下,蒋介石不但不加强东北国防,反而于8月致张学良“铣电”,让张对日本之挑衅不作抵抗。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学良给臧式毅、荣臻发来密电:“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必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由此看来,张学良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但在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介石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策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

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

对于张学良的表白,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也好,还是判断失误也好,他推行了不抵抗政策,客观上挫伤了东北军爱国官兵抵御外侮的积极性,致使东北军迅即溃败,将东北的大好河山丢掉。在这个意义上,张学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

24小时内沈阳内外沦陷

由于不抵抗主义,东北军的防务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义”基础上,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精锐第7旅,拟定了敌进我退的方案。不抵抗主义和逃跑主义也造成了防务松懈,官不守职。

事变发生当夜,第7旅主官,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和620团团长王铁汉留守营中,当敌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赵镇藩急忙用电话向荣臻请示办法,荣命令:“不准抵抗,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在敌攻进营垣大肆杀戮的情况下,赵镇藩下令部队按计划一边掩护一边向东撤退。在突围中,620团王铁汉部进行了英勇抗击,其他各部被敌分割,突围情形极为混乱。至19日晨5时左右,敌完全占领北大营,并将其付之一炬。北大营之战,日军以区区4个中队数百人,进攻东北军近万人劲旅,结局却是日军获胜。这在战史上极为罕见。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义造成的。如果我军迎头抗击,完全可消灭敌人,日侵略计划难以实现。

在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步兵第29联队侵入商埠地,向沈阳城发起攻击。由于中国军警接到不抵抗命令,除个别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对日进攻没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辽宁省政府几次与日本驻沈总领事馆交涉,要求日军停止进攻,甚至表示要“打开城门,以示没抵抗之意”,但日领馆却回答:“中国军队破坏满铁铁路,责任在中国”,并以“军人行动,领事无权过问”相推诿。

日军第29联队几乎未遇抵抗,很快从沈阳城西北角突入城内,到19日晨6时左右,占领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军政机关。沈阳城失陷了。接着,由辽阳赶来增援的日军第2师团主力,到达沈阳后,立即投入战斗,很快占领了沈阳航空处及兵工厂。然后又向沈阳(东北军讲武堂所在地)发起进攻,所在教职员和学生也由于不抵抗命令,随败退下来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19日中午时分,日军占领东大营。至此,沈阳内外全部沦陷。

(摘自《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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