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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缺陷

热度194票  浏览96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26日 04:22

  《孙子》十三篇瑕瑜互见,它的光明面比重固然较大,但它阴暗面上的黑点亦甚刺目。

  第一,在战争认识上的阶级局限。由于他所受教育的影响和所处时代的限制,这就决走了他著兵书是为当时诸侯互为掠夺的战争服务的(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十三篇》就是孙武那时写给吴王阖闾看的一部军事计划书。吴王看了大加赞赏,遂委孙武为将,辅伍员统兵伐楚。终于打垮楚军,占领楚都。孙武也因此显名诸侯)。因此,他未能再进一步揭发战争的本质,也未能把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严加区别,因而也就不能正确掌握这两种战争的不同规律。如,吴军人郢(楚都)后,就曾大肆抢掠杀戮,不义行为颇多,旋因吴国内乱,吴王闻讯,不得不亲统大军回国勘乱。留在楚国的吴军,兵力因之削弱,楚昭王于是乘隙纠合余烬,并借用秦国的援军,合力把吴军驱逐出境,收复了失地。这次不义战争才算有了结局。孙子在《军争篇》不惮倡言“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正赤裸裸地暴露了侵略面目。孙子因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对战争的认识自然不能超越时代。因之他的军事学说和哲学思想也都有了缺陷。比如在谈到将帅的政治品格时,既曰“唯民是保”,紧接着又曰“利合于主”。在他看来,国家建军的目的是“唯民是保”。但是,作为2500年以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将”孙武,却不得不归结到符合封建头子个人的利益(“利合于主”)。虽系只字片语,但既属封建性的糟粕,就要把它摒弃。

  第二,在战略思想上,孙子为避免战祸,力主非至危迫不得已之时,决不可轻启衅端。如果两国遇有纷争,最好采取外交方式解决,不必即诉诸武力。《谋攻篇》有“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的说法。这些对于战争决策者不能不考虑,但决不能把它抬得过高。因为用兵攻战,多费时日,尚难保证取得胜利,孙子却说不用费时耗力,即可“屈人之兵”,“拨人之城”,“毁人之国”。孙子意在教人在战前应多方筹划,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破坏和杀伤,务以方略气势迫敌就范,可是,这其间“伐谋”“伐交”各项尖锐、曲折、复杂的斗争,实为取胜坛站。如楚汉战争时,汉将韩信因采纳李左车的建议,遣一介之使,奉书于燕,暴其所长,燕即从风而靡。表面看来,这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铁证。殊不知韩信在进行这一政治攻势以前,早已虏魏豹,斩陈余,不终朝而破赵二十万众。声威所至,使燕人闻风丧胆,不敢不俯首就范,举国降服。假使当时韩信既不具备上述各项惊人的战功,又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谈判的后盾,便欲凭三寸不烂之舌,修飓尺之书,使燕人举国降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孙子之意虽甚可取,但为强调“谋攻”优于“兵攻”辞句抑扬之间未免逾量,以致读者认为孙子这种说法,颇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倾向。

  其次,《孙子》书中只有战略速决而未及战略持久。如《作战篇》一则说;“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再则说;“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终则说:“故兵贵胜,不贵久。”像这样谆谆告诫,都无非是为出国远征者敲警钟,戒其得胜即止,不可久战不决。因为客军远来,利在速胜,但被侵略的国家起而自卫,却愈久愈有利。持久战对于进行民族自卫战争的力弱不能速胜的国家极为有利。我国的八年抗日战争,就是采取了持久战略,适与《孙子》速战速决原则相反,反而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其原因就在于此。《孙子》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它失之片面。

  第三,在用兵方法上,孙子对仰攻、迎击、截断、包围、穷追等作战,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则,即:“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军争篇》)。这些法则,在古代战争中如果能灵活运用,自然可以战克攻取,获得成功。在情况不同时,若善于反其道而用之,也未尝不可以取胜。

  此外,对于攻守互伏之义阐发未尽。战争方式虽不外乎进攻和防御两种,如能善于运用这两种方式,可达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作战目的。孙子既不主张纯粹的攻势主义又不主张纯粹的守势主义。他主张在先以守势建立军事的基础,然后以攻势争取战争的胜利。论准备的功夫,应守先于攻;论作战的方法,应攻守兼施。力量不足时,就采取守势;力量有余时,就发动攻势。可见孙子对攻势和守势都各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创见。惟惜未畅言进攻中的防御和防御中的进攻两者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德将克劳塞维茨在他所著《大战学理》一书中盛倡:“守势动作必含有攻势动作”与“攻守交相影响,循环无己”之说。立论精辟,堪作孙子续编。

  第四,在给养处置上,《孙子》对处理远征军的给养问题,在《九地篇》提出以下几种措施,即:

  “重地则掠。”“重地,吾将继其食。”“掠于饶野,三军足食。”

  采用掠夺当地居民的粮食,或掠于饶野,用继军食,其法极坏,不可为训。惟在古代交通不便,给养无着时,偶一为之,尚有可原,但著书立说,传之后代,尤而效之,其流毒社会可就难以估计了。就此而论,孙子作涌之罪;诚不可恕。对此,日本人阿多俊介曾提出严正地批评,说:“重地则掠”是为古代远征军所不得已之事。惟如本书为有名之著作,而亦有如是之记载,致3000年之中国,兵以战时掠夺为当然之所得,竟深信而不疑。因而平和之中国国民,以国内之不绝动乱,生命财产不得一日之安固。致世界最古之文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文明背进之国势,诚不胜遗憾之至也。试恩之、以本书之著者,一言之失,其结果之所至,竟非梦想之可及,故立言之难,可由此一端以察之也。”

  阿多俊介的批评颇为公允,且寓有惋惜之意,并非吹毛求疵,苛责古人。

  其次,《作战篇》有:“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和“故智将务食于敌”的说法,益证明孙子主张就地征粮之法,这在当时给养上尚不失为一种英明处置。至如何“因”,如何“务”,惜《孙子》未提出具体的办法。不过,“因粮于敌”,“务食于敌”及“重地吾将继其食”诸说,都可因时、因地变通施行。独“重地则掠”、“掠于饶野”之法,不可为训,且防借口“用孙子之法”,肆行掠夺,危害人民。

  第五,在看待官兵上,孙子在《作战篇》的结语里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上说固具有一面理由。因为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全都离不开将领的领导作用。战争的胜败又关系着战士的死生和国家的存亡。将领的作用从而不容抹煞。应当看到,将领作用不是唯一无二的决定条件,广大战士的集体作用更为战胜攻取的基本因素。所以看待官兵要放开眼界,不可只注意到几个将领身上,而忽略了广大战士的集体作用。请问:内而铲除军阀,外而打倒帝国主义,专靠几个将领单独去于能够完成吗?

  其次,为保持军事机密和使战士绝对服从,孙子在《九地篇》提出:“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行军作战固应保持机密。如《计篇》的“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虚实篇》的“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和“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军争篇》的“难知如阴”;《九地篇》的“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和“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等,均可说、可行、无瑕可指。独“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一语,殊属失言。不过,风俗移人,贤者不免。与孙子同时的老子也曾这样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又,同时的孔子也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说。虽然老子和孔子之说都是从政治出发,孙子是从军事出发,但三言不约而同,正是其共同的社会根源和时代的局限的表现。孙子之说也未能例外。

  再次,用兵作战,有一重要前提,即:战士须恪守军纪,绝对服从命令。命令一下,虽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协同一致的集体力量、去摧毁强敌,取得胜利。孙子在《九地篇》说:“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又说;“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都是战术的需要。独因羊善群,性又驯服。遂取以为喻。看似不错,惟拟人于畜,未免有轻视战士人格之嫌。这种比喻,在2500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当然不觉其不合;但到今天人民时代,这些带有封建性的槽粕就应剔除出去。

  第六,在思想方法上,也有片面、机械之处、侧重循环往复忽略向上发展。孙子为了阐明奇正相生,不可穷究这一原理,特仰观象于天,俯视法于地,举天地、江河、日月、四时为喻,以明奇正相生,变化无穷。并说这种变化是曲线的、环象的,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既找不着它的头儿,谁还能弄清楚它的究竟。他在《势篇》讲的“终而复始,死而复生,循环无端”却不免给人一种循环往复的印象。虽然他在《虚实篇》另有“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诊断,申明自己决不是主张循环往复,老是一个样儿,毫无进步的保守论者,但瑜不掩瑕。终不能以彼易此。须知,一切事物的发展,虽是循环无端,不可穷究;但每一循环的内容,都必然比较前一循环有所增进和提高。《孙子》未能阐明事物的变化发展,是螺旋式的向上运动。可惜!

  《孙子十三篇》中如此之类,或因笔者鉴别低能,仍有未尽发现之处。发复摘瑕是在读者。

  (原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张文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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