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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对日绝交的无奈: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

热度188票  浏览22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1月24日 03:25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顾国联决议,扩大侵略,致使中国民情激愤。民间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开展对日经济绝交,并强烈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处此情形下,南京政府内部曾多次讨论对日绝交问题。然而,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民党正处于政争之中,对日绝交的讨论往往与派系斗争相纠葛,并最终以政争的方式夭折。学术界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绝交问题已有所研究。本文试图利用台北“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资料对九一八事变后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作一探讨。   

  一、蒋介石的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南京政府除了将日军的侵略诉诸于国联外,军事上采取了不抵抗政策。9月21日,蒋氏在干部会议上表示:“日本占领东省事,应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会,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求公理之战胜。”22日,其在南京市党部演讲时,再次声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在军事上坚持不抵抗的同时,在外交上蒋介石却坚持日军不先撤兵,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防止东北与日本单独交涉,9月23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说:“请回语汉卿,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际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10月16日,施肇基致电蒋介石,告以国联行政院会议主席白里安主张中日交涉,并征询蒋氏的意见,蒋即复电要施予以“严词拒绝之”。蒋介石之所以坚决不与日直接交涉,一方面是其认为:“如果我中央与日本直接交涉,或令由地方交涉,余断其必无良果。”另一方面是则迫于民间舆论压力。上海《申报》连续发表时评声称:“中国实在无直接交涉之可能与必要。”此时我国应有坚强不屈、忍死不辱之主张,即日本不先撤兵,不能进行任何交涉是也。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始终不敢主张与日交涉,而是强调日本先撤兵后交涉。   在日军毫无诚意,大肆侵略之际,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坚持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方针,虽然可以防止日本借交涉之名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其本质却是一个消极的应对方针,即完全将事件的处理寄托于国联干涉与日本对盟约的遵守上,事实上无法阻止日军对东三省的侵占。正如胡汉民所指,蒋氏的对日政策是“三无主义”,“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惟一方针,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东北相继沦陷,处境艰难的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不得不第二次下野。   

  二、孙科政府的困境  

  蒋介石下野后,宁粤双方于1931年12月22日至29日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全会依据上海和谈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治改革案》等重要决议,推选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1932年元旦,孙科政府正式宣誓就职。然而,在内忧外患之际,孙科政府面临着巨大困境。

  首先,孙科政府未能获得蒋、胡、汪三人的有力支持,基础不固。按理说,孙科政府是蒋、胡、汪派系争斗妥协的产物,又得到蒋、胡、汪三人的一致同意,应该有很好的基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孙科政府得不到蒋介石支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孙科乃逼蒋下野最得力者之一。辞职前夕,蒋氏就对吴铁城表示不愿将政权交给孙科,其曰:“哲生不肖,总理之一生,为其所卖。将来结果,不惟卖党,亦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从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所以爱之也。”12月18日,蒋介石对刚入京的孙科说:“兄任行政院长,欲用陈友仁为外交部长,不如用伍朝枢,可免国民之反对也。”但孙科不以为然,“且以为干涉其职权”。为此,蒋氏甚为不满。22日,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结束后,蒋氏即返回奉化老家。1月1日,孙科致电蒋介石,声称:“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负荷?苟不幸而颠踬,弟个人焦头烂额,固不足惜,其如国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平昔爱国爱党,逾于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恳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然而,蒋氏置之不理,并在日记中云:“哲生非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彻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可见,蒋介石不会支持孙科。孙科组织政府,对胡汉民显然更为有利,胡也理应入京襄助。然而,胡汉民却表示“以在野之身,随时献替一切”,坚不入京。而汪精卫与胡汉民在上海和谈时早有“进退一致”的约定,胡不入京,汪也不便入京。依照四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五院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以中央政治会议为政务最高决策机关,凡对内对外各项施政方针,均须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政府方能施行。四届一中全会推选蒋、胡、汪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轮流主席,但蒋、胡、汪三人均不入京,致使各项政务无法推行,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   其次,孙科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蒋氏下野后,财政部长宋子文也辞职。自宋辞职后,国库一空如洗。正如孙科所言:“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每月仍需1800万。”同时,上海金融、银行界不信任孙科政府,不愿借钱给新政府。其实,在新政府成立前夕,外界就评论:“财长无论属谁氏,财政来源均无办法,新政府之最难问题,亦在此一点。”果然被不車言中。

  其三,孙科政府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孙科政府成立时,日军正向锦州发动进攻。12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并以国民政府名义电令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12月26日,张学良复电国民政府,声称:“日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州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并要求政府迅速派兵支援。30日,国民政府再次电令张学良:“日军攻锦州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但东北军稍作抵抗即借“给养弹药,均受日飞机妨碍,不能供给,未克持久抵抗”而撤退。1932年1月3日,锦州失陷,民情愤激。面对日军扩大侵略,孙科政府一筹莫展。1月5日,孙科发表讲话,声称:“现在外交情形,如此紧急,政府对此重大问题,亦必须由中央政治会议共同研究,或和或战取决国民公意。确定大体方针,在汪、胡、蒋三常委未到京以前,政治尚少中心,故未能率尔决定。”

  在内忧外患之际,孙科政府实际接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没有蒋、胡、汪的有力支持,孙科政府陷入困境。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处理严峻的外交形势,孙科政府唯有寻求新的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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