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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立国之后就无法排除的隐患

热度164票  浏览47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1月28日 10:37

  

  南宋财政紧张的原因是多样的,为此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加以详细说明:

  1、从北宋末年的征发花石纲,方腊起义的爆发及其被镇压算起,东南经济就已经被破坏。南宋初年,金兵南侵,烧杀掳掠,破坏性极大,一直深入到两浙,南宋领土,除偏远的两广、巴蜀等地外,大部分都遭到金军铁骑的践踏。除了金兵的摧残,还有杨幺、钟相等起义引发的战争,以及北方流民武装在长江沿岸的活动。上述动乱使不少地区“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这些地区在遭到破坏后,急需休养生息,但随后又爆发了多次战争:金海陵王和世宗的两次南下,宋孝宗的北伐和宁宗时的“开僖北伐”,嘉定四年后直到金朝灭于蒙古,宋金两国战争不断。蒙古灭金后,又旋即和南宋展开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战争。南宋历经的战争时间长、范围广,不但交战地区,如四川,淮南这样的富庶地区被战火直接洗劫,后方也被沉重的军费压得苦不堪言。频繁的战争,动荡的时局是造成南宋政府开支猛增乃至于长期入不敷出的诱因。

  2、大土地所有制在局部的复活。对于封建国家来说,小农土地所有制是对其比较有利的,使农民成为国家的佃农,不必把部分租税上缴给地主而是全部上缴国家,由于没有地主来分流这些土地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可以最大化,地主的经济实力受限,对维护国家的统治也大有裨益。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掌握了大量自耕农作为征税的主体,分摊到每个纳税人的财税就比较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农民的盘剥。南宋的土地兼并,其趋势在北宋中期就开始形成,“但当时占地广者不过百亩,直到徽宗时期,才出现蔡京、童贯这样倚仗皇权,占地数万亩的大地主”。南宋初年,土地兼并呈加剧的趋势,出现了张浚、张拐腿等占地数十万亩的地主。“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皆逃绝之田”。人口的死亡或逃亡,无主荒地的增加,给豪强权贵扩大田产创造了机会,由于吏治的腐 败,甚至有一些军事将领利用其掌握的军队抢占他人田地。到了南宋后期,某些权臣武将更是趁乱大发国难财。“开禧末,籍没韩侘胄家产,居然有数千万贯之多。”在如此混乱时期,南宋政府也趁机没收逃户、绝户、起义者、罪犯的土地作为官田,官田既被充做屯田、营田以解决军粮问题,也出于财政困难和拉拢官员的需要,被大量赏赐或者出售,结果大土地制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宁宗淳佑六年九月,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言:“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由于贵族和官僚地主不纳税、不服役、不合籴,当南宋后期赋税越来越重时,农民为避税纷纷将土地献于“巨室”,无异于为土地兼并推波助澜。南宋政府的土地收入越少就越加赋,农民就越不堪承受,结果是政府的可征税土地渐少,摊派到农民的赋税渐多,形成恶性循环,财源趋枯竭。

  3、南宋的财政危机并非是孤立现象,还是对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的继承。从北宋仁宗起,除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任命王安石用新法理财使国家财政的颓势一度得到扭转外,其余时期几乎都在政府开支日益膨胀,财用日渐匮乏的局面中苦撑。而南宋长期处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对大规模军队的需求自然不言而喻,在军费上的负担尤其沉重。南宋前期的军队数量就已十分庞大:“南渡以来兵籍之数,绍兴十二年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余人,二十三年二十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人,三十年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八人,乾道三年三十二万三千三百一人。”其增长速度很快,并且这只是东南御前大军,不包括财政、民政独 立的四川。南宋政府不但要维持浩大的军费,承担战争的损失,又要在战争结束后对立功人员进行封赏。南宋初年,因为财政困难,几乎所有官员的俸禄都被打折发放,但在前线统兵的将领除外,并且还能得到丰厚的补贴。这种倚重统兵将领的政策带来了额外的军俸负担。此外,南宋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采取了优先保证内藏库和御前库等皇室私产的收入。原本该归属中央用作财政支出的税赋被大量拨给内孥,而内孥的财富多被挥霍浪费。中央机构为支付各项急务,就要摊派到地方,地方机构仍然得加赋于民。“是时天下财用岁入,又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衮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和置买之钱凡六千余缗,而半归内藏。”官员的冗滥和其间接造成的整个统治集团的腐朽,种下了北宋灭亡的祸根。南宋统治者继承了北宋“三冗”的传统,又面临着比北宋严重得多的军事威胁,对各项重要开支均无法进行有效的节流,那就只好采用各种开源的手段来弥补财政亏空。

  

  要想彻底解决财政危机,就必须对大土地所有制进行有效遏制。早在渡江之初,南宋政府就下令重征两税,实行经界法,甚至有人主张禁止土地买卖:“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使为隶农,以耕田之羡者。”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地产的发展,虽然稍稍缓和了阶级矛盾,但大量趁乱其侵夺土地的豪强是南宋政府为维持统治所必须予以合作的力量,南宋政府是不敢得罪他们的。南宋末年,限田的呼声又开始高涨,贾似道以“摧兼并”为名,推行“回买公田”,但同样遭到官僚地主的强烈反对。“回买公田在浙西实施后,大臣们借星变之机,纷纷要求退还所买田以收人心。”而且“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官吏滋生腐 败,乱估民产,不分对象地征购田产,损害了小农和一般地主地利益。并且公田租税高,最为民害,佃种之人倍受剥削。南宋在外族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政治上相对于北宋出现了倒退:士大夫阶层也出现了堕落的迹象,大部分士大夫的无耻和自私已使他们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土地问题无法解决,使南宋政府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的可能性完全消失。

  虽然回避了根本性问题,但南宋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挽救摇摇欲坠的财政。南宋政府“内则牵于繁文,外则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试不得已,征求于民。”缓解财政危机的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仍旧是增加赋税。而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二:一、增创新税,或扩大旧税的征敛额,直接取之于民;二、“遮藏讳避而暗取之”。

  1、从传统的二税来看,从北宋其一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高宗渡江后不久就重新开始征收二税,而后又附征“二税加耗”。建炎初,“本朝两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由此可见二税的重要地位和农民负担的沉重。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小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免税土地增加,二税的来源日渐枯竭。“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南宋政府迫切需要开辟其它税源,从南宋初期开始征收的新杂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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