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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对北元军事策略:从战略进攻到战略防守

热度33票  浏览2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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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如何看待明朝初年针对北元的军事部署和双方交兵,历史学现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朱元璋在洪武初期对北元用兵,不仅仅是要打败蒙古军队,甚至是有吞并蒙古草原之意。海外名著《剑桥明代中国史》是这样论述:“从外交意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1372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统治的继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国内方面,历史名家汤纲、南炳文所著新版的《明史》简略地提到“明朝政府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在洪武时期,多次出兵蒙古。”蒙古史方面,当前最全面也是最好的《蒙古民族通史》也持类似观点:“北元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明朝统治的脆弱。洪武初太祖连年用兵,下开平,克应昌,迫使妥欢帖木尔坐不暖席,总想一鼓而下,彻底消灭这个小朝廷。”果真如以上史学名家说述,朱元璋在这段时间有意统治北元吗?其实这样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

    朱元璋自立国之后,针对北元实际上一直持政治上招降和军事上积极防御的两手策略。他对北元的招降是寄希望于蒙古奉大明王朝为正统,通过前朝对本朝的朝贡,以和平手段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因此他对元朝被俘的或投奔的文臣武将极力优待,并且承认明朝之前元朝在中国的近百年异族统治的正统地位。他甚至希望能够保持北元在草原沙漠地区的有效统治,这一切的前提是向明王朝进行朝贡,确立明朝的宗主地位,当这一政治目标无法实现时,明朝对北元的用兵也只是一种战术反击,通过消灭进犯的北元军队,达到在边境地区保土安民的军事目的。即便是主动出击,也都是针对沿边一带手握兵权的北元武将,而对元宗室一直留有很大的余地;绝非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在笔者看来,洪武执政初期绝无鲸吞草原蒙古的愿望和手段,以下,笔者按时间线索分述之。

    先对时间跨度作个说明。所谓洪武朝初期,是指从明军北伐中原攻取元都开始,到洪武五年岭北之战失利为止。因为从北伐中原,明朝作为一个新兴独立政权,已经开始和盘踞在北方的元朝发生正面冲突。 1368年(洪武元年)8月,徐达率领明军攻占元都时,“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古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对北元来说,虽然顺帝及其军队是在明军强大压力下退出中原,返回上都,但仍然保留了相当实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北元将会对明朝继续构成强大威胁。在此期间明对元朝的政治军事策略,使后来元朝退回沙漠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洪武五年岭北之战后,明军损失惨重,已无力对北元发动军事进攻,客观上已不存在吞并北元的军事企图。岭北之战“后来的15年中,明朝对北方边境的政策是在当地取守势,偶尔在长城附近搞点报复活动。甚至在1387年重现挑起大规模战斗时,也无迹象表明它要永久统治外蒙。”这个事实还是值得肯定的。

    朱元璋在北伐之初讨论行军路线用兵方式时,不以在长城之内肃清元朝为作战目的,当时已经有了放元宗室归沙漠地区的意图。到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已经有了十多年与陈友谅、张士诚等武装群雄征战的经验。当时结束战争的模式无一不是消灭武装力量,击毙或俘获首领,占领地盘,完全彻底地消灭敌对势力。但在战胜陈友谅、张士诚之后,讨论如何北伐时,朱元璋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模式。“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如志。或劝朕荡平群寇,始取元都,若等又欲直捣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北伐进军即要剪除元朝的军事力量,还要颠覆元朝朝廷,对于进军线路和打击方式上,常遇春主张集中兵力直捣元都。常遇春的作战思路仍然是从前战争方式的翻版,以彻底消灭对手为最终目的,但这一冒险的主张遭到朱元璋反对。他认为元都城高池深,难于攻取,如果孤军深入遇到援兵合围,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坚持先夺取山东河南,控制潼关, 堵住甘陕方面元军自西向东的通道;等到中原形势明朗后,使元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鼓作气而得之。攻下元都后不再继续向北,而是调转进军方向,“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至此不难看出,朱元璋北伐灭元的战争,是以夺取和控制传统中国的农业区为最终目的。

    其实,朱元璋和徐达、常遇春等军事将领也很清楚,按照这样稳健的作战方式,元主未必情愿株守孤城,呈困兽斗,极有可能北遁沙漠。翌年,明朝的北伐部队在击败了王宣、扩廓帖木儿军事力量后,占领山东河南,开始着手进攻元都。徐达对这种可能性向朱元璋进行了请示,并建议继续追击,“臣虑进师之日,元主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朱元璋认为,如果元主遁入沙漠,明军无需继续追赶,以固守长城边塞为要,主要是防止北元军队向南的侵扰。这说明他对战争结束后,元主北逃的后果已经有了一定的预见:这和征战陈友谅、张士诚那样取得完全的胜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明朝北伐的结果将是夺得元朝的统治区域,在长城沿线附近形成两个互相防范和敌对的政权。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是因为在他心中非常清楚,这两个政权孰轻孰重,孰在上升孰在衰败。这种自信是来自于他对天命的理解。“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

    因此对朱元璋来说,将元主逐回沙漠并不是放虎归山。但是在长城以南,他也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消灭掉元朝。那么在元主遁回沙漠,重新开始与明朝对峙后,朱元璋自觉有能力深入数千里,与元朝残余部队在地形不熟、作战方式不利的情况下劳师远征吗?他显然清楚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他要的是在政治上迫使北元臣降,在军事上做好防御以歼灭进犯之敌。

    二

    明军占领元都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终结。之后的两年间,朱元璋改变了对北元的军事策略,变相对单纯的军事进攻为向北防御与向西进攻并举,辅之以积极的政治招降。他以收复元都发表诏书告示天下,其中有一条是针对北元皇帝的,其意即为招降,只要承认明朝统治的正统地位和合法性,明廷将会提供优渥的条件。“元主父子,远遁沙漠,其乃颜、蒯突等类,素相雠敌,必不能容。果能审识天命,衔璧来降,待以殊礼,作宾吾家。”攻克元都后,明军确无追击北元宗室的军事意图,只是采取了一些防御性措施。“遣傅友德等分守古北诸隘口。”徐达在攻克元都后,仍然执行原定的军事计划,沿北线进行西征,锋芒直指扩廓帖木儿等残元武装力量,“留兵三万余人,分隶燕山、大兴、永清六卫,以孙兴祖统之,守燕京。兴祖纪律严明,燕京以安。”

    胜利之后的明朝开始对北元进行全方位的招降。除了招降北元宗室,试图获得政治上的臣服外,还要招降拥有重兵的北元高官,巩固军事对峙中的胜势。例如针对扩廓帖木儿,朱元璋曾经进行过多次诏谕。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当大业垂成之际,尤必广示恩信。虽素相仇敌者,亦皆兼收而并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业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揽群雄,平定华夷,惟西北边备未修,盖以扩廓帖木儿尤守孤忠,保其余众,居于沙漠,以成边患。朕甚念之。兹用特与宽宥,必能知时达变,慨然来归。其所部将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当一一用之。”

    在诏谕未果的情况下,则积极准备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但元主在退入沙漠地区后,也调兵遣将,期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恢复旧有疆土;很有可能在华北以北的长城沿线,甚至向两侧伸展更远的地区,与明军进行军事争夺。“元主北奔,命扩廓帖木儿复北平。因是率兵出雁门关,将由保安州经居庸关以攻北平。”因此,虽然明军在夺取元都后已经停止向北追击元主,并且在长城附近设防,但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此后的战争对于明朝来说,主要是对晋、陕等传统农业地区取攻势,扩大和巩固已有的胜利成果,对草原沙漠一线取守势,防御北元来自此方向的军事反扑。这说明在明朝立国后的最初两年,一直没有进军沙漠抑或说统一蒙古的政治企图和军事行动。实际上,此时明军主力正在长城内侧寻找北元军队进行决战,主要打击对象是扩廓帖木儿。但一开始进程并不顺利,“明兵已定元都,将军汤和等自泽州徇山西。扩廓遣将御之,战于韩店,明师大败。”但元顺帝调动扩廓帖木儿引兵出雁门,由居庸以攻北平,造成他后方根据地太原防御力量的空虚。徐达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巧用围魏救赵之计,攻其所必救。“扩廓远出,太原必虚。北平有孙都督在,足以御之。今乘敌不备,直捣太原,使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所谓批亢捣虚者也。彼若西还自救,此成擒耳。”这一仗不但在山西击溃了扩廓帖木儿,还乘胜直捣宁夏甘肃。明朝对传统农业区的统治基本稳固,从此,除扩廓等少数还拥兵塞上,其他元臣皆入于明。

    当明军西调后取得一系列胜利,却在东线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要不时抗击北元军队在通州、大兴、开平一带的侵扰。1369年(洪武二年)故元丞相伊苏率万骑进攻通州,因为当时明军主力正在山西作战,北平的守备也相对空虚。“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满千人。伊苏将万骑营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与战,当以计走之。乃于濒河舟中,多立赤帜,互十余里。钲鼓声相闻。伊苏惊遁。良臣出精兵,逐北百余里。元兵自是不敢窥北平。”虽然明军在华北地区的防御战中以疑兵和骚扰的方式暂时得到安稳,毕竟不是长久之策;鉴于守备薄弱,为了防止北元军队复来,朱元璋只好抽调常遇春、李文忠所部返回北平,加强力量从被动防御变积极防御。“诏改遇春左副将军,居右副将军冯胜上。北取大同,下奉元路,与胜军合,西拔凤翔。会元将也速攻通州,诏遇春还备,以平章李文忠副之,帅步骑九万,发北平,径会州,败敌将江文清于锦州,败也速于全宁。进攻大兴州,分千骑为八伏。守将夜遁,尽擒之,遂拔开平。元帝北走。追奔数百里。”这种回兵反击颇见效果。但是胜利仍没有改变华北一带针对北元的防御政策,相反是加强了防御的措施和力度。“洪武元年,忠武王遇春(常)破虏于漠北。即于元之上都设开平卫守之,置驿,东则凉亭、沈河、赛峰,接于大宁古北。西则桓州,威虏、明安、隰宁,接于独石乙独石者,宣德府之东北境也。”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朱元璋再次开始对故元将纳哈出、扩廓帖木儿,以及故元丞相伊苏等投书,或进行招降,或希望弭兵,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北方边境的安定,巩固已有的成果。

    三

    日本著名蒙古史专家和田清评价明初对北元的军事策略时,曾认为它是积极进攻的:“明初国势如此强盛,其经略颇为雄伟,其中关于如何控制北邻的劲敌元朝的残余势力,却是国初各代皇帝最处心积虑的。太祖、太宗(成祖)的方略是:从东、西、南三面进行包围、压制。即首先经略东方的满洲女真族地区,更进而收服东蒙古地方,在这里设置泰宁、福余、朵颜各卫,以切断敌方左翼,隔绝它同朝鲜、女真联系的通道。”但在笔者看来,洪武时期朱元璋很少有如此咄咄逼人的军事攻势、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么在三至五年主动对北元的两次交兵,大致可以算得上。但要论及这两次出兵是否有统一蒙古兼并沙漠的政治目的,还要详细分析。论及要实现兼并的政治意图,则必然要体现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上,而实际上朱元璋发动这两次战争与兼并北元统一沙漠无关。

    1370年(洪武三年)的作战,朱元璋一开始将打击对象限于扩廓帖木儿,因为他在兰州、定西一带对明朝的西北防务造成很大的威胁。“上以王保保位西北边患,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往征沙漠。上问诸将曰:'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卿等出师当何先?”诸将的意图是集中兵力取元主,获胜后,失国的扩廓可不战而降。但朱元璋以急缓、远近不宜,定下兵分两路:主力由徐达率领,进攻兵力强劲的扩廓帖木儿,偏师由李文忠率领,攻战斗力较弱的元宗室。“忘近而取远,失缓急之宜。吾意欲分兵为二道:一令大将军达出潼关,自安定捣定西以擒王保保;一令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人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取之必矣。”

    战争进程和作战结果史书均有详细的记录,但需要解释的是朱元璋对这次获胜后的态度。北元军主力扩廓帖木部在定西沈儿峪遭到徐达部的沉重打击。“(徐达)大破扩廓兵。擒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千八百六十余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余人,马驼杂畜以巨万计。扩廓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一个月后李文忠部也在野狐岭之战中取得大捷。他在进军途中,“时元帝已崩,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新立。文忠谍知之,兼程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嫡子买的立八刺暨后妃宫人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及宋、元玉玺金宝十五,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出精骑穷追至北庆州而还。道兴州,擒国公江文清等,降三万七千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之众万六千余人。”从歼敌和降敌的人数看,徐达要超出李文忠许多,而且徐达统兵所歼扩廓部多精兵,李文忠所歼元主部多非战人员。因出兵的目的是要消弭扩廓在西北的边患,徐达的胜利无疑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哪怕是在围歼对方主力过程中自己多有损失。但是在朱元璋眼里,“文忠功最!”

    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朱元璋固然需要对北元的军事胜利,但他更看中对北元的政治获胜,借助这次军事胜利通过政治招降手段,达到臣服北元的目的。他颁发平定沙漠诏于天下,并遣使诏谕故元宗室部落臣民:如果倾心来归,他当效法古之帝王,还其旧地,从事生养,华夷无间。数月后,朱元璋遣使遗新元主爱猷识里达腊书,用非常委婉的口气介绍了明朝的优待措施。“君其上顺天道,遣使一来,公私通问,庶几安心牧养于近塞,籍我之威,号令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至此,朱元璋的初衷依然没有变化。

    不过这次大捷,无疑增加了朱元璋、徐达等人对北元的轻敌情绪,这为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失败埋下了伏笔。1372年(洪武五年)初,徐达主动向朱元璋提出,要求再次打击扩廓帖木儿,得到其他重要将领的附和。朱元璋一开始并无此次征战的计划,只是诸将一再请战他才答应派兵出塞。

    “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广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洪武五年初作战规划的提出,可以概况为三点:第一,由大将提出,以消灭扩廓的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第二,朱元璋至此还没有计划要彻底消灭北元在沙漠地区的军政统治。所谓“永清沙漠”只是作战将领的一厢情愿;第三,这是上次取得大捷后轻敌意识的流露。当议论到所需统兵人数时,徐达表示只要带十万就足够了,傲气之态跃然。“五年春正月,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徐达曰:'今天下大定,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没边境,臣愿率将剿绝之。'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

    关于这次战役的过程,当时的史料遮遮掩掩,但后来的史家已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言,仅以《明史》中的简略内容作管中窥豹式的了解。《徐达传》:“五年复大发兵征扩廓。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擢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达遣都督蓝玉击败扩廓于土刺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大,弗问也。”《扩廓帖木尔传》:“逾年,太祖复遣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将十五万众,分道出塞取扩廓。大将军至岭北,与扩廓遇,大败,死者数万人。刘基尝言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扩廓复攻雁门,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军希出塞矣。”

    针对扩廓帖木儿的岭北之战原本不是朱元璋所极力主张的,更不会深入沙漠去打击元宗室,但既然遭到了严重失败,他除了懊悔之外,还要在战略方针上进行大的变动。“按此和林之偏师也,我军鲜利,高皇盖数悔之。”所谓后悔的补救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敛兵守塞”,他长期以来对用和平手段降服北元藉以希望,最多只是凭借武力进行威慑,希望其对明朝朝贡,但现在只能从对历史的缅怀中感慨。“胡人为中国患自古有之。以汉高祖之威,总三十万众犹困于白登。文景守成,因置而不较。虽数被侵扰,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略,欲雪白登之耻,发兵致讨,威服边陲,凡五出塞而后匈奴始服。虽疲劳中国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岂少哉!”

    最后,再回来看《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岭北之战重要性的评价。它从军事和外交两个角度给予了解释,引文如下:

    “1372年虽然不是明代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转折的一年,但是确切地说,它标志着王朝建立时期军事阶段的结束。在北方边境上尤其如此在1372年的战败以前,朱元璋似乎要进而征服整个元帝国,其中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1372年以后,明王朝对内蒙古主要是在其变化不大的边境取守势,而以新整修的长城为依托。中国人的优势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至少在防守方面是这样--来对付还在拘守13世纪骑兵战术的蒙古军队。在长城的北面,边境防御体系还辅之以境外的戍卫部队和外交活动:这两者都是为了防止蒙古人结咸敌对的联盟。”

    明朝是否是依托长城和优势火器技术频繁击败蒙古军队,对此尚可争议,但作者认为朱元璋将征服之地要扩大到长城之北的草原和沙漠,实在是错估了形势。在笔者看来,一些中外史学家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误下结论,一是没有用史料进行严格分析和证明,而是在通史类的著作中草率结论;二是没有求证朱元璋征战中,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间的差别,三是在军事手段中,没能看出防御反击和积极防御与战略进攻之间的差别。这些问题正是笔者想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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