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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大军演内幕: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实兵演习

热度119票  浏览41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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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举行过若干次规模较大的军事演习。1955年,叶剑英元帅主持了有5万人参加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1959年南京军区在杭州湾穿山半岛举行了加强步兵师登陆对筑垒防御之敌进攻的示范性战术演习,参加部队2万多人。1973年,北京军区举行了打击敌集群坦克的军事演习,参战部队2万多人。1981年9月,也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第三年,在华北某地,举行了建国以来,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实兵合成演习,动用部队11万人。这是改革开放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展现了人民解放军新时期的建设成就,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801”会议确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展开战略争夺,并且愈演愈烈。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边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70年代,苏联推行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加紧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为实现其南下印度洋,控制中亚枢纽地区的战略企图,从1973年起对阿富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渗透。1979年12月24至26日,苏军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武器,以突然袭击方式大举入侵阿富汗,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震动。

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邓小平1980年1月就强调指出:“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进而强调“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要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阿富汗事件……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1980年2月,邓小平指出:“要继续执行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这个政策执行得好,我们就有可能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进一步增强高级干部的战略意识,研究一旦外敌入侵,我军应采取的战略对策。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中央军委决定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具体筹备工作由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等同志负责。为了保密,中央军委给这个研究班取了个代号――“801”会议。

在“801”会议召开之前,总参针对80年代的新形势,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再将传统的“诱敌深入”写入战略方针。修改战略方针是件大事,总参持慎重态度。1980年9月,杨得志首先向聂荣臻元帅做了汇报。张震向叶剑英元帅做了汇报。杨得志、杨勇、张震一起向徐向前元帅做了汇报。三位老帅都同意“积极防御”的提法,徐帅提出在北京军区方向不能搞诱敌深入,要搞实兵演习,打好基础。

9月30日,杨得志、杨勇、张震将向三位老帅汇报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和请示。邓小平明确肯定了他们的意见,并表示要在“801”会议上讲话。

1980年9月17日到10月16日,“801”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以及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的主要领导同志百余人参加。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与会者,并做了重要讲话。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明确讲了战略方针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争肯定是持久的,我们同入侵之敌作战,一定要搞持久作战,中国有这个条件。我们要立足于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叶帅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要抓好训练,说这件事不能放松,就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好合成军队的作战训练。

“801”会议是中央军委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研究了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对于统一全军的作战思想,提高全军高级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主张要搞就要搞大规模的

“801”会议之后,为了具体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总参提出要在几个方向上,分别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当时考虑的不只是一个地区的军事演习,在华北地区组织方面军的防御作战演习;在西北方向,组织阵地防御战、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要内容的“三战”演习;在渤海湾方向,可以组织抗登陆演习。经过大家的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首先在华北地区进行军事演习,集训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同志,目的是研究在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组织实施。

总参决定,具体地点定在张北地区,并委托北京军区组织实施。中央军委原则上同意了总参的建议,确定这次集训、演习的代号为“802”,并指示总参和北京军区协商后,尽快拿出演习的具体方案。1980年底,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了(1980)参联字6号文件《关于1981年加强军事训练的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

北京军区迅速拿出了他们的演习方案。1981年2月底,军委办公会议在三座门举行,国防部长耿飙、总参谋长杨得志、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第二副总参谋长张震、军委常委韩先楚出席,听取了以秦基伟为首的北京军区负责同志的汇报。会议原则上同意了北京军区的设想,但是部分同志担心搞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担忧财政上是否可以支持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因为北京军区的演习预案规模之大,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虽然很振奋人心,但是当时军费紧张,捉襟见肘。所以杨勇提议规模小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秦基伟重申搞大规模演习的重要意义,会议形成了僵持之势。会议最后要求总参和北京军区再商量一下,准备大、中、小三个方案,专题报军委审批。

总参谋长杨得志授权张震拟制演习方案,具体工作和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员、马卫华副司令员协商。总参和北京军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演习方案。北京军区主张搞方面军规模的大演习,总参则主张搞集团军规模的中等演习,还报了一个师级规模的小演习方案。北京军区的方案是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主要搞模拟反敌军集群坦克进攻、空降与反空降、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战役预备队反突击四个内容。参与演习的兵力为10.5万人,动用汽车8600辆,坦克850辆,装甲运输车386辆,火炮1763门,飞机178架。而总参的集团军规模的演习动用的装备都少了许多,兵力压缩到5万余人。师级规模的演习其实只是个集训,称不上严格意义的演习,只需经费77万元。

据原北京军区军训部部长李德臣回忆:大演习到底多大规模?究竟怎样搞?前半年我们开始接触,1981年1月14日,副总参谋长张震、总参谋长助理韩怀智和总参军训部的有关人员到军区和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马卫华一起商量,由我负责记录。到底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马卫华主张搞大的,张震也主张搞大的,搞方面军规模。因为参观者是大军区一级的头头脑脑,你搞个师或集团军规模的没意义,人家用不上。也有不同意见。某领导提出,要搞大的,就由总部牵头,我们没这精力,也没这能力,办不好。是不是总部直接搞?你们拿出方案来,我们办。当时还考虑到花钱的问题,国家还穷,搞“大的”花钱太多。

在总参上报演习方案前,秦基伟在春节那天借拜访老首长邓小平之际,“抢先”把自己要搞方面军规模的方案放在了邓小平的案头。3月初,军事科学院拿出集团军规模和师规模的两个方案,加上北京军区的方面军规模的方案,一共三个。选“大”,选“中”,还是选“小”?只有定下来,才能进行设计。领导层还有方案之争,不是不想用大方案,主要是怕花钱。当时的拦路虎主要是“钱”。

3月5日,杨得志听完张震汇报后说:“你是主管训练的,关于方案的问题,是不是先以你个人的名义,给小平同志写封信,简要汇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指示,是不是要听汇报,然后再以总参名义正式给军委写报告。”翌日,张震给邓小平写了封信,简要汇报了张北演习的准备情况,提出三个方案的设想及其依据,所需经费也做了初步估算。信还未送出,张震就接到通知,说小平同志在近日要听取一次汇报。

3月10日,杨得志和张震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里,向他汇报了提出三个方案的经过及其依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一些同志担心的问题。作为总参谋长,杨得志为了摆平总参和北京军区的关系,把北京军区的方案作为第一方案,总参的方案作为第二、第三方案上报军委。

杨得志在扼要介绍了三个方案后,补充说道:“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认为按照第一方案好。我们考虑第一方案主要是花钱多。”邓小平插话道:“我曾听他讲过演习的设想,没有讲要花多少钱。”张震还对第一方案做了补充,说明准备成立演习领导小组,由杨得志同志担任组长,具体情况由秦基伟同志负责。

听完二人的汇报,邓小平明确指出:张北演习,在政治上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映,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苏联每年都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大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要搞合成军。多年没有搞了,还是下决心搞一次。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同越南打了一仗,还不是合成军。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励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能力和水平。军委常委不是都同意吗?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部队阅兵式、分列式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这是形式主义,对部队的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子,我想适当时间搞一次阅兵,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看,对军队在人民中的观瞻有好处,能加强军民关系,使军民关系更好些,对于加强军队训练也有好处。

从1949年至1959年建国1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举行了11次国庆大阅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但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及其它方面的原因,在二十四年内没有举行国庆阅兵,军队内部的阅兵也被当作“形式主义”取消。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从阅兵谈到了加强军队训练的问题。十年动乱期间,军事训练几乎被取消,全训部队还不足30%,官兵的军事素质跌到谷底。1975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出“军队要整顿”,可惜壮志未酬。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在1977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无仗可打时,提高部队战斗力只能靠演习。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干部指挥能力弱,战士军事素质低,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不强等问题。1980年,邓小平更是要求将军事训练“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

战争的检验使我们看到了训练与实战的差距,警示我们必须按照实战的要求尽快实施训练改革。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军队的形象受到损害,军政、军民关系也出现隔阂,一些同志抓军事训练更是心有余悸。

张震还提及了1980年11月在河南洛阳搞的一次演习,一个师,规模不大,但出动了空军,花费67万元。动用储备油和子弹210万元。邓小平听完后说:听说那次演习搞得不错,但规模不大。邓小平强调说:“现在我们的油还不多,主要是生产不出来,就按照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由总参具体抓。”他还特别要求:“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规模的演习,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是看组织能力怎么样。演习时,各军区、各军兵种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看。总参要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得好一点,要把军队的士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样子。”

张震在最后还请示说:“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还要动用一些储备物资。”邓小平果断地说:“好吧,就这样定了。”他在张震3月6日的信上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邓小平三月十日”

杨得志、张震出来后,对小平同志考虑问题时的深谋远虑很有感触,觉得看问题确实比自己远。3月12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张震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指示。杨得志在讲话中表明了对小平同志批示的态度,并宣布演习的代号“802”。有了邓小平的批示,财政部给这次演习拨了专款,虽然还有很大缺口,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最后只得由北京军区“砸锅卖铁”,贴了不少钱。

为了加强对演习的组织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领导小组,组长为杨得志,副组长为杨勇、张震和秦基伟。下设集训办公室,北京军区主管训练的副司令员马卫华任主任。集训办公室下设秘书组、教材编写组、接待保障组等,导演部由北京军区参谋长周衣冰负责。

5月20日,经邓小平批准,总参正式发出了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的通知,对集训的指导思想、参加人员、学习内容、方法步骤、时间安排等等,都做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华北大演习的消耗约占当年军费的十六分之一。当时红箭-73反坦克导弹3万元1枚,打了十几枚。这种导弹还比较小,大导弹更贵。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陆军1个军部,8个师零29个团,空军2个航空兵大队,以及后勤分部、医院等,共11万余人。出动坦克、装甲车1300多辆,火炮1500余门,飞机285架、1000多架次,汽车1万余辆。这么大的规模,在我军尚属首次。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但下这么大决心的,只能是邓小平。邓小平批了,国务院特批拨款。

华北军事演习的精彩,让邓小平兴奋不已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中央和军委主要领导人做出了重大调整,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务,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要以军委主席身份前来观看演习、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意义重大。总参、北京军区和其他参战的军兵种负责同志,都深感责任重大,多次深入张北演习地区把准备工作做细做扎实。

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要在检阅后发表讲话,指明军队的奋斗目标。总参具体负责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张震提议根据小平同志一贯思想,围绕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个主题,具体提出军队要抓好政治思想建设,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军事训练,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等方面的要求作为主线来起草讲话稿。经过总参同志的集体努力,这个讲话稿写成了,不足千字,短小精悍,得到了邓小平的表扬。

1981年8月27日,“802”会议正式开始。参加者有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247人。从8月27日到9月11日,搞了学习方面军防御战役的理论材料和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的想定作业两个理论学习阶段。第三阶段就是观摩演习实践。

9月14日,华北军事演习正式开始。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担任演习总指挥。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到了演习现场。邓小平非常高兴,穿了平时很少穿的军装。演习共进行了5天,邓小平观看了全过程。

在9月18日的演习中,“蓝军”和“红军”展开激烈的空战,重磅炸弹准确命中目标。地面上也是万炮齐发,雷霆万钧,对空中的“敌对”目标展开反击。看到战局紧要关头,邓小平不禁起身鼓掌,平均十分钟鼓一次掌。当“红军”的战略预备队在航空兵、炮兵的支援下,对“蓝军”实行气势恢弘的反突击时,邓小平高兴地站起来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一位国务院领导同志问道:“这么惊天动地,到底有没有伤亡,有没有事故呀?”演习指挥部同志的回答是:“没有,一个都没有。前一段训练中伤过。”这令这位领导同志惊叹不已。我国驻东欧国家的五个武官看后极力称赞,说演习水平超过了东欧。王震高兴地说:“军队还是要多花些钱。”廖承志因为回京接见外宾,没有看完全过程,说这是自己终生的遗憾。

演习成功,邓小平很高兴。“东道主”秦基伟破例宴请大单位主官以上的领导同志。大家都想给邓小平敬酒,但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为了父亲的健康,一再“挡驾”。邓小平对大家说:“我能喝,她尽给我捣乱,她不捣乱,我能喝十杯。”这下毛毛无法“挡驾”了,大家纷纷向邓小平敬酒,连为观看演习的中央首长衣食住行服务的北京军区的军长都捞上敬酒的机会了。

9月19日,演习的最后一天,也是演习的高潮――阅兵。陆海空三军的53个方队,接受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阅兵部队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乘坐敞蓬“红旗”轿车,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报告。77岁的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首次检阅了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威武之师。

华北军事演习的重大意义

阅兵结束后,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演习的部队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军政素质是有战斗力的。我们完全相信,有这样一支好的军队,又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为此,邓小平要求:(一)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二)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三)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四)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五)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加强作风培养,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纪律。(六)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做出新的贡献。

华北军事演习对于解决“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具体化,探讨以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对于培养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全面锻炼部队,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起了重要作用。军委主席邓小平亲临演习现场检阅部队并做重要讲话,对于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推动。在检阅受阅部队时,邓小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指明了新时期建军方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华北军事演习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映,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对国际霸权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国际舆论评论道:这“是一支精良的军队”, “是一次精彩的演习,是人民解放军最盛大的一次显示力量。”当时的世界都密切关注着这次华北军事大演习,外电评论认为:“从电视上能够看到的镜头分析,这支军队在尽最大可能的调动它的技术手段,完成了接近于现代样式的合成化,它表明了邓小平把这支军队推向现代化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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