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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的地狱生活:日军在我们身上做活体实验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沈阳晚报   发布者:全球军事网
热度50票  浏览36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6月25日 18:45

  被俘时,他年仅17岁

  格里菲斯地狱生活

  拉尔夫·格里菲斯(Ralph Griffith),参军不久便随部队到达菲律宾,三个月后,在克雷吉多岛被日本人俘虏,当年他只有17岁。被日军俘虏使年轻气盛的格里菲斯感到屈辱和沮丧,但是他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灾难。

  登上“鸟取丸”与死神擦肩而过

  格里菲斯被俘后,在菲律宾的卡巴纳图战俘营关押了6个月,突然有一天,日本人通知要把他送到其他战俘营。第二天他与大概2000名战俘被押送到马尼拉的码头,登上了一艘名叫“鸟取丸”的旧货船。

  刚上船的时候,战俘们都叫它“痢疾船”,因为船上的大部分人都拉肚子。但是后来,每当有战俘回忆起那艘船的时候都叫它“地狱之船”,因为在船上,他们每天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战俘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又热又小的空间里,要忍受炎热,还有疟疾、痢疾等疾病的折磨,许多人都死在了途中,被扔进大海。“那条船的条件真的很差”,格里菲斯回忆:“我们住在黑暗的底舱里,25天只吃了1碗饭,喝了一点点水。我曾经11天什么也没吃,因为我被腹泻折磨得吃不下任何东西。所有人都拉肚子,大部分人都晕船,你可以想象出来船里有多臭。底舱里挤满了人,而且还有老鼠。”

  由于“鸟取丸”没有悬挂红十字会的标志,也没有标记出船上押送的是美国战俘,从外表上看只是一艘普通的日本货轮,所以经常遭到美国舰艇袭击。每次遭到鱼雷袭击,船里都乱作一团。甲板上的人一边叫喊着“鱼雷、鱼雷”,一边要下到底舱取救生用具。而在底舱的人听到上面的喊声则要跑到甲板上去。还好每次的鱼雷都被舵手敏捷地躲开了。格里菲斯总算是死里逃生,活着到达了朝鲜半岛的釜山,随后又与其他战俘一起乘坐火车来到了奉天战俘营。

  初到战俘营,格里菲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木制的营房和医院病房都建得像鸡笼子。两面墙的脏东西足有3英寸厚,并且房顶还有2英寸的泥。小窗上只有2块小玻璃用来御寒。英国战俘罗伯特·皮蒂在日记里说:“我整理花园的工具都不会放在这样的屋子里”。

  无法逃脱的人间地狱

  格里菲斯和其他8个战俘一起住在一个小隔间里。日本人只发给他们一条很薄的褥子。“天气非常冷,有时能达到零下40度,”他回忆,“每天用来取暖的煤只有两桶。我们总是冷极了。战俘们吃得很糟,但有时就连这么差的食物也吃不到。每天只给我们一碗米饭、一碗水。有段时间他们给我吃大豆,我们还吃过各种误闯入战俘营里的流浪狗。”格里菲斯说,最先死去的是那些身材高大的人,小个子的人幸存的几率反而比较高。

  据格里菲斯回忆,每天要被迫去日本人的机械工厂工作12个小时。“有时并没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他说:“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坐着讨论吃的东西。一些人还随身带着没被日本人没收的纸牌。”

  战俘每周可以在浴室洗一次澡。“大概每隔三周,如果有人身上有虱子,可以把衣服放进桶里煮一煮把虱子杀死,”格里菲斯说,“我们管虱子叫做钻缝鼠。”

  战俘营医院根本达不到战俘所需要的医疗条件,格里菲斯讲述了他拔牙的过程:“拔我两个下牙的时候没用麻药,他们拿着刀,拽着牙床,把牙切掉了,真的非常疼。我紧紧地抓着凳子,我后面的人使劲按着我的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得了阑尾炎的人,日本医生没给他打麻药就给他做了手术。他们给他开完刀就把他送回战俘营,让他自己愈合伤口。”

  “那些看守非常卑鄙,”格里菲斯说:“只要他们觉得你走的不够快,就会用枪使劲打你,我挨过一次打,他们用带刺刀的刀背打我,还穿着重重的皮靴踢了我很多下”。据格里菲斯回忆,战俘营里还存在人体试验。但是直到今天,日本和美国政府都不承认这个说法。

  “日本人在中国人身上做了大量的活体试验,”格里菲斯说:“美国人也同样遭受了试验。他们给我们注射,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一些人在注射后生了病。他们也从我身上抽了血,但是我从来没因为注射而生病。后来他们还给我们量了臂长、胸围和头围。当中国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对其进行解剖,他们还用菲律宾人进行刺刀练习,”他接着说,“我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因为伸出来两个手指头表示胜利,他们就把他的手指头砍掉了。日本人让他们在冷水里呆着,还让他们进入有高频声音的环境里,损伤他们的耳朵。他们抓到一个小孩,让他做什么事情,他不愿意,他们就让他在太阳下面站了三天。后来他向一个看守脸上吐口水,他们就用刺刀把他杀了。” 

  终于可以走出战俘营了!

  1945年8月,突然有几个美国士兵跳伞到战俘营,宣称“战争结束了”。

  美国营救队员霍尔·雷斯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从外面走到院子里,战俘们都在那等着。他们几乎吓得说不出话。自从他们被俘以来,我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个自由的美国人。我向他们招手,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我马上被一群人围了起来,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开心的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1943年至44年的玫瑰碗橄榄球赛怎么样了?上届职业棒球赛谁赢了?秀兰·邓波还活着吗?罗斯福总统死了吗?战俘营里面的条件很差,很拥挤,褥子上全是跳蚤。大部分战俘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格里菲斯回忆:“我们当时兴奋极了。我们自由了,可以去城里和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了。获得自由的第一天,我出来以后不知道该往哪走。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领着我从大门走了大概三条街到了她父母家,在那他们给我做了一顿大餐。他们的善良让我感动,后来我回到战俘营,睡了个够”。

  “获得自由之后我的工作是看守大门”,格里菲斯说:“中国人围成一圈给我东西。后来B29飞机给我们空投了生活用品,食物、烟和毯子”。

  战俘营解放后,格里菲斯先是到了朝鲜半岛,后来他上了一艘美国医务船,前往冲绳。第二天坐飞机到达马尼拉,然后乘坐海军船只前往旧金山。

  对格里菲斯来说,刚回到美国的时候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胖很陌生,因为一直以来除了看守和战俘我们看不到任何人,而且所有战俘都饿得非常瘦。”

  格里菲斯在医院接受了大约一周的恢复治疗后,乘医务船到达爱荷华州克林顿市,在那里的医院治疗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克林顿,我可以获准打一个电话,我打给了我妈妈,她已经两年多不知道我的任何消息了”,格里菲斯说:“我母亲欣喜若狂。我的父亲仍然在海军服役,我的兄弟在陆军。她经历了太多不幸的事。”

  回到汉尼拔的家之后,格里菲斯休息了3个月,然后到钢铁公司工作。后来,格里菲斯搬到了印第安纳州,在那里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玛丽。20多年前,他退休之后又回到了家乡汉尼拔,在家乡安度晚年。

  重返战俘营

  2007年,在得知沈阳市正在筹建盟军战俘营纪念馆之后,美国华盛顿“日本侵略史学会”组织幸存奉天战俘回访沈阳。格里菲斯和其他8位战俘参加了此次回访。再次来到曾经关押他三年之久的战俘营,格里菲斯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他说:“虽然一些战俘总是感到很痛苦,不愿意谈论和战争有关的事。但是我觉得正是这些事让我在日后变得更谦和、更宽容。”

  他为纪念馆捐献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其中一个是他早期佩戴的552号号码牌和一套军服,还有一枚战俘勋章。他对大家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过几年我还要到纪念馆,看看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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