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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卡扎菲!

热度134票  浏览98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9月08日 06:12

  

    金发碧眼的白人教师在上字母课,这时他发现有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学生听得十分认真,并且不停地做着笔记。  

    “你把我刚才教的内容复习一遍。”白人教师对这名学生说。  

“是!”东方学生刷地一下站起,毕恭毕敬地大声回答道:  

           AP、AFP、ABC、BBC、CNN、NHK、RTR...... 

“Perfect!”白人教师非常满意:“What's your name?”

  这名学生因受到了表扬而激动万分:

  “My name is CCTV!Sir!”

  没错,这正是CCTV、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CCTV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的可悲面貌。中国“主流”媒体的实态就是在国内报道上站在权势一边,躲在“大裤衩”里对潜在的“暴民”做“理性”和“文明”的启蒙;在国际报道上靠舔食世界垄断媒体的残羹剩菜,模仿世界垄断媒体的盎格鲁—撒克逊腔调来自慰。在西藏、新疆发生事件的时候,它们装模作样地指责世界垄断媒体如何的虚伪,事件一旦过去,又毫无任何批判力的引用来自对方的新闻报道,甚至经常借“国际主流媒体”的嘴来吹捧自己那些需要认真反思的东西。

  看看它们在入侵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问题上是如何报道的:

  入侵伊拉克被称之为“攻打伊拉克”,好象是发生在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事,连“入侵”两个字都不敢提;

  入侵阿富汗是“反恐战争”,至少是好心办坏事;

  拉登被杀叫做“击毙”,海豹突击队被杀则叫做“阵亡”、“遇害”......

  这次的利比亚报道同样丑陋不堪——尤其是那位“身处一线”的记者H氏的表演——不过,把责任都算在CCTV头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报道方针也不是几个主持人或者记者就可以决定的。  

  其实中国从“第三世界领袖”转向“掏光养灰”,从“革命外交”转向“市侩外交”,出现这种委琐的姿态当属合理,CCTV也不过是将这种转向通过其报道方针具体表现出来而已。

  奉行“市侩外交”的中国在表面上是谁也不支持,谁也不反对,只是使用在“市侩外交”下发明的一系列高深莫测的辞令——如最著名的“尊重某国人民的选择”——但实际上是逐步追随着西方列强。在利比亚战事进行到中期时,中国已经有要把卡扎菲政权给“蹬”了的动向。当时寸秒寸金的CCTV一套新闻联播节目在其大概不到五分钟的国际部分中,一改原先的流水帐风格,罕见地对利比亚官方关于平民遭到北约轰炸的“宣传”进行了近乎揭发式的质疑。

  有人举例说卡扎菲对中国很不“恭敬”,他不仁,所以我不义。卡扎菲也许是在言行上“冒犯上国”,但是比卡扎菲出格得多的国家“冒犯上国”,中国怎么依然一脸的谄笑?而且既然卡扎菲“冒犯上国”,怎么利比亚动乱后,中国能一下子接出那么多的“侨民”来?他们原来在那儿干嘛呢?既然双方的关系就是建立在纯粹的利益交换之上,那还是不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来指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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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卡扎菲!)

  利比亚情况复杂,对卡扎菲个人的争议也很大。很多人往往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支持卡扎菲,要么支持西方列强。当利比亚动乱还局限在国内时,包括埃及共产党在内的马格里布地区的共产主义和进步组织都对卡扎菲表示谴责;但是当西方列强武力介入后,情况就起了变化,西方列强才是更应该受到谴责的一方,而这与之前的立场并不矛盾。这个道理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老佛爷和蒋委员长再不是东西,我们也拒绝八国联军和大日本皇军来“解放”。

  不过卡扎菲毕竟还不是老佛爷和蒋委员长。穆阿迈尔·卡扎菲是20世纪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仅存下的几个“老人儿”之一。我过去曾把那个时代称为“神话时代”,所以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中并不算最一流的领袖卡扎菲,也绝非等闲之辈。不知道卡扎菲是否读过亚当·斯密和《国富论》,但据说他“博览群书,包括叙利亚政治理论家米歇尔·阿弗拉克的著作、孙中山的文集、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与林肯的传记。他还阅读了与纳塞尔、埃及革命、法国革命有关的很多书籍。”⑴“穆阿迈尔·卡扎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偶像之一。”说这话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位“革命偶像”纳尔逊·曼德拉(1999年6月)⑵。当年“利比亚援助非洲解放运动,支持那些激进的、反西方国家的政府,并多次指责由南非少数白人控制的政权......1973年,利比亚取消了到南非的航班。”⑶我们因之也理解了南非政府何以在卡扎菲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还如此的“不识时务”。而在卡扎菲为南非被压迫人民的人权大声疾呼之际,那时“自由世界的领袖”又上哪儿去了?

  卡扎菲是纳塞尔主义的继承者,他也有过雄伟的阿拉伯统一的梦想,他领导下的利比亚也曾是世界左翼运动——主要是来自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左翼人士——的根据地之一,他或许也在某一时期里真诚地想要建设一种“伊斯兰式的社会主义”,但随着纳塞尔主义的衰落和世界左翼运动的历史性退却,当然还有国力与卡扎菲自身的问题⑷,卡扎菲的处境愈形孤立。而纳塞尔主义的几名继承者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腐败堕落,他们只是在大难临头之际才又条件反射式的召唤出以往的革命语言,但它们已经结满了蛛网,其感染力早已今不如昔。

  2000年以降,卡扎菲开始“与国际接轨”。“2003年6月,他向总人民代表大会发表演讲,要求启动经济政策的大规模改革。他宣布利比亚国营部门失败了,呼吁石油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展开大规模私有化,并保证利比亚加入WTO。”在2005年5月,“利比亚政府将油价提高了30%,将居民每月500千瓦的消费用电价格涨了近一倍”,结果“公众批评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形势逐渐恶化。”⑸卡扎菲政权积极支持所谓的“反恐战争”,表示要“尽我们的一份职责。”萨达姆·侯塞因——纳塞尔主义又一个继承者——被杀后,利比亚政府宣布哀悼三天,但在此之前卡扎菲却把萨达姆称为“战犯”,如今想来非常讽刺。而那位接受西方教育,擅长多门外语并被视作“改革派领袖”的贵公子塞义夫不是也协助其父干了很多自废武功,引狼入室的事吗?卡扎菲执掌政权40年,在其最困难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期)没有瓦解,却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之后一朝倾覆,岂不令人兴叹。

  利比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利比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病症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存在,甚至在有些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病得更重。但是卡扎菲长期以来是作为碎片式国家利比亚的一个统合象征,而这个统合象征的负面意义在人们不能从宏观上把握国家问题的症结时就会完全暴露出来。于是卡扎菲成为一切不满的发泄口,叛乱者简单地认定只要打倒卡扎菲一家,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为不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真正的统治阶级隐蔽在其代理人资产阶级政府之后,前台的政党轮替或总统选举一般都无法动摇幕后真正的统治者;而民族解放政权却既是革命者又是资本家,要为一切失败承担责任。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在“胜利”之后的失败:民族解放政权的意识形态困境、殖民主义宗主国的阴魂难散,以及弗朗兹·法农的箴言:“只有当一切事物都在最唯物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就位,才有真正的解放。”⑹

  没有了卡扎菲的“新利比亚”会是怎样的国家?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新利比亚”一定很旧。利比亚本来就权力林立,如果叛乱者再采用资本主义的分权体制,那必将造成一个极其软弱无力的“政权”。叛乱者本身鱼龙混杂——2006年2月,就在今天叛乱的源头班加西发生了反对欧洲丑化伊斯兰先知的暴力示威,结果意大利领事馆被砸,11人丧命。难道我们还要天真地相信今天欢呼北约空袭的那些叛乱者是真想拥抱欧洲的“自由民主”?——只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暂时拼凑在一起。如今“共同的目标”已去,接下来就是各自的目标了。当然,这种软弱无力的“政权”最受西方国家和西方大资本——看来也包括中国——的欢迎。因为此类“政权”最大的“能力”就是满足西方国家和西方大资本基于“合同关系”的要求。至于经济民生方面,叛乱者的领导层中有着美国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忠实信徒,如果他们决定实施这样的经济政策,将使利比亚原有的社会矛盾更加恶化。

  无论卡扎菲最后的命运如何,他终究已是一种过去时:他象征了纳塞尔主义继承人的彻底死亡,象征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迟来的终曲。他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三部曲:第一阶段)对旧殖民主义的清算和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第二阶段)革命热情的退潮与逐步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收编;第三阶段)因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出现危机而引发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导致上层建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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