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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祝寿风波:毛泽东的房间内被装了窃听器?

热度73票  浏览11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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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一次是去莫斯科,另一次还是去莫斯科。第一次去莫斯科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当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这件事,告诉苏联大使说,我当时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斯大林却不想签,故意回避我,不见我。我往斯大林家里打电话,那边竟回答说斯大林不在家,让我有事找米高扬。“这样一来,我就生气了,决定不再做任何事情,呆在别墅里。后来我同科瓦廖夫和费德林谈话,话不投机,他们建议我到各地去观光。我坚决拒绝,回答说宁愿在别墅里睡大觉。”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告诉他说:当时斯大林还在你的屋子里安了窃听器。毛泽东的火气更大了,他的对第一访苏的说法也进一步增加了火药味,说那次与斯大林吵了几架,斯大林火了。有一次打电话时吵了起来,斯大林当时就把电话挂断了。后来科瓦廖夫来,“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说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既然没工作可做,那我的任务就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我拍了桌子,骂了他王八蛋,我的目的就是请他去告诉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算恨透了我。”但“他们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还是在条约上签了字,想转个弯。”他甚至总结出经验来了,说是“跟斯大林这样的人就要斗,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

毛泽东和斯大林究竟怎么了?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斯大林在订立新约问题上出尔反尔,毛泽东顿时有了挫折感

1949年12月16日下午,即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六小时以后,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双方当即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在经过一段简短的问答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不是祝寿,而是提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也很痛快,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需要弄清楚,究竟是应该保留1945年苏联政府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呢,还是暂时不动它,宣布将来进行修改,亦或我们现在就要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呢?

毛泽东明显倾向于签订新条约的情况,发生在共产党的新政府成立以后。

1949年11月上旬,毛泽东即通过斯大林派在他身边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要求。他在谈到访苏目的时明确提出,希望访问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以便签署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东欧访问,一个月的时间去苏联南方养病。8日,毛泽东正式致电莫斯科表达了访苏的愿望,并特意再度提到了条约问题。由于米高扬主动地提出过重订条约的问题,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也没有表示过反对,因此,毛泽东显然不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由于没有得到苏方的及时响应,为了促使斯大林尽快同意签订新的条约,一周以后,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并担负着毛泽东与苏联大使联络任务的李克农,并非无意地对苏联外交人员提到,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他解释说,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在“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说它“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

毛泽东不了解的是,这个时候斯大林对修订或重订条约的利弊开始有了更多的考虑。

在12月16日当天的谈话当中,斯大林对毛泽东解释说:1945年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议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议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如果改动经过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我们经过考虑后,“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至于涉及到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如旅顺港驻军及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比如,“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

毛泽东看来并没有想到斯大林的这些顾虑。他明显地感到进退两难。因为,他坚信他此行有必要带一个前所未有的、足以振奋人心的平等条约回去,但他并不认为有必要立即改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现状。

而斯大林却相信,最能反映旧条约不平等的实质性内容,就是驻军问题。毛泽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足以为共产党获得声望,并且撤军也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斯大林解释说:“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因此,撤军不仅符合两国关系的平等原则,“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

斯大林的解释,使毛泽东一时语塞。他承认:“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

既然毛泽东行前已经明确表示,签订新约是他此行主要目的,可知第一次见斯大林就被迫同意“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毛泽东会多么扫兴。因此,他心犹不甘地还是提了一句:“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很明显,他嘴上承认“目前不必修改条约”,心里却多少仍旧在想,对旧条约是否还有可能做些必要的处理呢?

对此,占尽上风的斯大林当即把毛泽东的话堵了回去。他在强调“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的同时,特别订正毛说:“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这意思很清楚,既然您已经同意不必修改条约了,那么周恩来即便来,也不能说是来解决条约问题的。

毛泽东真的曾经大发脾气,宣布他决定“在别墅里睡大觉”

不少文章和书都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这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大为渲染,给人印象,“毛泽东很不满意”。但从接连应酬之后,毛泽东18日给刘少奇去的电报中看,情况似乎并不尽然。他这时语气平和,心情愉快,感觉不错。

电报称:(一)16日到莫斯科,下午10时(北京时间)与斯大林谈两小时,情意恳切。谈了和平的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问题。(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而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雅尔塔协定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约,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就有理由要拿千岛群岛。因此,旅顺口为苏联租借30年这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一面。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他说,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四)斯大林说,签个声明,外长不必飞来。我说,我考虑一下,想将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一起签,总理还是去。条约问题如何解决请政治局讨论并提意见。

从电报中,我们看不出毛泽东有任何明显不满的情况。相反,他认为与斯大林谈得很好,“情意恳切”。斯大林所谈各项问题,包括对是否签订新条约的解释,毛泽东也很能理解,特别强调斯大林说两年以后即可做相当大的修改。惟独对周恩来赴莫事,毛还有些不同意见。与毛泽东相比,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反而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不理解。尽管没有会议记录公布出来,但从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的复电可以看出,他们对出现这种局面颇感意外,并对进一步商谈颇多悲观。

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了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在苏联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为斯大林祝寿的大会上,斯大林特地陪同毛泽东一道步出会场,受到全场群众的热烈欢呼。毛泽东并且被特意安排与斯大林并排就坐在主席台中央,并被安排为第一个致祝词的国家元首。其规格之高,引人注目。我们看不出斯大林有刻意贬低毛泽东,和让毛泽东坐冷板凳的架式。

22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贺寿宴会上,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又一次给予毛泽东以特别的礼遇。不仅就坐在斯大林的身边,而且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提议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领导人干杯时,首先就建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活动这时可谓达到了高潮。

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记录至今未见公开,能够看到当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来往电报的中国外交部研究室,在集体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一书中谈到这次会谈的内容时,只有一句话,即“这次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的问题”。

不过,毛泽东在1956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时,却持另外一种说法。他说:当时“我旧话重提,并向斯大林展示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建议请周恩来前去莫斯科签约,因为周是外交部长。斯大林便趁机利用这个建议,把它当作借口,推说'这样做不妥当,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大肆叫嚷中国政府就设在莫斯科'”。

毛泽东坚持一定要周恩来去莫斯科,无疑是希望他此次莫斯科之行能够有比较重要的收获和影响,重订新约谈不上,至少也应当有一系列显示成果的重要协定,只搞一个政治性的声明,距离毛泽东的希望太远。然而,看来斯大林连毛泽东的这一点起码的要求都没有能够痛痛快快地接受,难怪会惹得毛泽东后来一直耿耿于怀。用一些文章中的说法是,毛泽东会谈后即大发脾气,闭门不出。

斯大林为什么在16日的会谈中还同意说“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而24日会谈时却连周来也表示拒绝了呢?斯大林态度上的这种转变,多半是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起了不好的作用。

科瓦廖夫陪同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之后,很快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个有关中共中央内部情况和政策倾向的报告,明确认为中共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倾向。报告称,中共中央始终对英美两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幻想,而为了不激怒美英两国,刘少奇、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等受英美集团支配或从属于英美集团的国家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会议;周恩来反对向集中了美英两国巨大经济利益的上海、天津两大城市派出苏联专家。多疑的斯大林很可能因此一度对马上缔结各项经济合作协定心存疑虑。

24日会谈肯定是毛泽东的心情由晴转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在莫斯科别墅里睡大觉呢?根据已有的文献记载,显然不是24日会谈之后立即发生的事情。据查,事情应该是发生在28~31日这最后的四天时间里。因为这一段只有这四天时间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没有同毛泽东晤谈。

值得注意的是,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这时因受冷落而情绪低落,大发脾气的情况不同,目前存在着一些完全相反的记录。比如,我们从《汪东兴日记》中,就看不出毛泽东这几天的情绪有任何异常的现象。而负责毛泽东生活起居的苏方负责人卡尔斯基1950年1月1日讲得更具体。据他说,毛泽东这几天心情不仅没有变坏,反而是变好了。他告诉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说:“毛泽东三天以来感觉非常好,他睡眠好,没有吃药,爱开玩笑,很兴奋,很健谈。”

毛泽东向来不是一个城府很深,感情隐而不露的人。很难相信他这时所谈所做都是假的,心里不高兴,却故意做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来。何况,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当时要想让斯大林让步,就得和斯大林斗,比如把斯大林的私人代表骂上一顿之类,而不能采取假意迎和的样子。因此,多半可以推断,毛泽东在别墅里睡大觉的几天,并非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的

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什么时候心情最不好?

依据目前能够掌握的资料,估计应该是在24日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只不过,它并没有马上发展成像后来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破口大骂,闭门不出,“在别墅里睡大觉”。毛泽东后来为什么睡大觉,也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故意避而不见,而是毛泽东自我感觉睡眠严重不足,主动提出想要静养几天。这从他1950年1月1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不论毛泽东在1949年最后一周的感觉如何,到了1950年元旦这一天,他的心态已经相当平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见到毛时,发现他态度祥和热情。

但是,就在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

毛泽东在多年后两度讲到:这一天,“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我的谈话稿,他给我当秘书。”

在1月2日一早即见报的这篇《答塔斯社记者问》当中,斯大林一改前此的态度,明确写上了同意与毛泽东商谈“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字样。明确写上这样的内容,显示斯大林不仅对同毛泽东签订有关贷款、通商等项协定,乃至对讨论中苏条约问题,态度上都有所变化了。这的确很出乎毛泽东意外。

1月2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已估计到斯大林态度有变,但一时摸不着头脑,反应谨慎。他表示说:最好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

我们目前还没有切实可靠的资料可以证明斯大林究竟是因为什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反对缔结新约的想法。很有可能斯大林在进行了多方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之后,认识到与毛泽东重订新约的负作用,未必会大过让毛泽东不快而归的危险。因此,他下决心全面结交这个亚洲的盟友。当然,聪明的斯大林搞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小把戏。他做出一副毫无介蒂的样子,把科瓦廖夫那个秘密报告当面交给了毛泽东,很豪爽地批评说:科瓦廖夫是个搞技术的,根本不懂政治,不该卷入到这种事情当中来。而他同时其实也是在提醒毛泽东:在两大阵营当中一定要站稳立场。

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为了表明中国方面的坚定态度,他于1月13日,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和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及准备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的计划。毛泽东随后特意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苏联方面,说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并“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建议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批评与中共有着良好关系的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的议会道路主张,并专门指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参加批判,而后特意让人将文章译成俄文送给斯大林看,以显示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

毛泽东访苏之旅刚刚进入佳境,突然又发生一件让毛泽东倍感不快的事情。多年之后,他甚至演绎出一段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开会批判他“民族共产主义”的故事来。

事情是这样的。1月17日,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发表的演说中有挑拨苏中关系的言论,提议最好由中国政府先于苏联外交部就此做出反应。毛泽东表示同意,但提出:“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

莫洛托夫答复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的国务卿就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讲话,那么,声明就不应由通讯社来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

毛泽东同意,只是又提出:艾奇逊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占领台湾的一种烟幕弹?

莫洛托夫认为:艾奇逊声明主要目的是力图借助于欺骗和诽谤,在中苏关系方面造成误解。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将利用散布谣言作为某种烟幕,来实现其占领台湾的计划。

毛泽东同意莫洛托夫的看法,表示要坚决驳斥艾奇逊的反苏诽谤,并答应第二天就起草声明草案,将草稿交苏方征求意见后用电报发往北京,让在京的外交部副部长正式公布。

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后来按照他说明的过程向苏方送交过声明草稿,至少他没有以他同意的外交部声明的方式来发表声明。他于18日起草的仍旧是一个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名义发表的“谈话稿”,并于19日一早即电告北京刘少奇斟酌发表。

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我行我素惯了的毛泽东,认为用八股式的外交部声明不足以表达他对美国政府的厌恶,斟酌再三还是采用了他更熟悉的嘻笑怒骂的方式。像谈话稿当中那些“艾奇逊低能演说”、“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以及“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之类的字眼儿,毫无疑问是很难使用在正式的外交声明当中的。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好心会引起注重形式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不快,反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顿,自然惹得他大为窝火。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胡乔木的谈话发表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把毛泽东找去,说:“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并强调说:“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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