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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情报人员在广州:“大革命”时的苏联支持

热度55票  浏览4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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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一个多月,1917年12月20日,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除肃反外,也向外国派出谍报工作人员。因为第二国际成立之后,列宁提出,东方所有觉醒的民族,团结在苏维埃俄国周围,确信会在不太遥远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共产国际从1920年就与国民党建立联系,苏情报人员开始来到中国。1926年6月,苏联专门为亚洲而成立的“远东局”就设在上海。除北京、天津、上海、奉天(沈阳)外,广州也有大批苏联情报人员的足迹―――

斯托亚诺维奇的任务

维经斯基(一直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始创和发展,从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第四第五次大会,他都参加了)、马林(荷兰共产党员斯内夫利特)、索科洛夫等,都会见过孙中山,有合作意向。接着,在1921年,斯托亚诺维奇,以远东通讯社和俄罗斯通讯社负责人的名义,正式到达广州,任务是:把华南的情况介绍给俄国。工作不久,达林,作为国际远东局代表,在1922年4月22日,来广州见到苏联谍报人员斯托亚诺维奇―――

起初我到了东山(广州的一个区,“二等”欧洲人住在这里―――作者注)。斯托亚诺维奇就住在这里。高高的个子,蓄着大胡子,和蔼可亲,永远准备帮助他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唯一的同事,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位棕黄色头发的越南人,会说法语,懂汉语,了解中国南部的生活。我从斯托亚诺维奇那里,听到了令我震惊的、有关南方形势的最早消息。无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他的政府,都被描绘得十分阴暗。照他说来,孙中山政府实行敌视工人阶级的政策,把孙中山的战友都说成支持美国军阀,还完全同情陈炯明(将军,广东省长,投靠英国;1925年被国民党军队打垮―――原注)。

斯托亚诺维奇似乎支持工人运动,亲近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后来却又改变了观点,工作上与我联系。到1922年中,他离开了广州,到上海苏联领事馆当秘书。

孙中山“联俄”有原因

在俄罗斯通讯社的帮助下,在广州办了一家俄语学校。其实,这家通讯社是苏联情报机关对外的掩护。当时中国有北京政府和南方的孙中山政府,俄国的白匪在国内被歼灭之后,许多人也从西伯利亚来到中国,如涅恰耶夫指挥4000人的俄侨部队为山东服务,而梅尼西科夫的3000人部队为张作霖服务,他们“不受任何限制,仰仗高超的军事技能,打了一些胜仗”。苏联除想利用中国力量歼灭白匪,也想利用孙中山政府。索科洛夫谈到:“把广州政府作为东方民族革命的武器,把中国推到与协约国为敌的阵营。”他还认为:国民党“坚持的纲领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有某些相近之处”。

到1922年秋至1923年春,莫斯科决定还要依靠孙中山。马林的报告指出,国民党要进行新的党的建设和军事建设。孙中山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兴趣,而对“与苏维埃建立联系”的建议则予以否定。因为,他怕帝国主义进行干涉。

可是很快,孙中山感到帝国主义并非真的予以帮助,而是玩弄花招。如美国部分军事教官表示愿意到广州来,遭到美国政府拒绝;又如,孙中山向德国提出购买飞机,最后只是得到几个飞行员,武器装备一件也没有。这时,他只有依靠苏联了。

1922年9月到11月,孙中山派广东省长廖仲恺到日本,与陪同苏联越飞的武官,商谈与俄国军事合作的问题。孙中山表示,既要改革国民党和军队,还要北伐,希望苏联从满洲方面采取行动作为配合,并且提供200万墨西哥元(那时均用墨西哥币结算),以及苏联顾问团的支持。

这一方案未被苏联接受。不过苏驻中国外交官加拉罕,在给驻在中国的情报人员雅达夫强的信说:“不但要从孙中山本人的讲话,和通过其他谍报员所获得的情报,去了解他在其统治区的情况,而且还要通过我们的谍报员和代表,直接了解。”达夫强身份是全俄情报机关谍报站长,领导中国10个谍报站。在北京一年后,他已经说“几乎掌握整个中国的情况”。到1923年5月1日,苏联才致电孙中山表示,可以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主要派军事、政治顾问。

1924年,中苏才把外交机构升格为大使馆,达夫强当上正式大使。

这时,苏联向孙中山发出邀请,请他到苏联参观,孙中山却委托蒋介石于9月2日前往,代表团里还有共产党员张太雷。在苏联逗留三个月左右,接见他们的苏联领导人包括加里宁、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斯基等。因为中苏语言有很大的障碍,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建议,在苏联开办专门训练中国人的学校。结果,后来把中国学员分到苏联各军事学校。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政治学院、高级炮兵学校等都开设中国班。送去学习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国民党员、冯玉祥的追随者等,国共两党的人数一样多。从1924年到1927年,共派出135名,其中40名派到冯玉祥部队。但苏联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向公众隐藏了公报里的一段话:“孙中山博士认为,目前在中国尚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因为中国不存在所必需的条件。”

鲍罗廷与同事合作不好

由于中国方面需要苏联直接派高级顾问,1923年8月2日,根据斯大林建议,再派鲍罗廷到中国,担任孙的政治顾问。苏这时的大使加拉罕写信给孙中山:“鲍罗廷同志是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多年的我党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您不但可把鲍罗廷同志视为政府代表,而且可以视为我的私人代表,您可以像和我一样和他友好交谈。”

1923年8月,39岁的鲍罗廷,跟随加拉罕先来到北京,找到张作霖谈话。再到上海,找到斯托亚诺维奇(因为他长期在广州住),特邀请他担任自己的顾问团成员(所谓顾问,其实是各种情报及从现场探听到事件真相的提供者,受着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情报总局等单位的领导)。斯托亚诺维奇时而到天津,时而到上海,时而到广州,他在《琐事录》里提到:“赴华南出差。以盐商作掩护。联络广州工人组织、大学生。”

10月6日,鲍罗廷乘小船到达了广州。在一份《驻中国军事顾问与情报部的关系细则》的文件中,对教官的工作清楚地进行了说明,规定“教官应写详细的日记,记录自己所作的一切,会见的所有人员、进行的所有谈话和留下的印象。”每月还要报告一次“自己部队和敌军的情况”“对于各种军事集团、相互关系及其同外国人的关系”……从1924年初开始,苏联甚至出版俄语杂志《广州》,刊登在广州工作的顾问的文章,一共出版10期,用手摇印刷机印的, 每期印几十册。不过,鲍罗廷和其他人并不合作,以致苏联情报机构批评他“力图使广东和广西的工作避开加伦同志,直接归他领导”,这是不正常的。古比雪夫对鲍罗廷意见更大,说他的“工作方法变得越来越有害无益了”。

尽管如此,苏联派来的大批人员,还是在中国搜集了不少情报。

苏联顾问的结局

苏俄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在石龙去世后,苏维埃决定派另一位将军加伦,这是他的化名,真名是布柳赫尔,担任中国南方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

布柳赫尔与孙中山第一次谈话,在苏联军事教练舰“沃罗夫斯基号”上,孙中山与他谈了几个小时,最后说:“请留下吧,我们相信您!”

布柳赫尔到广州,加强了广州的防御和南方政府的军队建设。他致电俄国:“必须紧急完成‘蒋介石师’的组建,以便创建广州军队的坚强核心”。至于工农运动等,是没法保持苏联的影响,他只是希望国内给中国一些大的援助。

为此,才有1924年12月,由“沃罗夫斯基号”运送武器到广州(请参看《羊城后视镜》第3集《“沃罗夫斯基号”的神秘之旅》),提供给黄埔军校与广州政府军队第一突击师。据回忆,仅1926年10月,苏联供广州的武器有:飞机24架,野炮157门,山炮48门,迫击炮128门,重机枪295挺,步枪73993枝,手榴弹11万枚,步枪子弹1.24亿发,炮弹5万发……这些枪支弹药的质量,超过中国现存军队特别是军阀们的武器质量。那时,所有军阀都没有飞机,苏联还贷款1000万给广州开办中央银行。1939年,蒋介石要求苏联政府再派布柳赫尔来当自己的助手,这时斯大林才答复,布柳赫尔受日本女间谍诱惑,已被“处死”。

1924年6月前,苏联顾问在广州已达25人,后来则来得更多。那时的黄埔军校,有着大批苏联顾问,战术课、通讯、炮兵、飞行等,全部由苏联顾问任教。到北伐战争时,全部中国军队都配有苏联顾问,如:何应钦的第一军,配切列帕诺夫;鲁涤平的第二军,配泽宁;朱培德的第三军,配迈采利克……一直到程潜的第六军,都派上了。重点军队的第17师的吴铁城,配的是恰洛夫、鲁达科夫、尼库林、莫伊谢耶夫等。黄埔军校里,还培养反间谍与情报工作领导人与谍报员,共上624节课。第一批培养24名学员,被认为将来成为中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基础,分管这些工作的有谭平山、杨殷,还有一个陈某。1926年11月前,分三批训练出360人,全部由苏联提供资金,从5000美元到2万美元。苏联的上司特别交代,还要从罢工者中培养间谍到港澳,向国内报告那边的情况。

1927年,孙中山已经离开人世。4月18日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并声明有别于武汉政府,意味着国民党正式分裂。莫斯科感到问题严重,成立“在华侦察情报工作委员会”,把使馆内的武官专门负责情报工作,还下令使馆烧掉“有损名誉的文件”。4月5日夜间,北京的张作霖的士兵袭击了苏联使馆。在使馆里,有463个宗卷和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还逮捕了李大钊以及20多名住在大使馆里的中国人。当苏联提出严重抗议时,张作霖下令报纸登出部分文件和照片。这年12月8日,广州公社起义前,汪精卫也在广州说:“严拿匿迹苏俄领事馆内之(中国)共党,如苏俄有包庇情事,应即勒令出境。”

广州公社起义前,苏联派来了第二国际的能领导广州起义的人员,并且带来供起义的资金。两位都是德国人,一个叫诺依曼,一个叫罗明纳兹,乘坐一艘大型客轮,提着一个装满贵重物品的大提箱登上旅途。即使晚上睡觉,也要一个人不闭眼看护着箱子。大船偏偏在香港前的一个港口停泊了,要补充物资几个小时。这时,乘客都上岸观光了,这两个德国人为难了,上岸得留下大皮箱,保险吗?不上岸更让人怀疑。在确信没人盯梢后,最终丢下行李也上岸去了。返回大船的时候,在码头听到令人沮丧的消息,船已开走了,因为很快会刮台风,行李先带到下个站。而“迟来”的旅客,另用一艘轮船明天才去下一站。两人心急如焚,决不能把箱子留在大船上。在岸上四处找能搭乘他们的快船,好在遇上一条破船,收了钱后,船主快速把他们送上正在开走的大船上。幸亏,手提箱没有动过。到达香港的岸后,成功地转火车到广州。到了广州一家旅馆,把箱子的钱交给广州的负责同志,全是美元。广州的同志数了两次,觉得不对,说,比接到的通知数目还少了三千美元。之后请两位特使看着数钱,仍旧是少三千。特使奇怪了,立即打电话到上海远东局询问,回答更使他们大吃一惊,那边说带来的钱已比原计划还多了两千。

广州起义开始获得成功,苏联领事匆忙去祝贺,但只有三天,起义就被镇压下去,这回,苏联被动了。

广州五位苏联外交官被杀害

广州的苏联领事馆被搜查,当时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这样回忆:“我们已经到了食堂,一个值班的中国人从院子跑进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被士兵包围。我让同志们不要动,自己迅速跑上楼,那里可从阳台看清我们使馆面对着的两条街。天色已经很暗,但是挤满武装士兵。我脑子闪过,看来要发生我们预料不到的危险。我飞快跑回楼下告诉同志们,并对波波夫喊一声,要他烧掉先前准备好的秘密国家文件,又让其他人到楼上我的办公室去,自己则同上面提到姓娄的中国人(他有大门的钥匙)一起来到院子大门边。栅栏大门旁的武装士兵杀气腾腾,懂英语的娄给我翻译,说他们要求打开大门。我试图和军官说话,他们对我是野蛮的嚎叫、对准我的毛瑟枪和打开大门的命令。估计文件已烧掉,我才让娄开门。”结果,领事馆全体人员,包括家属小孩全被逮捕,受到中国军阀的粗暴侮辱。12月14日,五位工作人员―――哈西斯(副领事)、乌科洛夫、波波夫、伊万诺夫、马卡洛夫被枪决,整个广州还散发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上面题字:“1927年12月14日被枪毙的5名俄国人”。这一天,中国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领事一律取消,理由是他们支持了广州起义,引起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群众的强烈抗议。以后,苏联代大使齐尔内赫等人员撤回国,抗议中国冲入苏联大使馆。集中在武汉的苏联顾问140人集体回国。直至1932年12月才复交。

尽管许多情报人员逃脱了国民党的屠杀,但当时苏联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把许多对他们政权有功的人也当作敌人来清洗,如来过中国的阿布拉莫维奇,博基,达维多维奇,罗明纳兹,波加尼,米夫,达夫强,阿列克谢耶维奇,拉平,沃依采霍维奇,安德列耶维奇……等等,都在上世纪30年代因各种罪名被枪毙,直到上世纪60年代左右才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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