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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奇才龚澎乔冠华夫妇的辉煌与陨落

热度61票  浏览3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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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

龚澎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年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还有一些人在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人亦无完人,我

也为他晚年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作者

初识龚澎

我和龚澎认识是在1940年春夏之时,龚澎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那里调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我和龚澎一起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

那时候,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联社的以及各国大报刊的都结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成为龚澎的朋友。1983年后我到美国工作曾遇到这位老教授,提起龚澎他很有感情,他对龚澎很佩服,说那时候他们的观点与共产党是完全不同的,但龚澎提供给他的消息和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他很乐于接受和阅读。并说龚澎那时已经是很受外国记者欢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十分羡慕地赞叹:你真了不起,怎么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龚澎原名维航,1914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和龚澎同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刘文华是个很有学识、修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热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够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她在那间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

龚乔之恋

我认识乔冠华是1942年他刚从香港来到重庆之时,有一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也是办公室。

我站在他桌旁听候他的吩咐,他问我:你知道我国有两个名叫乔木的人吗?我觉得很突然,定了定神回答说:我知道,是南乔北乔吧?北乔我认识,在延安见过面还交谈过。南乔听说过,是在香港常发表国际评论的。是吧?恩来同志说:不错。现在这位南乔已调到我们《新华日报》工作了,他刚来,住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纯阳洞宿舍里。他的经历和你们不大一样,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以后在张发奎将军处当过幕僚,又在香港新闻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他初到《新华日报》生活条件很艰苦,也许一时会不习惯。接着恩来同志叫我去看望这位南乔,让我转告南乔他这几天很忙,过些天会尽快找南乔谈话的。

当天下午,我提着一些橘子、花生去纯阳洞宿舍看望这位南乔。他给我第一印象是身材瘦高,有点驼背,戴眼镜,穿着不讲究,也没有摆名人架子。他问起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因为我与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很熟悉,我坐下来和他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以后我还曾经给他送去过衬衫、袜子什么的,他正式在《新华日报》工作后,也常见面,但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后来听他自己诙谐地说过: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党外民主人士。说完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以后我们都称呼他老乔,南北乔之说也慢慢淡忘了。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已基本破裂,南京、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已完全无望,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

周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龚澎夫妇和我都是决定派往香港的。那时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及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文摘》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龚澎去世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龚澎已经逐渐成为我党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外交部建立之初,她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龚澎在工作中言传身教,给刚刚步入外交岗位的同志都留下深刻印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烧到了外交部。有一天回到院子里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上不断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脑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渐严重。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住医院期间

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好转。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

1971年龚澎离开人世。

乔冠华悲痛欲绝,人都垮了,终日借酒浇愁,他家的向南阳台以往堆放一些杂物,这时却堆茅台酒的瓶子。他两三天就一瓶,很快茅台酒瓶子堆满了阳台。那时住在报房胡同的几位和老乔过从较密的朋友,如符浩、陈楚、普生和我,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说说闲话,并劝慰他振作起来把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经过一年多,老乔才慢慢平复过来。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的第一次大会,他的讲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话稿并非他个人的杰作,而是外交部有关方面集体的创作,代表国家的)受到极大欢迎。加上他个人的风度举止也起一定作用,自此他声誉大增,也身价百倍了。龚澎去世已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他再寻伴侣是合情合理的事,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

识时务者为俊杰?

1974年冬,我们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章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他请我们到他的新家去谈。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启钤老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这时的章士钊已不在,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倒是与我个别谈起来,那边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

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文革”,重点是谈江青。乔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张颖)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本来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当时我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没想到,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

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章含之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明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又获新生。这时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组织上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500人左右。我记得当时的情形: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等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自我反省。这时部内有两三人在原位上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作为。部内一次大的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千人左右,还有章含之和其他几个人。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作自我检查,但乔仍一言不发。于是有几个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言辞虽然激烈,但仍是说理的。后来有人造谣说,在“文革”以后乔挨批判还被用“喷气式”、被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要知道,在“四人帮”拟定的夺权后的组阁名单中,乔冠华可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当时我们正在国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组织的同志来看望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有关乔冠华生平的稿子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稿子整篇看来是客观公允的,对乔的一生中的成绩都一一肯定,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当时的争议是章含之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但组织认为删掉就不全面了。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稿子写得不错,也客观全面。最后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摘自《外交风云亲历记》,张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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