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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百年前曾现“日本威胁论”

热度106票  浏览6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2年1月06日 09:53

西方渲染“日本威胁论”的漫画

描绘纺织工厂的日本“浮世绘”

  ○本报特约撰稿 章鲁生

  一位南非作家在其著作《虎视眈眈的黄种人》中主张,英国人和荷兰人必须联手,甚至连黑人和白人也应该放弃敌意,共同抵抗来自东方的威胁。

  20世纪初,日本趁老牌殖民国家忙于战争,加强了同非洲的经济往来,利用棉纺织品和鞋子、服装等廉价商品,迅速占领非洲市场,对欧洲列强的对非贸易产生严重冲击。更让老牌殖民者担心的是,他们从日本在非洲的布局中,看到了一颗不断膨胀的野心。近日,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的英国《亚太学报:日本聚焦》杂志,揭开了这段历史的一角。

  日本商品深耕非洲市场

  将时钟拨回大约一个世纪前。当时,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纷纷崛起的背景下,英国在全球市场的出口已现颓势,对各殖民地出口额的下滑幅度尤其巨大。“日不落”帝国的日渐式微,让东方的“旭日之国”看到了借助通商实现对外扩张的良机。在英国拥有众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非洲地区,人们逐渐喜爱上了物美价廉的日本商品。巧合的是,日本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也是棉和人造丝制品,对英国在这片大陆的纺织品出口构成了巨大挑战。

  根据英国方面的统计,从1930年开始,英国出口到东非国家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棉和人造丝制品均逐年下降,日本的同类产品却横行无阻。到1933年,日本出口到两国的棉纺织品多达3600万米,英国仅480万米;人造丝方面,日本近400万米,英国还不到两万米。

  东非还不是英日在非贸易竞争的正面战场,两国争夺最激烈的阵地,是扼守这片大陆最南端的英联邦重要成员国――南非。

  日本与南非的贸易始于17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该公司为将兽皮出口到远东,于1652年在南非设立办事处。此后近3个世纪,日本与南非的贸易额只能用“微小”来形容。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局势的转折点。兵戈交错之下,英、法等南非日用品的传统供应者自顾不暇,日本瞅准时机,向南非大批输入纺织品,自此在生意场上站稳了脚跟。1920年,日本对南非的出口额将近400万日元,相当于一战前的近10倍,增幅惊人。

  从1921年开始,日本对南非的出口再次迎来了增长的黄金期。而此后几年里棉线价格的下跌,也给了日本廉价商品新的机会,让其在南非市场上进一步深耕自己的地盘。

  南非政府被指“遭收买”

  日本商品(尤其是丝织品、棉纺织品和成衣)对南非出口量的暴增,引起了当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关注。1925年,由巴里・赫尔佐格任总理的南非国民党与劳工党联合政府,通过了旨在刺激工业增长的关税改革法案,日本对南非的贸易一时受阻。

  可惜,南非本土商贾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大萧条的浪潮便席卷而来,令该国羊毛出口额暴跌70%。面对经济困境,1930年9月,南非政府决定放开市场,重新放宽对日本商人来南非做生意的限制,不久后与东京签署“君子协议”,确保两国间贸易正常开展。

  根据协议,日本批发商可在南非各地(奥兰治自由邦除外,该地不允许亚洲人居住)定居,从事任何法定商品的贸易,雇员也可以全部为日本人。不仅如此,南非的法令亦不限制批发商直接面对普通顾客,这意味着,远道而来的日本商贩可以就地开展零售业务。

  在南非内部,各派就同日本的经济联系不无争论。1931年7月5日,南非国民党主席、内政部长丹尼・马兰发表讲话,讥讽政府“已被日本小商贩和企业主收买了”。按照他的口径,1921年,在南非定居的日本人只有98名,而在当局放宽限制以后,“一个个日本富商,正打算在我们这里建立批发商行,”他还补充说,日本人“正在窥伺这片土地”。

  反对党“南非人党”领袖简・斯马茨则断言:“一旦我们和东方人大规模做生意,就不可能将来自亚洲的移民拒之门外。”斯马茨之妻伊茜的言辞更是火药味十足:“印度人已经让我们麻烦不断了,现在政府居然打算让黄种人进入南非,而且还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黄种人?一旦这些家伙进来,我们可就没办法让他们离开了……”

  “日货倾销”成了流行语

  对于日本的“贸易入侵”,南非当地的媒体也非常重视,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翻开1932年开普敦的一张报纸,以日本商品为关键词的报道赫然在目。撰稿人在赞扬了南非“繁荣昌盛的制鞋工业”后,忽然笔锋一转,称“日本鞋子像烤饼似地摆在路边”,每双成本仅0.5美元。“贫穷的黑人”以0.75美元的价格买这种鞋子,严重影响了当地鞋子(售价1.35美元)的销量。内政部长丹尼・马兰发表前述讲话数天后,约翰内斯堡最畅销的《兰德每日邮报》也载文批评南非政府“引日本人入室”的贸易政策。

  在连续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南非人逐渐熟悉了一个新词“日货倾销”。

  1933年,南非进口的日本商品创造了新的里程碑,总额达2670万日元(约合685万美元)。消息一出,顿时引爆了更汹涌的反日浪潮:政客公开呼吁民众“立刻行动”;报纸上充斥着“反对日本贸易侵略”等各种各样的口号;抵制日货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

  同年9月,南非商会表达了他们对日本商品的愤怒。一名商会成员宣布,“700万双日本鞋子进入南非市场,对本国的制鞋工业造成毁灭性破坏,政府对此却不予重视。”

  白人精英呼吁一致对外

  日本虽然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南非白人统治者担心的事情,却不仅限于“贸易入侵”。

  20世纪初,地广人稀的巴西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劳动力,还曾与清政府商谈移民事宜,结果被“天朝上国”一口回绝。巴西转而求助日本,双方一拍即合。1908年,载有781名日本劳工的“笠户丸”号客轮从神户出发,驶往巴西。中途停靠南非开普敦,补充水和燃料。

  此后几十年,满载着日本移民的客轮都会路过南非。这一幕给当地的政治精英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令他们对东京急于为国内“过剩人口”寻找海外出路的做法疑心日盛。

  1931年,“9・18”事变的消息传开后,《兰德每日邮报》立即刊文称:“可以肯定,日本军方有一个秘密计划,即往该地(中国东北)和澳大利亚移民。”该报还在9月24日的头版头条中写道,“驻扎奉天的日军杀死了3名白人。日本意欲吞并中国,继而统治世界。”其中“杀死3名白人”和“吞并中国”均为醒目的黑体大写。

  另一方面,日本某些好战分子的言论被放大后,进一步激化了事态。面对这个野心勃勃的亚洲强国,一些南非白人开始呼吁,“南非各阶层要携起手来。”如1933年,一位名叫赫德利・亚瑟・奇尔弗斯的作家在其著作《虎视眈眈的黄种人》一书中主张,英国人和荷兰人必须联手(编注:两国曾在南非对立长达百年之久),甚至连黑人和白人也应该放弃敌意,共同抵抗来自东方的威胁。

  当时正值巴里・赫尔佐格领导的南非国民党和简・斯马茨领导的南非人党合并,组建联合政府之时。以往,曾有不少人指责赫尔佐格和昔日的对手协作,如今“外敌”当前,质疑这次政党合并的声音也就小了许多。对此,钻石大亨出身的当地政客艾贝・贝利写道:“如果南非的白种人愿意团结起来……他们将继续享受被英国海军保护的日子。”

  当然,南非国内也存在亲日的声音。住在约翰内斯堡的约翰・贝恩斯在1931年4月写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中表示,作为“非洲无产阶级党”的领袖、一名“娶了有色女子为妻”的欧洲人,他“谴责南非政府对日本商会的敌意”,赞扬“日本人民与他们的有色兄弟联手捍卫权利所做的努力”。只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类似的观点属于“非主流”。

  反日情绪无处不在

  为了拉住南非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南非羊毛的价格要高于澳大利亚,日本政府仍然加大了采购力度。但此举更加引起了南非统治者的忧虑,认为日本如此示好必定别有用心。恰在此时,有消息传来,称日本政府正与埃塞俄比亚商谈收购该国大片棉花田的事宜。据称,南非对这一传言非常重视,曾专门派人打探详细情况。

  此后数年间,南非政界和民间对日本的憎恶愈发溢于言表。1934年上半年,日本外务省一位姓首藤的官员访问南非,目的是缓和两国日渐紧张的贸易关系。出访期间,首藤和同事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当地人的反日情绪。有一次,他们想去电影院放松放松,却因为是亚洲人而不被允许入内,还遭受现场人员的嘲笑。

  1936年,随着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与埃塞俄比亚的密切关系也招来了全世界的目光。至此,日本在非洲的布局,引起了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全面不安。

  需要指出的是,从19世纪末开始,“黄祸”论便在西方喧嚣一时。欧洲人口中的“黄祸”明显指向中国和日本。就中国而言,洋务运动引发了西方对中国工业化努力的警惕,义和团运动更成为后者视中国为威胁的理由;在日本方面,除了其廉价商品行销全球以及向南美、澳洲、非洲大举移民外,更重要的是其军事实力的显著扩张。

  对于西方的疑惧,敏感的日本人迅即做出反应,先是称中国人为“祸”,欲在人种上“脱亚入欧”。一战后又“反守为攻”,指责白种人亦是“祸害”,鼓吹日本将“解放受白种人压迫的东方诸国”,以粉饰自己的侵略野心,直至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烈焰熊熊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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