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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越南战俘纪实:越南男女战俘要求同居

热度86票  浏览2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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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昆明军区在云南盘溪、羊街组建了两个师级俘虏收容所,共接受越俘771人;在广西省军区建立第1、2、3、 4、5俘管所,后来广西省军区又组建了6所,接受了湖南省军区、广东省军区的第7、8俘管所。俘管所的主官是主任、政委,下设宣传科、材料科、供管科、卫生所和3个俘虏队,每个所编制官兵119人,共接受越军战俘995人,其中女俘117人,男俘878人,尉级以上军官15人。1979年2月,我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自卫还击战中共歼敌4万余人,俘敌1766人。1979年6月底,我国将越军战俘全部释放完毕,俘管所全部解散。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仍然时有发生,我军经常在武装冲突中抓获越军战俘。于是,根据形势需要我军又成立了两个战俘营。1980年7月,广西省军区组建正团级外籍军人收容所,代号54271部队,共收容越军战俘66人,全部是男俘,军官7人,士兵59人。此外,接受安置越军投诚人员48人,其中军官10人,士兵35人,民军3人。1980年8月7日,云南省军区在玉溪组建营级外籍军人收容所,至1989年4月,共接受越军战俘94人。此外,接受安置越军投诚人员24人,职务最高的是越军一名少校、师副参谋长。我军两个外籍军人收容所共接受越俘160人,90年代初全部释放。

    

 我军与越军交战10余年间,共俘获越军战俘1926人,军衔最高的是被我军导弹击落的越军371师921团第3飞行大队大尉飞行员陈尊和少校、师副参谋长。越俘的主要成分是越南人民军、民军、公安兵和其他武装人员。其民族构成主要是京族,其次是居住在中越边境地区的壮、苗、瑶、岱依等少数民族。

    

 越军战俘与美军、日军战俘不同,据我军战俘管理人员介绍越军战俘的特点有3个方面:一是越军长期处在战争环境和贫困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养成了吃苦耐劳、勇敢善战的习气和顽强的生存能力。越军建军以来,从未间断过战争,因此,战斗骨干多,排以上军官大多打过仗,实战经验丰富;越军士兵多数在入伍前是民兵自卫队员或在读中学时受过初级军事训练,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越南士兵对生活要求不高,特别是来自农村的青年,每天能吃上三顿饱饭就很满足了。二是越军战俘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霸权主义思想。越军战俘盲目地认为越南“过去曾打败过日本、法国、美国侵略者,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可以打败中国”,并认为越南出兵侵略柬埔寨、控制老挝,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三是受越南当局反华欺骗宣传较深。据越俘反映,越南当局把中国说成是“越南的头号敌人”,“要越南人民抵抗中国侵略者”。并造谣说:“中国抓了俘虏就杀,一个脑袋可奖500元。”“当了中国俘虏就只有死路一条,或被杀掉,或被活埋、剥皮,或被打毒针,打了针以后使人发疯,几天就死掉。”因此,越军被俘后,敌对情绪严重,思想比较顽固。当然,许多越军战俘对胡志明时期中越友谊还留有美好印象,对中国人民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中给予的无私援助,有着难忘之情。

    

 为了加强对越军战俘的管理教育,我国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对越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问题的决定》,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管理教育越俘的意见》、《关于对越军的俘虏须知》、《关于管理教育越俘的补充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为管理、教育、改造越俘指明了方向。

    

 对越俘的宣传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从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出发,高举“和平、友谊、胡志明”三面旗帜,揭露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消除疑虑,缓和敌对情绪。俘管所为越俘放映了《越南当局反华暴行》、《越南当局驱赶华侨纪实》和反映我军优待俘虏的影片《光辉的胜利》,阅读黄文欢所著的《越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不可歪曲》、《回忆和胡主席在一起的日子》等书籍,演唱《越南--中华》的友谊歌曲,开展纪念胡志明活动,组织参观工厂、农村、商店,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许多越俘参观后感慨地说:“中国东西多、又便宜,人民生活好,而我们越南越来越穷,人民越来越苦。”“政府讲中国如何乱,人民如何苦,都是骗人的鬼话!”

对越俘的教育工作在战场押送时就开始了。某团8连押送8名越俘到我军驻地,路途98里,沿途尽是无人走的险山峡谷和原始森林,古藤杂刺盘根错节。8名越俘中有4名伤俘,有的屁股受伤,有的脚受伤,行动非常不便。我军战士就扶着越俘一步步艰难地前进。翻译走一路,对他们宣传一路。卫生员定期为伤俘换药。俘虏饿了,我军战士就掏出自己的干粮给他们充饥。

    

 连队在深山密林中转了两天,没有碰到一滴水,恰好这两天骄阳似火,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有的嘴唇干裂,流出了血。大家只好找来芭蕉心,挤出水汁,自己舍不得喝,先让越俘解渴。有一种凤尾草,吃起来甜里带涩,水份很多,很解渴。战士们拔了一把又一把,自己舍不得吃,让给俘虏吃。越俘见我军战士同样没有水,却把止渴的东西让给他们,个个都很感激。为了减轻我军官兵的负担,他们也主动拔凤尾草,有的拔了一口袋。第二天深夜部队到了宿营地,全连百十号人只找到两桶水。官兵们先给越俘每人打了一碗,并把仅有的十几块干粮送给他们吃。剩下的水,战士们每人只分到一口。9班副班长看到越俘只有一条被单,睡在山边容易着凉,马上割来一大捆茅草,给越俘垫铺,越俘连声道谢。越俘阮太胜说:“你们太好了,在越南连当官的也没有待我们这么好。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听你们的话,跟你们到中国去。”最后一天开进,越俘也不用别人扶,拄着拐杖自己走,没有一人掉队。就这样,8连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越俘的配合下,经过3个昼夜的行军终于将8名越俘带回了驻地。

    

 在对越俘的教育中,我军俘管人员还请当年掩护过胡志明的老人苏忠良回顾往事,使越俘倍受感召。苏忠良是我国坡县平孟乡人,1944年8月,胡志明在坡县开展革命活动时,被法国军队包围,在走投无路时,苏忠良冒着生命危险把胡志明背上山隐藏起来,躲过了法军的追捕。越南解放后,胡志明还请苏忠良老人到越南参加国庆宴会。越俘听了苏忠良老人的回忆,纷纷写感想、谈体会:“没有中国人民的真诚支援,越南革命不可能成功”。许多越俘含着泪说:“我们永远不忘中国人民的恩情,要为维护中越人民友谊而做贡献。”

    

 我军俘管所还为越俘办好文娱室、阅览室、放映室,组织运动会、联欢会,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各俘管所为越俘购置了球类、扑克、单双杠等文体器材,利用课余活动时间,广泛开展文体活动,并经常组织各种比赛,给优胜者发奖品,深受越俘的赞赏。

    

 5月19日,是胡志明的生日,俘管所专门举行了“纪念胡志明活动”,组织越俘观看毛泽东和胡志明友好往来的纪录片,召开中越友谊的座谈会,越俘们非常满意,深情地说:“中国这样尊重胡伯伯,处处以中越人民友谊为重,这足以说明中国的立场政策没有变。”

    

 我军对越军战俘的生活和医疗也精心尽力。为了照顾越俘的生活习惯,安排好越俘的生活,俘管所经济委员会定期开会征求越俘对伙食的意见,并采取措施进行改进,每天派一名越俘到伙房值班,协助我军炊事人员改善伙食,使伙食越办越好,遣返时越俘体重普遍增加,最多的达十公斤。

    

 俘管所还设置了供应点,让越俘自由选购日用品。越俘刚到俘管所时,由所里统一发香烟、水果等实物,后来俘管所与驻地附近的商店挂钩联系,在俘管所设立了流动生活用品供应点,发给越俘购货本,让他们按每月规定的津贴费选购自己喜爱的食品和日用品。在临近释放时,供应点还特地为他们增添了在越南短缺的物品,如手电筒、花布、钢笔等,很受越俘欢迎。一名越俘说:“在国内当兵,每月发的钱还买不到两盒烟;在中国当俘虏,不但吃饱穿暖,给的零花钱还可以买那么多东西,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做好越俘的卫生防病和伤病俘的治疗也是俘管所的一项重要职责。俘管所每接受一批越俘,都组织医务人员对俘虏进行全面体检,给伤病俘及时的治疗。对重伤、重病越俘,转送我军战俘医院治疗,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越俘给予特殊关照。越军一名姓黄的士兵受伤后被越军遗弃在阵地上,当时伤口严重感染、溃烂,被送到俘管所后,我军医务人员立即为他检查治疗,每天给他打针换药;他自己不能动手吃饭,我军医务人员就一口口地喂他。他感激地说:“我为越南政府卖命,负了伤却不管我,要不是中国军队,我这条命是死定了。”

最令越俘感动的是组织他们学习谋生技能,这一举措也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参观团的赞扬。越俘文化程度很低,小学文化程度仅占30%,其余为文盲、半文盲。收容所将他们分为文盲、半文盲、初小三个层次,由我军翻译分层次包干进行教学。

    

 对文盲越俘从识字、拼音开始,学会用词造句。每周学习3次,每次3至5小时。经过1年的学习,大部分越俘能认500至1000个字,一半人能看报、写简单的书信和感想。

    

 对半文盲越俘主要学组词造句,练写短文、书信。经过补习,60%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对初小越俘采用将我国越语广播内容录下来,让他们边听边抄写,由我军翻译逐一批改,纠正错别字。经过1年的补习,30%达到了初中文化程度,50%达到了小学毕业水平。越俘马文英激动地说:“我戴了20多年的文盲帽子,终于在中国摘掉了。”

    

    除了进行文化补习外,我军还对越俘进行谋生技能的传授。主要办了四个培训班:

    

 裁剪缝纫班。俘管所为越俘购买了缝纫机和必要的原料,从地方请来了缝纫师傅任教,结合越南喜爱的服装样式,教越俘学习裁剪和缝纫技术。由于越南农村大都是手工缝制衣服,因此这项技术很受越俘欢迎。他们学的很认真,打算回国后开个缝纫店。经过一年的学习, 40%的越俘学会了裁剪和缝纫技术,60%的越俘能缝纫、缝补和修改衣服。1989年2月4日,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到收容所参观访问时,3名越俘进行了现场表演,并把当场缝制的5件衬衣送给了代表团。当代表团的奥利维尔表示感谢时,越俘何文昌说:“不应感谢我,是中国政府和军队把我这个俘虏培养成缝纫师的,我从内心里感谢他们。”奥利维尔又对我方人员说:“你们组织学习谋生技能,很受俘虏欢迎。”

    

 医疗班。由俘管所军医任教,传授中国针灸技术和中草药的采集、性能和常见病的配方等,室内讲解后,到室外实地作业,收效显著。大部分越俘学会了用中草药配方治病。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的一名大夫感慨地说:“中国的针灸和中草药在世界上很闻名,学会一两项回去后会有所作为的。”

    

    人工菌种植班。俘管所从地方请来师傅,传授人工菌栽培技术,仅两个月就有60%的越俘学会了这项技术,并能单独种出人工菌。

    

    木匠和五金加工班。在地方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俘管所开办了“昆明和平家具厂”,与地方联营生产茶几、沙发、床垫、弹簧等。

    

     饲养班。俘管所在组织越俘参观当地养殖专业户苏师傅的养殖业时,越俘非常感兴趣。苏师傅一家把养鸭、养猪、养鱼连环配套,互相利用,年收入达十多万元。越军中尉连长阮达新说:“养鸭、养猪又养鱼,综合利用这个方法很好。我家里也有一口鱼塘,回越南后我一定要试验一下,如果成功了,越中恢复友好后,我亲自来中国表示感谢!”于是,俘管所开办了饲养班,专门买了200只小鸡和230只小鸭,让师傅传授饲养技术后,再由越俘轮流饲养一个星期。很快越俘们就学会了饲养技术。

    

 组织越俘学习谋生技术,有效地配合了管理教育,稳定了越俘思想,同时增加了收入。俘管所利用越俘劳动所得做为他们的过节费、伙食补助费,并为他们增加了鞋、帽、运动服等。越俘普遍反映:“学习实用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更愉快,也为我们回国后的谋生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军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共俘虏越南女战俘117人,是我军历史上俘虏外国女战俘最多的。管理、教育和改造越南女俘,是俘管所的一项新任务,也是艰巨的任务。

    

  越南女俘10%是越南人民军,其余是越南民军和其它武装人员。她们受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政治上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对中国怀有敌对情绪,少数人仇华思想严重。越南女俘有4个特点:一是多愁善感,家庭观念重。大部分女俘很少远离家乡,刚到俘管所没几天就想家,每逢节假日思乡情绪更重,有时一人动情,全班都跟着哭起来。越南女俘平时爱与男俘亲近,个别人公开向男俘调情。二是能言善辩,爱说假话。越南女俘开始胆子小,了解到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后,就很随便。我方管理人员与她们谈话时,有的编造一些假话掩盖自己的思想,有的拐弯抹角地回避问题或进行狡辩,有些女俘只怕我方女工作人员,对男管理人员无所谓,嬉皮笑脸。三是斤斤计较,爱贪小便宜。对俘管所发给的物品和零用钱十分珍惜,甚至分文计较。四是看重名誉,对出嫁有疑虑。未婚的女俘,担心当了俘虏被人误解,名声不好,回国后嫁不出去。

    

 针对女俘的特点,我军俘管所有的放矢地开展管理和教育、改造工作:

    

 根据女俘的生理和生活特点,给予特殊照顾。女俘进所后,除按上级规定发给被服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外,还发给她们梳子、镜子、发卡、卫生纸、内衣、内裤等妇女生活用品。平时在时间安排上,也适当多给她们一定时间梳头、洗澡、洗衣服。同时,针对她们年轻好玩的特点,组织她们开展文娱活动,尽量消除她们的敌对情绪,女俘普遍表示满意。一个女俘甚至说:“如果有人问我做什么人最好,我就回答当中国俘虏最好。”

    

 挑选比较正派的女俘当班长,以俘管俘。越南的习惯是年长的女性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敬,因此俘管所选年龄大、比较正派的女俘当班长,管理女俘的日常事物和纠正不良现象。个别女俘与男俘公开调情,俘管所就利用女俘班长在班务会上批评教育,效果不错。

    

    将男女俘分开管理,防止串联。开始俘管所经验不足,未将男、女俘分开管理,结果男、女俘接触频繁,有的慌称是“夫妻”,要求同居。有的男俘鼓动女俘绝食、闹事,男、女俘分所管理后,有效地杜绝了这方面的问题。

    

 主动关心,用行动感化女俘。女俘比男俘感情脆弱,易于感化。俘管所从生活入手,攻心感化。俘管干部经常问寒问暖,与她们拉家常,女俘有病,无论真假,都及时请医生看病,做病号饭。女俘赵氏梅到俘管所后就小产,俘管人员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并为她购买了鸡、蛋、奶粉等营养品,使她深受感动。其她女俘知道后,也感动地说:“中国兄弟姐妹对我们比兄弟姐妹还要亲。”

    

  在自卫还击战时,有个刚抓到的女俘左脚露着血淋淋的伤口,我军某部通讯员张杰立即上前为她包扎,并拿出一块干粮,连同水壶送给她。起初她很害怕,后来看到张杰一片诚心,便打开水壶盖,让张杰先喝。张杰把水壶又推过去,她便大口大口地又喝又吃。当时,我军没有女战士,为了防止误会,我军士兵没有搜她的身,而是打手势叫她交出武器。开始以为要她的手表,很快把手表摘下来递了过来。张杰马上摇摇手,并找来翻译,告诉她:我们只没收武器,不没收俘虏私人的东西,手表你自己保管好。她这才笑着点点头,马上主动掀开上衣和裤子口袋,表示没有枪,对我方十分配合。

    

    有些女俘刚从战场上押到俘管所时,由于受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害怕被打毒针、杀头,沉默寡言,举止谨慎。我方人员找她们谈话,吓得不敢抬头,浑身发抖,给她们打预防针,又哭又叫,死也不打,后来俘管人员带头打了针,她们才敢打。

    

    我军官兵和俘管人员用行动感化越军女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对女俘教育改造中,俘管所还加强对我方工作人员的防腐蚀、抗引诱教育。由于条件限制,俘管所的管理人员大都是男性,女俘基本上是18至25岁,她们在俘管所生活一段后,与我方管理人员关系日益密切,感情也逐步加深。特别是一些行为不检点的女俘把目标集中在我方男性工作人员上,有的公开调情,有的用甜言蜜语腐蚀我方人员。因此,俘管所在加强防引诱教育的同时,规定俘管人员不单独进入女俘宿舍,不单独找女俘谈话;对女俘的挑逗,讲清俘管所的规定,进行批评教育,但不伤害其自尊心;对顽固分子,公布于众,使其在女俘中孤立,但一般不采取关禁闭的管教手段。由于措施得力,没有发生过我方管教人员被腐蚀的现象。

    

    精心的教育和真情的感化,使越南女俘发生了巨大变化,涌现出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女俘丁氏梅是在1979年2月我军攻破一个越军死守的山洞时被俘的。

    

 当时丁氏梅怀孕在身,本来是不抓的,后来得知,她和她丈夫在我军战士清洞时,还举枪企图伤害我军官兵,最后,决定和其丈夫一起抓走,但没有对她捆绑。

    

     时间不长,丁氏梅被提前释放回越南,释放她时俘管所送给她许多物品,同时为了她的安全,还派武装人员送她过河。她进入越南边境不远,便被越军扣留,对她手提袋里的东西进行了登记。随后,交民兵押送她回家乡广和县。在路过家乡所在村时,被在田里干活的村民看见,有人跑到村里报信,丁的父母、兄弟和村民一涌而来。人们见到丁氏梅身体很好,肤色比在家时红润,丁的父母、兄弟尤为高兴。母亲和她紧紧抱在一起,哭了起来。随后,丁氏梅打开手提袋,拿出饼干、糖果,流着泪说:“这些都是中国部队送的,路上吃不完,带点回去给弟妹吃。”又拿出手电筒,转向父亲说:“这支手电留给阿爸用。”后来,丁氏梅还是被民兵押到县里。

    

    一个月后,丁氏梅被县里释放回来。村民们把她家挤得满满的,向她询问在中国的情况。丁氏梅高兴地说:这些天在中国吃不忧、住不忧,穿不愁。一日三餐有米饭,也有面食,餐餐有余,每餐都有肉,还有鱼吃,有时还有蛋。我比别人得到特别照顾,还吃了几次鸡肉。没有挨打受骂,遭虐待。中国人对我们和和气气,很讲道理。可能因为我怀孕,中国工作人员和医生对我更关心。后来我想家,中国人就放我回来了。

    

    在丁氏梅家的听众中有一名叫丁国王越军士兵,他听了丁在中国的经历,半信半疑。后来,他也成为战俘,在中国俘管所真正体会到丁氏梅说的都是实话。

    

    越南人民军女俘阮氏发经过教育,看清了越南当局的霸权主义嘴脸,她尖锐地指出:“我们都希望过和平的生活,人民也想安居乐业,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我们的领导跟着苏联走,推行扩张政策,搞霸权主义不顾人民死活,中国还击战打得好,给我们当局是一个教训。”

    

    越军女伤俘阮氏柳在释放回国时,泣不成声,她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拿出她在医院里连夜赶做的彩色纸花赠给我方翻译,流着泪说:“愿越中友谊之花永开不败!

    越军战俘还把他们在美军战俘营、德军战俘营与中国战俘营做了比较,发自内心地感谢中国政府和军队:

    

 越军战俘冯保宪在中国俘管所生活后,感慨地说:“我曾被美军抓到越南南方富国岛上的一个俘虏营,俘虏营营房都是用铁片盖的,睡的是通铺,一个人只睡一点点地方,没有席子、蚊帐,一年只发两套衣服,一天吃两餐,只有青菜,没有肉。平时只发生活用品,不发生活费,没有烟抽,穿的鞋是自己割轮胎做的。俘虏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还挨打受骂。违反规定,轻一点的关在黑屋子里,或是吃饭不给菜,重些则坐在铁丝网上,逃跑就枪毙。我进中国收容所后,所长先给我们宣读《俘虏须知》,发给我们很多生活用品和生活费,对我们很关心,不打不骂,讲的做的一样。我被俘时,心里非常害怕,但现在中国军队对我们都很好,考虑周到,自己就放心了。中国对待俘虏政策是人道的、宽大的,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越俘麻坚达是位越军老战士,参加过抗法、抗德战争,曾被德军俘虏过,受尽折磨。他把在中国俘管所与德军战俘营做了比较后,动情地说:“中国俘管所对我十分优待,我很佩服。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只有中国政府才这样英明。”

    

 我军广西部队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俘获了19名参加过抗法战争的越南老人,最大的73岁,最小的48岁。他们大都有与中国革命共同战斗的经历,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越俘丁玉统1930年参加革命活动,曾担任胡志明的警卫队长,1944年随胡志明到中国昆明与美国商谈合作抗日之事。越俘阮志青曾在中国举办的培训越南革命干部的军事训练班担任过叶剑英的警卫工作。其他人都参加过中国军事顾问团支援和帮助指挥的东溪战役、边界战役和奠边府战役。黎笋上台后,他们和其他抗法“元老派”一样受到排挤、冷落。

    

     我军俘管所对这些越南老战士给予了特殊照顾,充分肯定了他们在抗法战争中对越南人民建树的功绩,启发他们回忆中越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中结下的友谊和中国政府对越南的真诚支援,认清越南当局的反华真相,向他们介绍越南当局控制老挝、侵占柬埔寨的霸权主义行经,使这些老人辨别了是非。

    

 越南老战士杨德平在抗法战争时3次到中国学习和运输中国援越物资,他说:“中国人民如此珍惜越中友谊,这本身就给我深刻的教育。”

    

     越俘谢光高老人说:“我过去是中国真诚援越的见证人,也是今天中国珍惜并努力恢复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人,任何欺骗宣传和诬蔑是抹刷不了这个事实的。”这些越南老人纷纷表示:回国后,要把在中国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告诉亲友,教育子孙后代,要珍惜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恢复越中两国友谊而斗争。

    

    经过教育改造的越俘,纷纷谈了他们心中的感受:

    

    越俘丁文超说:“多年来,中国无条件地支援越南,不论是武器弹药,还是大米、布匹,就连鞋袜、针线、牙刷等生活用品都是中国给的,今天发生武装冲突是越南当局不对。”

    

    越俘吴科说:“我是吃中国大米长大的,现在还穿着中国援助的军装,上级强迫我用中国援助的武器来打中国人,我是做了昧良心的事。现在边境发生冲突完全是越南当局忘恩负义造成的。”

    

    越俘梁通明说:“中国政府决定从越南撤军,不占越南一寸土地,说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爱和平,是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撤军表明,中国是讲信义守信用的。这与越南当局出兵柬埔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先后四次派代表团探视了广西方向4个越军战俘营和1个有越俘伤兵的医院。他们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认真履行《日内瓦公约》,给予了高度评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初是瑞士的一个民间团体,起名为“日内瓦伤兵救护委员会”,1863年2月9日成立于日内瓦,1880年改称为现名。《日内瓦公约》赋予它一些特权:凡发生武装冲突地区,在有关当局的同意下,它可以对战争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救济服务。它可以派代表探视战俘营、难民营,帮助遣返交战双方的俘虏或难民,帮助查询失去联系的家人,组织家人团聚,代被拘留者转信,转递包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参观了越俘的宿舍、学习室、娱乐室、录相放映室、缝纫室、食堂、卫生间、洗澡堂、医务室、篮球场、足球场等,与越俘开了座谈会,并进行了个别交谈。询问了越俘的生活、健康情况,并让越俘逐个填写了《俘虏登记卡》和写家信。代表团的医生对越俘进行了抽样体检。

    

 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对参观访问均感到满意,对中国认真执行《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和我军给予越俘的宽待印象深刻;对中国政府和军队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尊重和合作表示感谢;对俘管所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单独接触俘虏开展工作感到高兴。

    

    奥利维尔团长说:“我是首次代表国际红十字会到中国参观访问越军被俘人员收容所,中国政府和军方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尊重和密切合作,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参观访问过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俘虏收容所,但能在这样良好的条件和友好的气氛中工作,还是少有的。”

    

 第二次参观俘管所时,他说:“通过参观,给我们总的印象是:越军被俘人员的待遇很好,他们的宿舍通风,光线充足,卫生条件好。他们的精神面貌也很好。”

    

     第三次参观俘管所时,他说:“收容所长官对被俘人员的管理是合乎《日内瓦公约》的。据被俘人员反映,前段时间你们对一名俘虏给予关禁闭的惩罚,但这名俘虏没有什么意见,很服气。他说是他违反了收容所的规定应受到惩罚。这说明你们与被俘人员相处很好。特别是你们组织被俘人员学习谋生技能的活动很好,很有成效。”

    

    代表团雷易斯医生说:“参观了食堂和卫生所,我感到卫生条件和医疗设备是很好的。我检查了3名被俘人员的身体,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满意。”

    

 1979年3月31日,瑞典共产党副主席阿克赛尔松参观百色俘管所后,感慨地说:“这次访问,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难忘的经历。你们这里的收容所不像二次大战时期的俘虏营,这里的俘虏营是很感人的。我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报道我见到的情况。”

    

    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对中国越俘战俘营,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1979年6月20日,中国自卫还击战后,在广西和云南方向共分5批释放越南战俘1628人。

    

    1979年6月20日后至80年代末,广西和云南方向分9批共释放越南战俘151人。至此,中国越南战俘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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