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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局限:大顺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误

热度150票  浏览21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2月25日 17:14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首先,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占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方面临的不是原先腐朽没落的明王朝,而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汉族为主的政权,双方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顺政权日益巩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数量)、物资方面的劣势肯定会越来越明显。

  

  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民起义中建立的政权都是封建政权。李自成起义军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在河南一些府县建立地方政权,1643年在襄阳建立中央政权,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国建号。按照这种观点,甲申三月明王朝的灭亡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而是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所代替。可是,持上述观点的人却缺乏把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底的勇气,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也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政权推行的“免赋” 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减免,这是不正确的。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 。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官绅,一方面又大范围地以追赃助饷打击这个阶层。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所得的家赀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所及的。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占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处于被打击的地位。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有一种记载说庶吉士周钟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视,他积极参加大顺政权的活动,常说“江南不难平也”。一些明朝官员私下对他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周钟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其实,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时是“礼贤下士”的,对官员的大批屠戮和谪戍是在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以后。周钟的比拟并不适当,只是反映了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少数官员的一种希望。总之,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是极不明智的。当人们津津乐道“闯王进京”后如何如何腐化变质终于导致 “群众”不满,归于失败的时候,本书作者却认为正是由于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

  

  在军事部署上,也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从万历末年起辽东的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朝廷棘手的课题,而明末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又是同明清之战交织进行的。为了抵御满洲贵族的进犯,明朝廷多次从陕西三边抽调兵将。按情理说,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例如,李自成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河南刘洪起等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先击败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乱,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这种局部的胜利只是导致了全局的失败。白旺七万之众完全可以牵制住左良玉部,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袁宗第所统右营为大顺军攻城野战的五大主力之一,本应调到北京地区,等到稳定辽东局势以后再回头收拾左良玉等手下败将,是易如翻掌。李自成计不出此,说明他对用兵的轻重缓急缺乏战略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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