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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骗袁世凯,蔡锷与小凤仙的“风流韵事”

热度80票  浏览31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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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中山与宋庆龄欢喜结缘时,北京城中又现“美女济英雄”,这便是众口交传的小凤仙与蔡锷将军的风流韵事了。

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生于1882年,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稍逊他的老师梁启超一岁),十五岁的时候受维新派官员、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时务学堂为维新党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后来,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大才子梁启超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当时蔡锷虽然年纪很小,但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由此被梁启超发现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谭嗣同被杀,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梁启超后来得知蔡锷等同学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也再次潜回日本,转入成武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蔡锷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第二年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与同时期入学的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蔡锷毕业之时,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很多毕业生都在回国后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袁世凯的北洋陆军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对日本回国的军校毕业生倒不甚重视,这也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据李宗仁将军后来的回忆,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当时的学堂总办蔡锷。他说蔡校长每次骑马时,都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的翻鞍上马,而是从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跃上马背,把李宗仁这帮小学员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货真价实的海归呢。 

这里稍插几句闲话,蔡锷这些早期留学的人和1905年后大量涌到日本留学的那些人还不一样,后来去的那帮人大都在东京的华人圈中鬼混,留学一年却连日文都没学会几个的大有人在,在他们中间,革命党出了不少,真材实料的还真不多。和留美、留欧的学生比起来,当时留日的学生明显要差几个档次,譬如在后来清廷举办的留学生考试中,前五名均为留美、留欧学生,留日学生竟然无一及格。因为当时日本的东西原本就不正宗嘛。 

蔡锷回国后,在广西待的时间最长,但后来由于广西官场的排斥,于是他便在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曦的邀请,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并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教官(后来的开国元帅朱德便是这里毕业)。在此期间,蔡锷还潜心研究军事,写有一部《曾胡治兵语录》,不仅袁世凯见了十分赞赏,就连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 

更重要的,蔡锷这时已经成为一位有实权的带兵官。当时云南新军的骨干军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士官学校毕业生,而蔡锷是在他们中间资格最老的士官毕业生,从军又早,又是领导,因此被推为大师兄。武昌起义后,云南新军随后响应革命,云贵总督李经曦逃走后,蔡锷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他仅仅二十九岁(江西都督李烈钧的经历与之颇为相像)。 

蔡锷在政治立场上主要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准确的说,他并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譬如贵州独立后因局势混乱,蔡锷应贵州立宪派的邀请派出部下唐继尧率兵进入贵阳,随后便将革命党杀得人头乱滚,而唐继尧反被任命为贵州都督。在“二次革命”中,蔡锷表面上声称中立,实际上也是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并支持袁世凯“平叛”。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在各省推行军民分治及废行都督,而此时蔡锷与云南军界也产生了矛盾,于是袁世凯便将蔡锷调到北京,改由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蔡锷到了北京,袁世凯很是重视,因为早在1906年彰德会操的时候,作为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就已经发现这个青年才俊(蔡锷当时担任演习的裁判员)。在民国以后,由于列强环伺,北洋军暮气渐深,实力也大不如前,袁世凯便试图用组建“模范团”、进行第二次“小站练兵”的方法来改造北洋军,当时他最看中的便是军事才能卓越的蔡锷。 

当时的蔡锷和老师梁启超都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希望中国出一个强人带领国家走向强大,因此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而当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正是与袁世凯的蜜月时期。只可惜这段感情维系的时间很短,在国民党解散后,梁启超所主张的政党政治也就在无形中消散,而袁世凯试图让蔡锷出任模范团团长的意图也遭到北洋派内部的强烈抵制,最后只能作罢。  

蔡锷在北京呆了三年,虽然也担任过将军府办事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职,但都是一些虚职,这使得正值当打之年的蔡锷感到有志难伸,郁郁寡欢,特别在谈判“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更是失望之极。据稗官演义中说,蔡锷在此期间经常纵情酒色,留恋风尘,并结识了勾栏中的名媛小凤仙。

小凤仙是京城里八大胡同的头牌姑娘,人长得标志姑且不说,关键是她颇具侠气,一双慧眼能识天下英雄。在蔡锷邂逅小凤仙后,英雄美女,惺惺相惜,蔡将军也就时常沉迷于小凤仙的温柔乡中。相处日久后,小凤仙也看出蔡锷了的压抑与憋屈。特别在帝制运动日益猖狂后,蔡锷更是整日唉声叹气,于是凤仙姑娘便试探他:“蔡将军,日下请愿运动愈发兴盛,我的一些姐妹也想组团参加,你看这事如何?”蔡锷听后,不免烦躁,便闷声不答。小凤仙见蔡锷如此反映,便已猜到七八分,说:“蔡将军,我看你也是有志之人,为何不站出来做一番大事业呢?” 

蔡锷叹道:“举国汹汹,我纵然有杀贼之心,但身处京城,形如囚禁,无可脱逃啊!”小凤仙说:“既然将军有意,那我这里倒有一办法”。说完,小凤仙便在蔡锷的耳边耳语了一阵,蔡锷听后大喜,随即便按计行事。

蔡锷先到梁启超那里征询老师对帝制运动的看法,在得知老师决意反袁后,于是便将小凤仙给自己脱身的计谋给老师说了一遍,梁老师也很赞同。随后,梁启超便离开北京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蔡锷则故意在公开场合耻笑梁老师的迂腐错谬,并与帝制派人物打得火热,似乎也加入了帝制派的阵营。 

蔡锷原本就是南方军界中的领军人物,加上有个名重四海的梁老师为之著文提携,而当时正受袁世凯青睐的进步党也引之为中坚,就连革命党人,也从未放弃对他的争取(因为黄兴和蔡锷有着极好的私交)。这样一位引人瞩目的、横跨军政两界的人物,他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帝制派人物自然不敢大意。 

对于蔡锷的动向,袁世凯很早就派有暗探跟踪,他对于蔡锷的突然转变并不敢轻易相信,反而加强了监视。数日后,暗探们听到蔡锷家中突然传来激烈的吵闹声。原来,蔡锷的原配夫人因蔡锷近日一直在与小凤仙鬼混,不过稍劝了几句,而蔡锷却趁势发作,要将夫人休掉,打回老家。这事传到老袁耳中后,不免为之一乐。后来,蔡锷也就乘机将夫人送回老家,其实这也是小凤仙金蝉脱壳计策中的一部分。 

夫人离开京城后,蔡锷更是成天与小凤仙在一起厮混,而那些侦探们见蔡锷已沉湎声色,也就日渐放松了警惕。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前往第一舞台看戏,侦探们自然例行公事,尾随于后。蔡、凤二人进了包厢后,也未见什么动静,蔡锷还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侦探们见蔡锷的大衣挂在外面,也就轻松了许多,不必总是去窥探之。戏过中场,蔡锷突然起身前往小解,而侦探们见大衣尚未取下,于是也就不以为意。 

不料戏已演完,却始终不见蔡锷回来,侦探们这下也知道大事不好,等到他们追上小凤仙索问蔡锷下落时,小凤仙笑道:“各位大人,我乃是风尘中人,蔡将军有何公干,岂是我等所能问、所能得知的呢?”侦探们大呼上当,但也只好自认倒霉并继续追寻蔡锷的蛛丝马迹。 

其实,等侦探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蔡锷早已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侦探们还在北京到处找寻的时候,蔡锷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乘轮渡海,潜往日本。等到了日本后,蔡锷才给袁世凯发电,称自己患有喉疾,正在日本医治云云。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哪敢相信,他随即便命令沿海、特别是云南广西的地方官员严加缉拿,不得让蔡锷潜返入境。

老袁不愧是老袁,比那些蠢笨的侦探就是强很多,此时的蔡锷果然已经在前往云南的路上,这封电报也是他托付友人在他离开日本后才拍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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