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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永新第一美人,毛泽东当了井冈山女婿

热度60票  浏览10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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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向井冈山方向前进。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下,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

    一天,毛泽东带领的队伍在砻市与当时被称为“土匪武装”的袁文才的队伍会合。袁文才得知毛泽东是党中央委员,还听说他能文能武,非常高兴,像迎接自己的亲人一样,接待了毛泽东的队伍。在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并表示革命军以后要与自卫军协同作战。

    毛泽东把同他一起上山的战友向袁文才作了介绍,袁文才也把山上的同志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见面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表示问候。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一位姑娘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土匪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位年轻姑娘。毛泽东还以为是袁文才的女儿哩。

    袁文才介绍说:“她叫贺子珍,是永新的干部。前不久,她从永新带来一支队伍与我们会合,别看她只有十八岁,去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算老革命啦!还是‘永新的第一美人’呢!”袁文才说完,哈哈大笑起来,贺子珍的脸却涨得通红。

    毛泽东握着贺子珍的手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贺子珍生于1909年9月井冈山东麓的永新城,比大哥贺敏学小5岁。那时正值秋月朗朗,桂花飘香,父母为这个眉眼俊俏的女儿起了个美好的名字:桂圆。

    小桂圆有一个温暖的家,她祖籍永新万源山区的黄竹岭,祖父辈是永新的望族,拥有很多田产和房屋。她的父亲贺焕文是个老实憨厚的读书人,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长。母亲杜秀,是广东梅县人,生得异常美丽,读过四书五经,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

    贺子珍的兄弟姐妹五人,大哥贺敏学,贺子珍排行第二,第三是贺怡(银圆)。他们三个年龄上相差不多。小弟贺敏仁(长征路上被误杀),小妹贺先圆。

    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她给自己取了个学名,叫自珍,意思是善自珍重。子珍这个名字,是她同毛泽东结婚以后,请毛泽东给她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贺子珍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沿用下来了。

    银圆也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贺懿,后来改写为贺怡。

    1925年,十六岁的桂圆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继承了母亲姣好的面容,中等身材,秀气的瓜子脸,又长又弯的眉毛下一双溢满灵气的大眼睛,加上白嫩的皮肤,中等身材,长得挺苗条,真是没处挑缺点,她人又活泼热情,高兴的时候,常常是开怀大笑,真可谓容光焕发,楚楚动人。她又温柔、沉稳、有心计,被人们称为“永新一枝花”。

    “五四”运动后,永新县和其他地方一样,开始兴办新学。父亲贺焕文把桂圆和银圆送到教会开办的学校读书。贺学敏进了县城上学。

 

 

 

                欧阳洛介绍贺子珍入党

 

    1926年6月的一个夜晚,永新县城秀水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灯火明亮,省城来的大学生欧阳洛正在给夜校上课。

    讲课结束后,学员们陆续离去,贺子珍却坐在那里若有所思,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县里的学生领袖刘家贤看出了她的心思,笑着说:“道理慢慢琢磨吧。”

    欧阳洛这时走过来,刘家贤向他介绍说:“她就是福音学校女生领袖贺子珍。”

    贺子珍与欧阳洛相识后,接触逐渐多起来。欧职洛1900年出生在永新县芦溪阳家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回永新,是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永新播撒火种,开展革命活动,创建共产党组织的。

    欧阳洛了解到贺子珍虽然出身于小店主家庭,但她具有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不合理、不平等的事情,经常帮助一些贫苦同学。

    贺子珍除了晚上到夜校学习外,一有时间就在家阅读革命书籍,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欧阳洛。不久,永新共青团支部成立,贺子珍成为第一批共青团员,并担任了第一任共青团支部书记。

    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永新,欧阳洛担任了县行政临时委员会委员长。在他的推荐下,贺子珍担任了行政委员会妇女部长。

    贺子珍组织一批年轻的有文化的姑娘,深入城乡向广大劳动妇女进行革命宣传,号召妇女剪发、放脚、抵制包办婚姻,反对虐待妇女。在贺子珍的领导发动下,永新夫妇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乡村成立了妇女协会,农会也有妇女的席位。妇女昔日低人一等,今日扬眉吐气了。

    中共永新县支部对贺子珍在革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1927年3月,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欧阳洛。

    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一时成为永新县的美谈,人们称他们为“永新三贺”。从此,十八岁的贺子珍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

    贺子珍担任了临时县委妇女部长,贺怡担任妇女部副部长,贺敏学担任临时县委青年部长。一个月后,贺子珍又调任中共吉安地委妇委主任兼任永新县委妇女部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永新和全国一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指派欧阳洛赴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汇报有关情况,请示下一步工作。

    一日清晨,贺子珍送欧阳洛乘船去南昌。两人互道珍重,挥手告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他们的永诀。

    几年以后,在中央苏区,贺子珍才听说,欧阳洛到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工作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2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是年4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年仅30岁。

 

 

                  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兵

 

    正当贺子珍他们轰轰烈烈地干革命的时候,永新的国民党右派举起了屠刀,贺学敏等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当时贺子珍正在吉安,得知不幸消息后,贺子珍无比激愤。在商议对策的会议上,这位见识不凡的姑娘勇敢地提出,临近的宁冈县农民自卫军头领、共产党员袁文才是贺敏学的同窗好友,茨坪还有王佐的农民自卫军,他们的力量都很大,只要去和他们联络,再联络莲花、安福两县的农军,他们不会见死不救。四县农军共同攻打永新县城,一定能攻进城内,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同志。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好,当即作了布置,分头行动。1927年7月18日,永新、宁冈、莲花、安福四县农军汇合在一起,果然一举攻下永新城,所有被捕的同志都被救出。

    这次农民武装获得了全胜,使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非常恼火,他暴跳如雷,命令两个团开赴永新。

    农军攻下永新不久,永新即遭到了湖南及江西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县城南门,击退了敌军一个营的进攻,缴获了一百多支枪。战斗结束后,贺子珍在战斗中两枪击毙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

    永新的反动派不甘失败,纠集临近几县的反动势力再次对农军进行反扑。为保存力量,农军决定退出县城,撤回各县。贺敏学带领永新一部分农军跟着袁文才、王佐退往宁冈。贺子珍也就跟着大哥上了井冈山。贺子珍是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兵。

 

 

             “让他做我们井冈山的女婿”

 

    1927年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军来到永新三湾后,消息传到宁冈茅坪袁文才、贺敏学等人的耳朵里,他们喜出望外,决定立即派人前往三湾联系,要迎接起义队伍上山。

    毛泽东与袁文才和王佐进行了一番谈判。为了表示诚意,支援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准备送给他们枪支的同时,希望他们能安置一批伤病员,协助解决部队的驻防和粮食问题。

    通过谈判,袁文才、王佐下决心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

    第二天,毛泽东便带着起义队伍来到了茅坪。

    经过一番考察,毛泽东决定就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宵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并决心将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改造成真正的工农革命军。

    袁文才早就是共产党员,他欢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上山。以井冈山茨坪为大本营的王佐则不同了,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听说毛泽东要派人前来改造他的队伍,担心工农革命军要吃掉他的队伍,还担心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呆不长久,将来自己吃亏。这天,他特意来到宁冈茅坪,找自己的老庚袁文才商量主意。

    袁文才对王佐作了一番开导,使王佐的顾虑消除了许多。说到毛泽东的队伍能不能在井冈山久留,两人谁也没有把握,袁文才思谋良久,开口说道:“要让老毛久居井冈山,只有把他拴住。”

    王佐一听,连忙问道:“怎么个拴法?”

    袁文才说:“设法让他做我们井冈山的女婿。”

    王佐听了,一拍大腿:“老庚,你这主意好!”接着他问:“那你说叫谁嫁给他好?”

    袁文才哈哈一笑:“这还不好办?叫贺敏学的妹妹贺自珍嫁给毛泽东,让老毛做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佐听了说:“这个主意蛮好!我也盘算过,自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毛泽东最合适!老毛要是做了井冈山的女婿,我们一万个放心了!”

    袁文才又说:“自珍配老毛,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只是听说毛泽东在湖南已有妻室......我发现毛泽东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下一颗砂痣,日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别看他现在那个瘦条条的样子,那副骨架子如果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住......”

    “行啊!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事就这么定啦。”王佐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了地,心里踏实了不少。

    两人当即商定,先和贺敏学、贺子珍商量,如果他们兄妹同意,就和老毛挑明这件事。

    贺子珍在一年前就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有名的“农运王”,崇敬已久。可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提亲要自己嫁给他,现在袁文才、王佐大哥和自己和亲兄长都极力主张这门婚事,她不禁怦然心动,却又默不作声,现出少女特有的羞涩。

    几天后,袁文才来到茅坪八角楼,与毛泽东见面了。谈完了工作后,袁文才说:“毛委员,我们想替你做一件好事。”

    “么子好事呀?”毛泽东问。

    当他听说他们要当“月老”时,惊讶得一时答不上话来。

    “毛委员,我们的‘井冈山才女’贺自珍,你看她怎么样?”袁文才问。

    “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毛泽东连连摇头说。

    “不般配吧?她可是个才貌双全的人。”袁文才又说。

    “是我配不起人家。文才,我在湖南有妻子呀。”毛泽东说。

    “毛委员,你莫辜负我们的一片好意......王佐肯定已和自珍讲了此事,要是这样,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袁文才说完看看毛泽东。

    “文才,感蒙你们的好意,这件事乱来不得。”毛泽东有些着急地说。

    “那你考虑一下,日后再说吧。”袁文才结束了这次谈话。

    过了大概半个多月,袁文才又提起这件事。毛泽东还是推辞。

    不久,毛泽东去茨坪了解王佐的农民自卫军整编情况,王佐又说到这事,毛泽东还是婉言拒绝。与袁文才一样,王佐又劝说了一番,态度热情坚决,看样子是非成全此事不可。

    这可给毛泽东出了一道难题。他明白袁文才、王佐的用意,要是自己不答应,那一定会使袁文才、王佐对自己、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信任产生动摇,这将对建立革命根据地十分不利;要是答应吧,自己怎么对得起远在家乡的开慧母子啊!

    毛泽东左右为难,袁文才、王佐却在等待着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决定先拖一拖再说。

    1927年11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的联席会议,讨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会后,他考虑到前委工作量增大,很需要有个人帮忙。他听说贺子珍上过中学,写得一手好看的毛笔字,便点名要她到前委来工作。

    贺子珍就这样来到了毛泽东身边。

    一天,毛泽东忙完军事的事后,对贺子珍说:“这几天,我想腾出手来,到象山庵住几天,好静下心来把《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继续写完。想请你帮个忙誊写一下。你看怎样?”

    “不嫌我的字写得差就行。”贺子珍说。

 

 

                     塘边村的爱情

 

    1928年6月,在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后,毛泽东带着一支工作队,来到西乡塘边村工作。贺子珍也跟着毛泽东一起来到了塘边村。

    毛泽东身材魁梧,留着读书人才有的长长的头发,打着绑腿,脚蹬草鞋,脸上布满了真诚、坦率、富有魅力的微笑。

    塘边是永新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由大屋、塘边等四个自然村组成,有一百多户人家,五百多口人。在一打永新后,贺子珍曾陪同毛泽东来到这里,进行土地分配的调查,开展打土豪的活动。以后,毛泽东又派人到这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立暴动队,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在第二次打开永新后,这里开始了土地革命。

    他们这次来到塘边,住进一个贫农老婆婆的家里。这个老婆婆住的原来是村里一个恶霸的房子,第一次打开永新后,镇压了这个恶霸,把他的房子分给了老婆婆。房子一共有四间,左边是一间,右边是连着三间,右边的头一间就做了客堂。贺子珍来后,就住在左边的一间里。老婆婆有个儿子,参了军,家里还有一个媳妇,一个孙子,她们就住在右边的厢房里。

    老婆婆高兴地把屋腾出来让毛委员住。因毛泽东是党中央委员,当时大家都叫他毛委员。

    毛委员一住下来,立刻开展工作和召开会议,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大家发言,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都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份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起来,她只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是怎样说的。看看自己没能够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贺子珍感到羞愧,白皙的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说:“调查研究也是一门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于是,毛泽东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毛泽东讲得绘声绘色,工作队员们听得十分认真,贺子珍更是睁大了眼睛听,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提出要开个调查会,请工作队帮助安排一下。贺子珍便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她心里暗想:“这可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呀!”

    贺子珍一边筹备开调查会的准备工作,一边留神观察毛泽东的工作方法。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她深深感到,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帮助。她回想:在一打永新以后,永新的群众和干部都怀着比较强烈的复仇情绪,觉得过去受了土豪劣绅那么多的压迫和欺凌,现在翻了身,一定要整整这些家伙。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提出口号:“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人!”对这个口号,贺子珍自己也是赞成的。因此,在攻下永新后,发生了烧土豪的房屋,杀土豪劣绅的现象。毛泽东是坚决不同意这样做的。他耐心地对大家说:“不要烧房子,也不要多杀人。烧了房子,毁坏了财物,对群众没有好处。我们可以把地主土豪的房子和财物分给贫雇农嘛!对民愤很大的恶霸,是要杀一些,但也不要多杀,杀多了,造成人心惶惶,引起不必要的情绪对立,对革命没有好处,群众是反对的。”

    突然,从村外传来一阵枪声。一支外县的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敌人,向守在要道的塘边暴动队发起进攻。

    原来,从塘边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作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这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发起突然袭击。保安队的头目,正在向他的队员打气:“捉到毛泽东,到蒋总司令那里去领赏!”

    这时,正在和毛泽东一起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后大吃一惊。驻在这里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个村子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办?在她毫无主意的时候,她抬头看了看毛泽东,毛泽东却非常冷静,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实际上毛泽东头脑冷静,思绪清晰。他认为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冒险之仗不能打,于是立即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

    贺子珍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她告诉几个工作队员分头去通知群众撤离,帮助毛泽东把调查材料装进一个背包里,她背上背包,把两支手枪从腰上拔出来,提在手上,保护着毛泽东撤离出村子。

    敌人进村了,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老百姓有了准备,在材子里抢掠一阵子便走了。

    这一次,贺子珍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那样沉着果断,又一次感到自己年轻幼稚,而毛泽东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具有一个革命家、军事家的伟大气魄。她从心底里尊重毛泽东,同时在这少女的心里也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情。

    贺子珍长得婷婷玉立,目清眉秀,那白皙如玉的面庞,秋波流盼的明眸,剪得齐齐的黑油油的短发,散发出诱人的青春气息,她确实不愧是“永新第一美人”,虽说她是反封建的先锋战士,但一想到自己在悄悄地爱恋着一个人,胸口怦怦直跳,平时那种落落大方的神态变了,有时见到毛泽东还怪不好意思的。

    有一次,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见毛泽东正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她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人的目光仿佛撞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上衣的衣角。

    还是毛泽东成熟老练,他搬过一把椅子,急忙招呼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用他那满口湘音的韶山话,温存而坦率地说:“子珍,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接着,他动情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

    毛泽东坦率地说:“我今年已经三十四岁,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党中央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后,我奉命来湖南组织秋收起义。”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自从那时离开家人以后,已经久不通讯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路途又这么遥远,也不知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到处追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反动派抓到共产党人就杀,我听到有关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听到毛泽东这些坦诚的话,贺子珍被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他身上的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忙,自己的生活无暇料理,是多么困难啊!她看着毛泽东那好久没洗过的旧军装,在敬佩、同情的目光中,又加上了更多的爱怜之情。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谈得那样投机,两颗赤诚的心不知不觉地融汇在一起了。

    他们继续在塘边进行工作。塘边的山间、田野、农家小屋,处处留下了了他们双双的脚印。早稻已经熟了,田野一片金黄。这是塘边人民分得土地后的第一个收成,乡亲们喜气洋洋。红军的干部和战士在田间帮助乡亲们收割稻子。

    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割稻子的劳动。她是城里人,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毛泽东却是作田的好把式。割起稻子来干净利落,连种田的里手也不由得点头称赞。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不会割,就笑着走过来教她怎样握镰刀,怎样割稻子。毛泽东兴致很高,提议大家进行比赛,看谁割得快。贺子珍初学,明知不是大家的对手,也积极参加了。比赛结果,贺子珍被落在了大家的后面。可她并不气绥,坚持把分给自己的地垅割完。

    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袁文才对毛泽东说:“毛委员,我看你已爱上了我们的‘永新第一美人’,自古道:‘英雄爱美女,美女爱英雄!’就由我袁某人来替你做个媒吧!”袁文才说完,哈哈大笑。对于贺子珍和毛泽东在一起时的那种亲热劲,他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毛泽东听了袁文才这番话,脸也红了起来。他笑说:“那就请袁同志替我去问问对方同意不同意吧!”

    “好,那我就去。”袁文才辞别毛泽东出来,马上去找了贺子珍。他对贺子珍说:“贺妹子,大哥来替你作媒了,就看你同意不同意?”

    贺子珍听了袁文才的话,一下子满脸飞红,心里却非常高兴。她却明知故问:“袁大哥,你说的是那一位?”

毛泽东、贺子珍在江西        “当然是毛委员罗!”袁文才又爽朗地笑了。

    贺子珍低着头,用手捏着自己的衣角,含笑地点了点头。

    袁文才征得了毛泽东、贺子珍的同意,他亲自掌锅炒了几个菜,请来了王佐、龙超清等十余人,在象山古庵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吃了一顿饭,热闹了好一阵子。从此他们开始了夫妻生活。毛泽东终于做了井冈山的女婿。

    这时,井冈山里流传开来一首新歌:朱总司令努力干挑担走田间;毛委员努力干革命兼谈爱。这首歌传到毛泽东耳中,他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不好,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再说,到底还是革命在前,谈爱在后,主次分明嘛......”

    1928年10月,远在湖南的杨开慧,写了一首怀念毛泽东的诗,诗中还在问:“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现在毛泽东已有了年青貌美的贺子珍伴他眠,照顾他的生活了。

 

 

                   绿衣使者贺子珍

 

    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婚不久,即相携回到井冈山,他们先住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后来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他们又搬到茨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从此,贺子珍告别了一线的战斗生活,开始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新生活,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由于敌人的围锁,山上消息闭塞,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毛泽东很需要知道山外面的敌情,他对敌占区报纸的需要,就像人离不开水和空气一样。为了满足毛泽东对报纸的需要,让他更好地布置工作,贺子珍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此,她费尽心机,设法与上山来的小贩取得联系,请他们来时多带些报纸。就是这样,她建立了几条购买报纸的艰难渠道。毛泽东根据报上的消息,作出的每一个重要决定,也都有着她的一份努力。

    1929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的围剿,山上的生活更困难了。同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的柏露,召开了前委、特委、军委和地方党组织的联席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到外线去打击敌人,以便里应外合,粉碎敌人的围剿。

    部队一直处于连续作战,日夜行军的艰苦环境中,对外界情况知道甚少,非常需要搞到一些报纸,从中了解敌人动向。

    当红军运动到瑞金附近时,毛泽东决定派出一个班,突袭瑞金城去抢报纸。

    过去,红军每打开一个县城,贺子珍都要到敌人机关和邮局,搜罗一批报纸,供毛泽东和前委的同志阅读。她听说要到瑞金城搞报纸时,就自告奋勇要去。

    贺子珍率一个班的战士,悄悄地摸到城门口,指挥战士突然打出一排枪和手榴弹,城门炸坏了,造成了一种攻城的阵势。

    他们一进城,便直奔邮局。邮局里的人听到枪声都跑了。他们跑进邮局,贺子珍看到报纸,就像久旱逢甘雨。当贺子珍他们背包里塞满了报纸,各自手里又抱了一大捆报纸走出邮局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经包围了邮局。贺子珍并不惊慌,采取先发制人的方法,向敌人一阵猛烈扫射,甩出几颗手榴弹,便夺路冲出城外,脱险了,报纸也保住了。贺子珍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毛泽东赞赏她说:“子珍,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机智和勇敢,你真是个特殊的绿衣使者啊!”

    这时,贺子珍已怀有身孕。

 

 

                  “你是铁,我是钢”

 

    在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岁月里,贺子珍始终与毛泽东并肩战斗。历经圳下失败,大柏地胜利......,长期周旋于敌人的“围剿”之中。

    1930年10月,由于长途行军作战,天气炎热,毛泽东平时又特别喜爱吃辣椒,于是大便干燥,便不下来,又吃不下东西,身体日渐消瘦,难于支持。心情焦急的贺子珍,用手从肛门内把粪便掏出来。随后她又向医生请教。那时条件差,医院没有灌肠设备,贺子珍向医生借了个大便通气管,把日用肥皂放在温水盘里,像磨墨一样在脸盆的周围磨着,把它溶解。然后让毛泽东伏在床上,用管子插进肛门,把肥皂水灌进去,几分钟后,大便随肥皂水便出来了。她用这种方法,治愈了毛泽东的便秘。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很感动,称赞说:“贺大姐既是毛委员的好秘书,又是炊事员、卫生员、护理员。”

    贺子珍和毛泽东结婚后,关系也不是总是协调的。主要是贺子珍不愿意总在丈夫身边做秘书工作。她原来在下面一个妇女军政干部训练班当主任,很想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来。调到丈夫身边,会让人说三道四。所以调她来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她就噘着嘴。有时拌嘴,是毛泽东引起的。

    有一次,贺子珍把半碗馊了的辣椒倒了,毛泽东不禁无名火起,把正在洗脸的盆子掀翻在地。又有一次古柏负了伤,毛泽东招呼妻子给他熬药,贺子珍正在看书,而古柏的妻子曾碧漪就在旁边,所以没有理他。毛泽东大发雷霆,说:“我要开除你的党籍!”但最后往往是毛泽东主动求和,陪笑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叮当响。”

    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婚后,两人相处十年,总共生下六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李敏一个女孩。还有一个在江西送给农民抚养的女儿杨月花,后来也找着了。

    1929年,在红军二打龙岩的时候,贺子珍第一次分娩,生下了一个女孩。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孩。这是他继岸英、岸青、岸龙三个男孩后,第一次喜得千金。他笑着对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出生呢!”一句话把贺子珍逗笑了。

    当时,贺子珍尚不满二十岁,过早地做母亲,并非好强的贺子珍所愿,但看着孩子稚嫩的小脸,母性的本能油然而生爱。

    为了减轻贺子珍带孩子的负担,不久,毛泽东便为孩子找了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看着子珍依依不舍的神情,毛泽东耐心地劝慰:“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贺子珍隐忍着心中的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一个坚强明理的女性,她不愿日理万机的丈夫为自己操心。

    红军撤出龙岩时,考虑很快还能回来,为了让贺子珍产后多休息几天,毛泽东派人将她们母子隐蔽在城外一个老百姓家里。

    贺子珍和孩子分手的那一天来到了,她用被子把婴儿包好,亲自把她抱送到联系好的那位大嫂家里去,她没有什么衣物留给孩子,只把事先准备好的十五块银元,放在大嫂手里说:“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送走孩子的贺子珍,觉得周围零零落落,冷冷清清,心里十分难过。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开龙岩,当贺子珍为即将见到久别的女儿兴奋时,前去寻找的毛泽民,带来消息:女儿已经不在人世了。(注:到20世纪80年代找到了这个女儿,名叫杨月花,但由于种种原因,贺子珍未能母女见面即去世了。)

    兴奋的贺子珍被这个不幸的消息震蒙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愣怔地坐着。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安慰她说:“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长汀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与杨开慧生的三个孩子并列。当时贺子珍正得虐疾,医生怕传染孩子,不让她喂奶,毛泽东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江西人把孩子称为毛毛,毛泽东和贺子珍也随着奶妈叫岸红毛毛了。

    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浓眉大眼,很像他爸爸,毛泽东特别喜欢他,每次来医院,总要把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的。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子珍的身边,自己坐在母子旁边,静静地凝视着。

    1933年,贺子珍生了第三个孩子,也是个男孩,是傅连璋医生接生的。可惜孩子刚一出生就夭折了。

    过密的生育,使贺子珍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加上在那样的战争年代,转战频繁,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贺子珍从未休息过一天,从未放弃过战斗。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展开的。

    战斗激烈地进行,突然,敌人的一颗炸弹恰恰落在贺子珍和另一位女红军的身旁。把她俩都给震得失去了知觉。等他们苏醒过来追上队伍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毛泽东见她们平安归来,又是喜又是惊,就风趣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炸弹在你们身边开花,以为你们被炸死了。我打算等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现在,你们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后来,毛泽东还跟贺子珍开玩笑说:“我原以为这回恐怕连你的尸体也找不回来了。敌人要认出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哟!”

    “可我的头长得牢,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贺子珍也笑着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很讨人喜欢。

    长征开始,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负担,也为孩子的安全,毛泽东和贺子珍商定,把毛毛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叔叔、婶婶毛泽覃夫妇抚养。临别前,贺子珍用自己的灰军装,就着灯光,千针万线为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袄,也缝进了一腔依依惜别慈母情。

    瑞金和苏区被敌人占领后,毛泽覃怕走漏消息,孩子会遭不测,便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家里。后来,毛泽潭在战斗中牺牲了,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

    1934年10月18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的同志离开于都城,踏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征路!

    10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派人通知贺子珍:她是中央批准随部队出发的三十名女同志之一。

    时间紧迫,要做的工作有一大堆,要清理和销毁文件,携带书籍和文摘,准备干粮,帮助老同志和伤病员作好行军准备。做好了这些事后,她坐下来,稳稳神,想到年迈的父母和活泼可爱的小毛毛,贺子珍犯愁了,她思忖了很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克制住了人皆有之的儿女之情,决定在瑞金辞母托子。那天,贺子珍起得特别早,帮小毛毛穿上了整洁的衣服,在不远处的店子里买了一包糖,替母亲买了两双袜子,把小毛毛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小毛毛乐得直蹦跳,然后,她把小毛毛交给了妹妹贺怡:“乖孩子,等妈妈打完仗后,就和爸爸一块来接你。”毛毛能听懂妈妈说话的大概意思了,使劲从贺怡的怀里挣脱出来,抱住妈妈的腿:“妈妈,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要去找爸爸!”孩子的哭声,使贺子珍撕肝裂肺的心疼。她再次亲了亲毛毛,眼前一阵昏眩,她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毛毛,在云石山下愣怔了一会,揩了一下眼角,便转身回去收拾行装,匆匆赶到于都追赶毛泽东的队伍。

    贺子珍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布军装,腰里系着皮带,佩带着红绸包的驳壳枪,一手挟着一件风衣,赶到毛泽东的住处。贺子珍一身武装,虽然有些消瘦,却英姿勃勃。

    贺子珍便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们一起,开始了长征。

    这时,毛泽东接连遭到“左”倾路线的沉重打击和排斥,他被剥夺了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权。这种打击使他多年来劳累过度的身体吃不消了,他曾两度病倒。

    毛泽东明显地消瘦了,那平日英俊的脸庞上也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喜欢谈笑的毛泽东,常常是一个人默默无语。他,有时遥望苍穹,对天长叹,有时又以吹洞箫来排解自己一腔的烦恼和忧愁。

    贺子珍对这一切全看在眼里。她用她对毛泽东的真挚而深切的爱,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使毛泽东在生活上得到无限的关怀、无限的温暖,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多少年之后,毛泽东一提起这段时间的生活,还总是深深地感激贺子珍。

    夫妻生活中都难免碰碰撞撞,来一场舌战,来一次“干戈”,双方对垒的时候,总是会各有胜负。毛泽东有时就爱以“武力威慑”、“政治威胁”来对付贺子珍,有时说“开除你的党籍”,有时说给你一次口头“处分”。有时是毛泽东他自己引起的“战火”,自知不对了,就又主动“停战”求和,向贺子珍赔笑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响叮当!”贺子珍听了也就破涕为笑,再不生气了。

 

    1938年1月,贺子珍的父亲病逝。后事由项英和杨尚奎出钱帮助料理的。父亲去世了,她的母亲感到凄苦孤单,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跟女儿一起生活。可是,当贺子珍的母亲到达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到了苏联。

    贺子珍母亲的生活就由毛泽东照顾,直到她病逝都生活在毛泽东的身边。

    贺子珍的母亲病逝后,毛泽东把她安葬了,还给她立了一块石碑。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贺子珍母亲的坟给挖了。延安收复后,毛泽东出钱,请当地老乡重新修了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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