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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元:为什么西部不可以办特区

热度102票  浏览52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31日 02:58
西部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融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概念。

  西部大开发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与东部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未来的西部发展将走向何方?西部开发如何才能达到我们的愿景?李乾元上将为此殚精竭虑,给出了他的答案。

  □本报记者向熹 姚忆江

  “为什么西部不可以办特区?”

  应该适当在西部开发博彩业,如果能留下700亿,也非常可观

  南方周末:2009年末,中央台播出了一则简短新闻,为了进一步推动西部开发战略,可以在适当地方建立特区。西部大开发提出了十年,中央又释放出一个信号: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在今天来看,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支持?

  李乾元:解决西部问题,并不是说给多少钱,关键是要给政策。

  美国开发西部,意大利开发南部,加拿大开发西部,日本开发北海道,所有的国家都普遍面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日本,其他国家都是给政策,我们如果能给西部一些特殊的政策,那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南面可以办特区,东面可以办特区,为什么不可以在西部地区办若干个特区?西部办特区可以自由度更大一点,给一些特殊政策。

  比如,在税收方面,国家这么大,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实行同一个税制并不合理,应该考虑在西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实行减税,这样就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到西部投资。我国东部、南部地区经济发展为什么那么快?主要原因:一是有的地区给了特殊政策,二是有的地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快。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如发展起来,不但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国家也能够得到更多税收。

  因此,国家要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给民企与国企相同的经济待遇,扶持民企发展,这是国家的希望,社会发展的希望。

  南方周末:身为兰州军区前司令员,带兵打仗是本行,现在到了全国人大农委任职,你的具体感受有哪些?

  李乾元:现在我感觉到,一定程度上经济战场比军事战场更严酷,更具战略意义。

  建国以来,西部实施了三次大开发,从“一五”时期以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的西部开发、“三线”建设时期以备战为目的西部开发,到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时至今日,中国西部发展这么久,中西部差距没有缩小,而是在继续加大,问题很突出。

  南方周末:前不久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在海南试办一些国际通行的旅游体育娱乐项目,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你认为西部的特区该怎么搞?

  李乾元:国务院在这个“意见”中提出的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在国内引起的反响比较强烈,也引发了大众广泛的猜想。博彩业起源于15世纪法国勃艮第和费兰德斯的抽彩给奖,当时的目的是获取公共或私人利润,以加固城防和资助贫困。随后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也纷纷效仿,筹资金,建学院,维修海港及其他公共设施,以解决政府资金紧缺的困境。

  我国的博彩业产生于1987年推出的社会福利和体育彩票,运行多年,广泛为社会接受,并发挥了有益作用。

  博彩是一种娱乐,通过游戏方式,满足人们的某种精神需求;博彩是一种产业,博彩业的兴起及其关联效应,将全面带动旅游、运输、服务等产业,对劳动力市场提出了更大的需求,比如,在澳门,博彩业就是支柱产业;博彩是一种公共事业,就目前内地发行的彩票而言,每两元就有35%被作为国家公益金筹集起来,为国家的公益事业服务;博彩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平台,其作为收入二次分配的一种形式,实质就是提取参与博彩活动的高收入者的部分资金,并将这部分收入投入社会公共事业或者扶助贫困。

  我认为可以在甘肃酒泉办一个以特色文化为主体,以现代科技为中心,沙漠生态科技、沙漠体育、特色文化旅游、内陆口岸保税区为一体的经济特区。酒泉西北有个叫花海的地方,有近1000平方公里,水资源丰富。可以将中国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中心设于区内,改变传统经营方式,探索即开即兑等新的运行模式;利用山丹马场开发赛马等项目,形成马业经济产业链,带动山丹经济,使酒泉、嘉峪关、敦煌、玉门等成为西部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区。

  中国这些年因境外博彩业而流失的钱太多,据有关部门估算,2006年国家流失资金是7000亿元。应该适当在西部开发博彩业,如果能留下700亿,也非常可观。

  西部是中国安全高地

  西部的稳定问题、边界问题都有赖于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南方周末:西部历来是“无兵不稳,兵弱必乱”之地,如何保持和加强西部的军事威慑力?

  李乾元: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指出,谁占领了中亚,谁就控制了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前苏联会在阿富汗有10年战争,为什么美国以反恐为名进驻阿富汗。我国西部和中亚地缘政治中心紧密相连,西部不要简单地看成是自然地理问题,不管是防止国内边疆地区的分裂,还是解决好与其他邻国的边界争端,西部从来都是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高地。

  南方周末:资源高地很好理解,为什么说西部是中国的安全高地?

  李乾元:西部地区整个地势由东向西逐步升高,向四面八方辐射出纵横数万里的一列列山脉,犹如一条条拱起的脊梁,撑起了这块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是天然的保护屏障。

  中国两千多年来,在西部打了一百多次仗,西汉为抗击匈奴,从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36年,与匈奴进行了百年大战,最终统一了西域。我国的安全,有时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有时受到来自南方的挑战,有时受到来自海上的入侵,但从历史角度看,这些威胁都是短暂的,唯独西部的威胁长期未能解除。从历史上看,改朝换代多从西部开始,不是偶然的。所以说,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历代王朝都很重视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决的军事行动维护西部的稳定。

  有的人说建国以后这几十年很平稳,这个问题好像解决了。我说问题没根本解决,今后问题会更复杂,西部始终是一个隐患。

  南方周末:西北地区是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的热点地区,你认为在民族地区应该如何做好工作?

  李乾元:民族地区工作有其特殊性。有些问题,如贪污腐败,在其他地区是违法违纪问题,但在民族地区就有可能演化为民族问题、政治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我感到,首先,要用国家观念淡化民族界限,不分民族,不论出身,把忠于国家、忠于宪法、维护国家统一作为公民必须坚守的最高理念、基本准则和基本价值观,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不能也不允许背离国家的人分享公民权利,更不允许有凌驾其他公民之上的“特殊公民”。国家和各项法律制度要充分体现公民政治平等与机会均等,是国家而不是族群让公民感受尊严和尊重,从而提高国家的凝聚力;个人因国家而不是因族群而感到荣耀自豪,从而增强公民的向心力。

  其次,要不分民族,任人惟贤,把培养民族干部和各级各类人才,作为一件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来抓,完善民族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培养和造就一支“民汉兼通”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发挥其在化解民族隔阂,加强相互理解,增进民族团结中的作用,对于那些政治观念强、能力素质好、群众威信高的民族干部,要大胆提拔任用到重要岗位。

  再次,要扶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在改善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关系到少数民族群众民生民计的事情上来。扶持民族地区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农牧业、工业、旅游业的发展,增加民族地区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

  南方周末:你怎么判断中亚在未来若干年跟中国的关系?现在印度不断向边境增兵,会不会威胁到西部的安全?

  李乾元:西部的稳定问题、边界问题都有赖于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由于西部经济还不发达,很难增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所以,当前要把自己搞强。

  解决西部问题要靠西部人的勤劳奋斗,也需要全国的大力支持,不要认为西部和其他地区没关系,西部是中国的西部。中国要富强,必须把西部问题解决好;反过来说,如果西部问题解决不好,国家就强大不起来。

  美国为了增加对中亚的影响力,阻隔中国与中亚的联系,企图控制巴基斯坦,并且纵容印度北进,牵制中国。

  对此,我国一方面应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同时要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及巴基斯坦、缅甸等周边国家的密切合作,尽快打通南亚出海口,巩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把西部发展好了,反而可以解决一些周边的矛盾?

  李乾元:绝对可以。政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中亚国家现在能与我们和睦相处就有这个因素,如果自己的问题解决不好,那就很难说。历史上,中央政权稳固,这些地方都不会出问题,一旦中央政权衰落,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西部问题解决得好,这些威胁都会迎刃而解。

  中国需要新丝绸之路

  打通中亚、西南、中缅三条战略通道,缓解“马六甲困局”

  南方周末:连接欧亚文明的古代丝绸之路主要路线和区段就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和中亚地区,我们现在是否有必要打造新的丝绸之路?

  李乾元:有必要。在能源通道上,目前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石油主要是通过海上运输,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和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一旦发生问题,正常的石油进口将无法得到保证。因此,以西部为基础,建设中亚、西南、南亚能源战略通道对于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带动西部经济发展,实现安邻实现富邻,发展互惠互利的睦邻友好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通过重筑“丝绸之路”连接和平衡各种力量。

  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曾加强了中国与欧洲和中亚、西亚的经济联系和友好交流,巩固了西部的安定和繁荣。在全球政治、经济力量多极化的今天,以西部为基地,重筑“丝绸之路”,发展和加强与欧洲、中亚、西亚的关系尤为重要。

  南方周末:中国与中亚各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向来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这应该是一种双赢。

  李乾元:中亚各国都十分看重与中国发展友好互助的双边关系,尤其是与中国有着漫长共同边境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均把与中国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作为保障各国巩固独立建国成果的重要对外安全战略之一。

  正如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所说:“为了打造一个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使大多数国家参与并得益于经济发展,土中两国应在国际场合协调一致,共同行动”。

  南方周末:哪些措施可以打造新的丝绸之路?

  李乾元:中亚方向目前已经有一条东起连云港,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西至荷兰鹿特丹的钢铁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该通道自我国阿拉山口出境,经中亚国家可以到达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西南方面,巴基斯坦与我国的新疆喀什地区接壤,是我国的友好伙伴,我国已于2002年参与了巴基斯坦在瓜达尔港的建设。它位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波斯湾咽喉附近,距离全球石油供应的主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约400公里。建设喀什至瓜达尔港、昆明至石兑港的高等级公路和输油管线,加强与中亚和非洲国家的联系势在必行。

  打通中亚、西南、中缅三条战略通道,一方面,可使我国的能源进口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敏感地区,缓解“马六甲困局”,我周边缅、泰、越、新、巴、印尼等国家,可获得新的能源渠道,缓解其能源紧张问题;另一方面,便于发展国际贸易,通过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将其发展成为重要的运输港口,为巴带来巨大利益,也可加强与非洲赤道几内亚、喀麦隆、加蓬、安哥拉等国的交流贸易;通过缅甸石兑港,可建立与南亚、西亚、欧洲和非洲进出口贸易的中转站,使该地区发展成为国际商贸中心;通过中亚铁、公路,可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多种经贸往来,形成强大的经济互补性,促进我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形成以能源和经贸为纽带的国际合作局面,有利于更好地解决政治、外交中遇到的分歧和问题,并带动我西部经济的全面发展。

  南方周末:在西部大开发的时候,西部的文化如何与经济齐头并进?

  李乾元: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基础、最朴实的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西部昔日的繁荣也是建立在自身文化繁荣的基础上。所以,西部开发和发展应该在文化上做一些工作。文化还是要多种多样的,不能是一种文化,西部是世界上少有的多种文化交汇之地,这里是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埃及和两河文明的交汇处,古老佛教的石窟,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古希腊罗马的有翼天使,都在楼兰、龟兹古国同时存在。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西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

  所以,我觉得在西部开发的时候,要把文化战略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去研究。

  西部精神,能打开一片多赢的天空

  西部精神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南方周末:不断交流中碰撞出一些新的想法,我很受启发,西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从西部所处的地理高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理解?

  李乾元: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都是北方统一南方,没有南方统一北方,也没有东方统一西方的,为什么?就是一种文化基因,这种形态可以从最简单的戏剧中反映出来:西部北部的戏剧是文打武斗,南部和东部都是才子佳人。文化产生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抗拒的。

  西部精神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它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所以,我认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一个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二个就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南方周末:能举几个例子吗?

  李乾元:说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例子,甘肃定西是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区,历史上有“苦瘠甲于天下”之说。定西市委书记石晶给我讲,经过研究摸索,他们提出“顺应天时,躲开春季无雨少雨季节,压夏(粮)扩秋(粮)”,主要是减少小麦播种面积,扩大秋粮主要是马铃薯播种面积,让自然降水季节与农作物种植生长合拍,马铃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土蛋蛋”变成了稳定解决定西农民温饱的“金蛋蛋”。现在定西已经依托马铃薯产业开始走上富裕发展之路,马铃薯产业在全国已经成为一个知名品牌。如今,定西人民依托马铃薯产业,已经走上了奔小康的发展之路。

  另一个例子,2001年到2003年,兰州铁路局天水到兰州段年年发生重大事故,铁道部要求很严,哪个局发生重大事故,局长自动走人。

  兰州铁路局的朱有文局长上任以后,对前些年发生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是路基土质问题,土壤中的湿性分子遇到水就下陷;第二个是线路两边的排水沟,看着像模像样,但不排水。于是,他组织力量对路基土质进行了改造,对排水沟进行了重新整修,还专门组织安全检查车,每天进行巡查,发现问题马上解决。

  这两个例子给我的印象最深。不论是为老百姓谋利益,还是安全问题都不是讲出来的,而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发展问题,应该是怎么样把西部精神转化为国民精神,这可能是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遇到问题需要关注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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