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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德军:用嗑药打造出"不眠不休"的战争机器

热度144票  浏览22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9月28日 14:40

 

      文章摘自《看历史》2011年6月 作者:关飞 原题为《纳粹士兵:在药与酒之间》

  希特勒曾痛恶烟酒上瘾的人,他甚至说永远不会拥抱抽烟的女人。但在二战后期,他自己也逐渐由于失眠而嗑药成瘾,变得神经兮兮。这位元首或许不知,他的士兵早已在向盟军举手投降之前,就做了药与酒的俘虏。

  大战场上的小药片

  1939年9月1日破晓时分,希特勒按下了战争电钮,纳粹德军入侵波兰。两个月后的11月9日,波兰前线一名19岁的纳粹德国士兵给远在科隆的父母写信说道:“这里太艰苦了,我要隔2到4天才能写一次信,希望你们理解。今天写信的目的,主要是想让你们帮我弄点脱氧麻黄碱……”

  1940年5月20日,他再次在家信中说:“能否再多给我弄点脱氧麻黄碱?那样我就不会‘断粮’了。”7月19日,他又从波兰城市比得哥什写家信道:“如果可以,请再给我些脱氧麻黄碱。”

  这个不断地写家信要脱氧麻黄碱的青年,后来成了一名作家,还在1972年获得了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海因里希·伯尔。令身处战场的年轻作家如此着迷的脱氧麻黄碱到底是什么呢?

  脱氧麻黄碱,即苯丙胺,俗称为“安非他命”,是一种神经中枢兴奋药,持续服用的人会明显地自信心增强、爱冒险、精神集中,同时,饥饿、口渴、疼痛等感觉也会减弱,甚至不想睡觉,目前多数国家已经将其列为毒品。

  1938年,柏林的泰穆勒制药公司向市场推出了一种脱氧麻黄碱药物,大受欢迎,它很快就引起了纳粹军医奥拓·兰克的注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柏林军事医学院免疫生理学研究所主任。1939年9月,兰克在90名大学生中做了临床实验,发现这种药很可能会助“元首的战士”一臂之力。军中的第一批实验者是入侵波兰时的德军司机,他们服用脱氧麻黄碱之后,变得不知疲倦、勇猛异常,长驱直入开进了波兰。这样的结果让兰克喜出望外,于是,这种药物就被草率地在军中推广了。

  1940年4月至7月间,3500万片脱氧麻黄碱等药物被发送给了德国陆军空军,伯尔只是“嗑药的战士之一”。这种药物在纳粹国防军医院中的代号叫“OBM”,包装上贴着“兴奋剂”字样的标签,说明书上则说“吃1至2片,就可以不用睡觉”。但纳粹高层军官们却开始担心,这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很快有人发现,有些士兵服药后,身体出现了盗汗、失调等症状,甚至有人送命。

  纳粹德国卫生部长列奥纳多·康迪开始怀疑脱氧麻黄碱的副作用,根据纳粹政府制定的《鸦片法》,1941年7月1日开始,该药物在纳粹国防军中被列为“限制使用药”,理论上讲,想嗑药没那么容易了,但事实是,1941年纳粹军中共发放了近千万片的脱氧麻黄碱药片,禁令成了一纸空文。据纳粹政府的统计数字,从1939年至1945年,总计有大约2亿片脱氧麻黄碱药片被发放给了纳粹德军士兵,如果以纳粹德军在1941年最强盛时的全欧洲军力分布——总计一千万来粗略计算的话,6年中每位纳粹士兵至少吃了20片,服药量高得惊人。

  明知药物具有副作用,并且已经列为“限制使用”,却在军中如此滥用,究竟那些小药丸有什么魅力,使得上自军官、下至士兵的纳粹军团都无法割舍呢?

  不眠不休的嗑药勇士

  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些小药丸的功效。1942年1月的东线战场上,五百余名德军士兵被苏联红军包围了,他们想过突围,可是大雪没腰深,温度在摄氏零下三十度左右,如此恶劣的环境连行军都很困难,谈何突围?

  一名纳粹随军军医在之后的报告中写到了他们当时的窘境:“在及腰深的大雪中突围行军6个小时,越来越多的士兵感到筋疲力尽,他们宁可直接躺在雪地里死去,也不想再走了。”怎么办?不突围只有死路一条,这股德军的指挥官毅然决定:发药片!药物的效果被那名军医记录在报告中:“服药半小时后,士兵们都说倍感精神,行军中也灵活了许多。”

  6个月后,军医的这份报告被递到德军高层的手中,他们又惊又喜。久久徘徊在将军们心中的焦虑似乎得到了些许的缓解:随着战线的不断延长,纳粹德国兵力吃紧,德军高层深知这些小药片可以帮助他们打造出更多不眠不休的“战争机器”。这就是为什么从德军高层的角度,他们会对这种副作用明显的药物滥用视而不见的原因。

  于是,德军于1942年6月18日印发了美其名曰为《抗疲惫指南》——其实那就是一本“服药说明书”,其中写道:“每次服用两片,之后3到8个小时就可以不用睡觉;服用两次,可以让你坚持24小时。”

  战争后期,德军节节败退,他们对于药物的依赖也就更加严重了。1944年3月16日,在德国北部港口基尔,纳粹海军中将海勒姆斯·海耶请求发给他的士兵一种药,可以让他们瞬间斗志昂扬。很快,基尔的药学家吉尔哈德·奥尔泽舒斯基就向海耶展示了一种名为D-IX的药物,它是5毫克可卡因、3毫克脱氧麻黄碱、5毫克优可达(止痛有奇效)的混合物。如此剂量的东西放在今日,基本就是毒品无疑,这名药学家也会被当成毒品贩子逮捕,但当时由于战争需要,在纳粹德国海军的很多小型潜艇如“海豹”和“海狸”中,水手们吃这种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而这种名为D-IX的超级精神药剂的最初临床实验者,可并不是纳粹潜艇上的水手们,而是集中营里的囚犯。在柏林以北的萨克斯·豪森集中营,这种药物的测试结果“很诱人”:囚犯们服药后,背着将近20公斤重的行李毫不休息地行走了70公里。这样的效果让纳粹将军们非常满意,希望可以尽快地将这种药向全军发放,但诺曼底盟军登陆的炮火摧毁了他们的梦想。

  酒精比元首更迷人

  药物虽然可以令战士们精神百倍,但毕竟供应量有限,只能在紧急关头用来提提神,多数情况下,支持他们挨过战争黑夜的,其实是酒精。

  由于德国的成年男人快要被战争给消耗光了,纳粹政府不得不鼓励和征召很多的男孩来充当战争炮灰,为了尽快抚平这些年轻人对战争的恐惧,除了药物,酒精也成了最廉价的“战争药剂”。酒被当成奖励在军中发放,杜松子酒也在德军的军需店中出售,如果这仅仅被视作是德国人的饮酒文化,那未免也太过于简单了,也有人认为赚酒鬼士兵的钱是一种回收军饷的好办法。

  德国弗莱堡的历史学家彼得·斯泰恩卡帕认为:“对于军中的纵酒,纳粹军官的态度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不会引起大范围的聚众醉酒就可以。”1940年7月,法国败在了纳粹德国手中,就在那样的“喜庆时刻”,希特勒却说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我希望那些因为屈服于酒精的作用而做出犯罪行为的德军成员,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写到这里,希特勒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爱读书的“清教徒性格”又显现出来了。

  对于前线战壕里的战士来说,有时候酒精的诱惑比元首的话更有吸引力。因为仅仅距离希特勒痛斥军中纵酒一年多以后,纳粹第三号人物——陆军元帅瓦特尔承认,他的部队“对于道德和纪律的最为严重的违反”,就是纵酒。他认为正是酒精的作用,导致了他的部队发生“内部争斗、意外事故、虐待下属、暴力对抗上司,甚至包括违背人性的性犯罪”,瓦特尔认为“酒让军纪荡然无存”。

  情况严重,为了防止军队掉进酒坛子里无法自拔,纳粹向酒精宣战了。根据一份纳粹军医官的自述,一旦士兵被诊断为“酒精上瘾”,那么根据纳粹德国《遗传性疾病防治法》,上瘾者会被开除军籍,重者会被做绝育手术,甚至“安乐死”。

  但事实上,尽管有元首的“禁酒讲话”和“被绝育、被安乐死”的禁酒命令,但是只要想到喝上一口便可以暂时缓解一下战争中的紧张、恐惧与绝望,士兵们还是选择了偷偷地拿起酒瓶子。

  战士、药与酒的关系

  由此可见,纳粹士兵对药物的依赖其实是纳粹军方积极推动的结果,军官们希望通过脱氧麻黄碱等药物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那些药丸也恰恰可以让士兵们在战场上充满精力而绝处逢生;而纵酒是被希特勒、瓦特尔等纳粹头目所憎恶的“败坏军纪”的祸根,但却是战士们自我安慰的麻醉剂,军官与士兵对待酒的态度是对立的。

  不过,纳粹从严的禁酒政策的确起到了点作用,酒也不好弄了,药就成了战士们唯一的依靠。在很多伤兵之间,吗啡成瘾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很多军医都是吗啡上瘾者。

  为了防止吗啡的滥用惹出事来,名为奥托·伍斯的纳粹高级军医、精神病专家在1941年2月写了一份《对抗吗啡成瘾的建议》,将所有嗜好吗啡的伤兵都登记在册,有规律地发放吗啡,并且帮助他们戒掉,“这样有利于监控,防止这些人有什么犯罪行为”。

  而吗啡这种药物在德国军人心中的地位确是近乎神圣的,法国曾利用一种非洲可乐果树的果实提取物来提高士兵的精神,但德军绝不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嗑药的军队。法军服用后就可以在非洲的烈日下轻松行进55公里。后来,这种提取方法被用来制造一种全球风靡的食品——巧克力。俄军在历史上基本都是依靠他们饮食中最常见的麻醉剂——烈酒伏特加来充当麻醉药物,以克服战争恐惧症的。英国则曾购买过24000丸的“西至龙”:一种精神增强药物,可以让飞行员连续执行任务超过48小时而无需睡眠。

  如此普遍的军中嗑药和饮酒,只说明:战争之恐怖,正是人类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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