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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49:开国大典时解放军135师被敌分割包围

热度42票  浏览4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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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甲子轮回,所有的亲历者仍然清晰地记得1949年的每一个细节。

不是因为记忆力太好,1949,实在是刻骨铭心。

1949,除了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震惊世界的宣告,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1949--战斗还未停息,牺牲仍在继续

这一战,恰好在天安门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之时打响。

这一战,就是衡宝战役。第四野战军奉命一路南下,寻歼“小诸葛”白崇禧部,进至衡阳、宝庆一带。

9月30日,四野135师405团团长韦统泰带领全团到达湘潭一带集结,上级已经传达了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韦统泰拿着收音机搜索相关消息。

10月1日,135师进入进攻出发阵地,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解放军将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式,切断白崇禧逃往海南岛和大西南的退路,迫使其与我决战或投降。

战争,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变得顺利,它依然残酷。

白崇禧很快发现了解放军的意图,在衡阳、宝庆一带组织防线,为国民党部队撤离赢得更多时间。四野此时却一度判断,白崇禧是要组织反击作战,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意外出现了。已经进入出发阵地的135师电台失灵,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按原计划向前突进,孤军深入。

此时,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正在天安门前走过,405团也穿进了敌人的心脏附近。

“我们和敌人都没想到,突然就搅和到一起去了。”韦统泰说。白崇禧也大惊,腹地怎么突然冒出一支共军。

“我们团被围了起来,团部大门都被敌人机枪封锁起来。”韦统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第7军本来就是白崇禧的主力,有“7军在,白不倒”的说法,战斗力很强。

韦统泰说:“白崇禧是下决心要吃掉这支脱离作战集群的部队。”

战斗从开国大典那一天打到了10月5日,135师各团被分割包围,有的营被迫退入深山老林,与主力失去联系;有的则固守山头,等待增援。

奇妙地是,135师失灵的电台突然又接通了。收到电报的四野司令部也大吃一惊,既担心135师会被包了“饺子”,又认为是个难得的战机,马上命令部队三路并进,迅速增援135师。

转机在9日出现了。在增援部队的策应下,135师各团开始组织反击。

“我和政委、副团长带营以上干部去看地形。刚到半山腰,就见对面山路上全是敌人。”韦统泰回忆,20倍望远镜里,敌人穿着清一色大裤衩子,都是美式武器。

“我马上决定要打掉它。”韦统泰说。

韦统泰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就是敌第7军军部,他马上要发动的,是一场“斩首”行动。

地形对韦统泰的团并不利,敌人在对面山梁上行进,居高临下。要想冲进敌群,必须淌过一条20多米宽的小河,还有300多米无遮无拦的稻田。

韦统泰做出部署:参谋长张维带3营,副团长韩怀智带2营,自己和政委荆健带1营。全团不留预备队,一口气全放出去。韦统泰对部队说:“所有人,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冲过那片开阔地,无论倒下多少人,在拼刺刀前都不准停留。”

“你稍微一犹豫,就不可能冲垮敌人。”韦统泰说,“程咬金是三斧子,我们就靠这一斧子。”

一个团的兵力,就这样如猛虎扑羊一样,全体向敌人冲杀过去,任凭敌人火力封锁,不断有人倒下,就是没有人停下。

两军很快滚到了一起,3营运气好,冲进了敌军战斗力最弱的卫生营。韦统泰亲自率领的1营却扎进了敌军战斗力最强的警卫营里。“敌人大都是七八年的老兵,全是冲锋枪,狂傲得很。”韦统泰回忆。

战斗从下午4点左右一直打到天黑。俘虏抓了不少,韦统泰在稻田地里画个圈儿,让俘虏在里面待着。

当一面“猛虎扑羊群”的锦旗送到405团时,韦统泰亲率的一个营兵力加起来不足一个连。

其实,从战役规模上来说,衡宝战役不算是解放战争的重头戏--但,它却标志性地告诉后人,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牺牲仍在继续……

1949--他们不是军人,却以起义的方式拥抱祖国

就在韦统泰率领405团像猛虎一样扑向第7军军部的时候,他的头顶上,飞过了12架民用客机。

那是刚刚脱离国民党政府,从香港回到人民政权怀抱的“两航”起义北飞机群。

1949年11月9日,隶属于旧中国仅有的两家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民用客机,在中航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的带领下,从香港秘密起飞,先后降落在北京和天津。

临时参加起义的机械员甘嘉霖甚至什么东西都没带,只穿了一身单衣下了飞机,前来迎接的我军干部马上找来一身棉衣裤给他穿上。

虽然不是军人,“两航”人员的义举,仍然被称为起义。60年后,“两航”起义的亲历者谈到当年,仍然唏嘘不已。

87岁的陈耀寰回忆,1949年5月,军管会在上海接收中航资产时发现了一封信:“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

写这封信的正是中航总经理刘敬宜。1949年初,两家航空公司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搬迁到了香港,并计划迁往台湾。

陈毅、粟裕敏感地捕捉到了“两航”人员渴望回归的强烈愿望,当即向中央递交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

建议很快被中央采纳,周恩来亲自进行部署。

1949年8月,刘敬宜曾经的学生、我党干部吕明,还有尚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作为特使,秘密潜入香港,开始策反“两航”。

“当时'两航'飞行人员的收入不菲,机长月薪有2000美金。”定居香港的北飞机长林雨水回忆,但“两航”员工大多根在内地,也有不少是立志“航空报国”的华侨,他们渴望国家繁荣,民族强盛,不愿意去台湾。

经过艰苦细致的接触、谈话,在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决心起义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也决心一同起义!

举事前夜,刘敬宜用英文给美方副董事长写了一封信:“'中航'是一个中国的航空公司,它必须回到中国,在中国恢复工作。”

11月8日的夜,对于“两航”人来说是激动而紧张的。他们一一通知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客人,说飞机有故障不飞了。

翌日5时许,12个起义机组、56位义士按计划进入香港启德机场,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机组办理完各项手续,打着手电找到自己的飞机。

国民党空军前战斗机飞行员、“飞虎队”成员机长林雨水是目前两位健在的机长之一,他把夫人周秀笙、两岁的女儿林慰慈也带上了起义北飞的飞机。

60年后,林雨水老人说:“我那天带了一把手枪,当时就想,国民党特务如果不让我走,我就拼命。”

“飞往台北”“飞往重庆”“飞往海口”“飞往……”各架飞机依次向塔台报告了虚假的飞行计划后。6时,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10分钟后,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号,率先起飞。

6时30分左右,12架“两航”飞机载着大量航空备用器材,在脱离香港机场塔台控制后,立即调整航向,向北飞去。

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战斗机起飞拦截,北飞机群保持高度警惕。

机群飞过长沙约10分钟,一个盼望已久的声音出现在无线电里:“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亲切的呼号,15秒钟一次,反复播放。

这是党中央为“两航”起义飞机特地安排的无线电信号。各机舱里一片欢呼,有的机组兴奋地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9日12时15分,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其余飞机按照计划由陈达礼带队,也分别于9日中午和下午陆续安全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

刘敬宜、陈卓林发表起义通电,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更多“两航”留在香港的人员回国效力。

这个消息用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震惊了世界。

“两航”起义不但为新中国民航事业提供了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两航”起义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国民党政权在香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相继效仿,起义脱离国民政府。

如今,“两航”起义的12位机长大多已经故去,两位健在的机长,一位是在上海的秦永棠,还有一位是在香港定居的林雨水,都已年近九旬。

1949--他们听到了解放的炮声,却在黎明前最后一抹黑暗中倒下

住在重庆垫江县城的盛国玉已经83岁了,她至今也不知道,当年为何会把她关进那个恐怖的渣滓洞里。

据说是因为特务在搜查一个地下党员时,从随身的本子上发现了她的名字。1948年9月,特务把她从县城带到重庆,关进了渣滓洞。

跟她同一个牢房的,还有著名的江姐--江竹筠。

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里最恐怖的一幕--“1127”大屠杀中,盛国玉成为唯一的一名女性幸存者。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突破了重庆外围的白马山防线,先头部队距离重庆不到50公里。

这一天,距离重庆解放只有3天。

“当时我并不知道新中国已经宣布成立了。”盛国玉回忆,当时职务高的共产党人关押在白公馆,他们能看到报纸,知道一些消息,但关押在渣滓洞的难友们知道的不多。

盛国玉关进渣滓洞不久,渣滓洞取消了放风。她说:“很多人都猜想,重庆很快能解放了。”

1949年11月14日,那一天盛国玉记得很清楚。

“是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盛国玉回忆,有特务到女牢门口喊:“江雪琴,出来!”

江雪琴,是江姐在狱中的名字。

对面楼上的男牢里也有男同志被押下来了。大家马上就意识到,特务要杀人了。

盛国玉回忆:“江姐没来得及跟我们说什么,我只看到她把一直带在身上的相片拿出来亲了亲,然后又装了回去。”过了很多年,盛国玉才知道那是江姐唯一一张一家三口的照片。

江姐再也没有回来,“大家都说江姐肯定已经死了。”盛国玉也感觉空气中到处有血的味道。

11月27日晚上,秋雨把歌乐山浇得凄凉悲壮。

盛国玉上床准备睡觉,突然听到特务挨着牢房提人。“不到一个小时,出去了两批人。”她说,“过了一阵,特务进女牢喊我们都出去,说办移交了。”

有人问,移交到哪里去?特务回答说,给杨森。“四川人都知道杨森杀人凶,谁也不再开口说话。”

盛国玉和近20名女难友,被关进了楼下的八号牢房。“我们通过门缝看到外面有火光,还闻到了汽油味。”盛国玉回忆,一声哨响后,冲锋枪就从门上的窗口伸了进来。

一阵扫射之后,敌人又打开牢门,进来补枪。

“敌人补枪后,我和胡芳玉没死。”盛国玉说的胡芳玉,是一个参加过上川东武装暴动的女共产党员,四川梁平县(现重庆梁平县)人,年仅23岁。

“胡芳玉站起来叫我快走,我还没回答,她就被敌人看到了,打死了。”盛国玉再也不敢动了。敌人放的火越烧越大,眼看到楼板马上要垮了,盛国玉才往外跑。

慌忙中,盛国玉躲进了男厕所,一头趴到尿槽里躺下。“粪池里还躲着两个男同志。”盛国玉回忆,好像还有人说渴,她实在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两位住在附近的老人看到渣滓洞的火光,跑过来在厕所发现了盛国玉,赶快把她扶了出去。

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回来,两位老人找了一身衣服和鞋子,给了盛国玉一点钱,让她快跑。

11月30日,重庆解放。发着高烧、极度虚弱的盛国玉终于安全了。

1949年,在全国各地,集体屠杀被捕共产党员的事件发生了多起,仅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侥幸脱险的同志,包括盛国玉在内,仅35人,185名同志没有迎来解放。

60年过去了,盛国玉仍然记得每一个和她倒在同一个牢房里的共产党员和难友:胡启芳、彭灿壁、李惠明、马秀英、胡芳玉、罗娟华、朱世君、张静芳、黄玉清、左绍英、荣增明,还有左绍英之女、监狱之花卓娅(不到一岁)、彭灿壁之女(不到一岁)。

1949--他们见证了新旧政权更替,在等待中迎来了新生

1949年11月的最后一天,小学教员何裕樵早上起来,就听到了解放军已经进了200公里外的重庆城。这几天,长江里不断有杂物往下漂,那可能都与位于上游的重庆发生的变故有关。

重庆城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继续由城市到农村,逐一解放周边的县城、乡镇。

何裕樵所在的忠县,地下党已经在半公开地宣传“查田定产”。何裕樵解释说,这主要是为摸清土地状况和产量。

30日未到晌午,突然两个解放军战士站到了何裕樵在长江边上的房子门口。“他们背着冲锋枪,问我洋渡镇在哪里?”

何裕樵没有恐慌,详细介绍了情况。“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官的基本都跑光了,乡镇根本没人管,店铺不敢开,怕遭抢。”

何裕樵说,所有的人,都对这场政权交接既期待,又担心。

得知距这个叫洋渡的乡镇还有30多里地,解放军战士问何裕樵能不能带路。“我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当时是拥护共产党的,也不怕报复。”

何裕樵说的报复,是因为国民党在乡镇留下了很多特务和外围组织成员,专门搞一些暗杀活动。“我们县任家乡的乡长后来就被'刀二匠'的人杀了。”何裕樵回忆,“刀二匠”是当时在下川东地区接受国民党领导的外围特务组织,以一些反动会道门成员为主。

路上,解放军告诉何裕樵,重庆已经解放了,全中国也马上要解放,要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多为人民政府做一些工作。

何裕樵一路听,一路点头。

到乡镇上,何裕樵又帮解放军找到地下党,军地建立了联系,才回了家。“我回去以后,就按解放军说的那样,帮政府征了半年的粮,后来还当上了农会主任。”何裕樵说。

解放军没有在洋渡镇停留,继续沿江而下,来到了新生场(现重庆忠县)。前来接应的是一个叫田兰先的人。

“七七”事变后,田兰先报考黄埔军校,毕业于第17期步兵科,曾随起义将领吴奇伟死守长江三峡,在宜昌战役中手刃6名日军后被刺下山崖,昏睡3天不死。

“我之前一直信仰三民主义,现在还记得我的国民党章号是'军贞字03648'。”89岁的田兰先说,“但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

田兰先在山西被解放军俘虏后,加入了爱国军人自救会,返乡进行抗粮抗捐运动。

回乡前,解放军的干部说:“田同志,你回去后,要多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抗粮抗捐,如果回国民党部队要组织起义,打枪要向天上打。”

田兰先点点头,回到了位于长江边上的四川忠县新生场,立即找到了地下党组织报到。“因为我是从解放区回来的,看到了很多新生事物,就讲给地下党的同志听。”他说,当时的忠县县长秦德瑜多次找到他,了解解放区的情况,一边听还一边做记录。

按照地下党的指示,田兰先当上了伪民团的中队长。手下有40来个团丁,10多条枪。

“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通知我带民团去守江防,说解放军要来了。”田兰先回忆说,“我就把民团40个壮丁带到一个庙里锁了起来,告诉大家,谁也不能出来。”

田兰先独自一人沿江而上接应解放军。出了镇子,他远远地就看到两个解放军侦察兵,大喊:“哪个单位的?是解放军吗?”

对方回答:“我们是解放军,你是哪个单位的?”

田兰先上前说:“我是爱国军人自救会的,我来接你们来了。”

20多个侦察兵也赶了上来。60年后,田兰先还记得,带队的解放军干部是一个师政治部主任,叫白相国。

田兰先带着侦察兵打开了关着壮丁的庙门,把40多个壮丁叫了出来。简短的鼓动教育后,壮丁们被解除武装,释放回家,侦察兵进到了镇上。

恐慌的情绪仍然笼罩着这个不足千人的小镇子,店铺紧锁。田兰先带了两个战士,挨家挨户地敲门做宣传。因为毕竟念过书,受过军事训练,还在解放区见过世面,田兰先不仅在当地老百姓中威信很高,而且在四川的袍哥帮会里也能说上话。

看到田兰先出面在做宣传,乡镇上的气氛缓和了很多,胆大的开门营业,卖粮给部队。

田兰先又跑到乡下,把小学校的教员找了回来。“学校不恢复起来不行啊,孩子耽搁不起。”

解放军在镇上休整了两三天,白相国对田兰先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丰富经历非常赞赏,对田兰先说:“田同志,你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解放下川东去。”

思考了好一会,田兰先还是选择了留下:“动荡的时间太长了,我还是想过几天太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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