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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台海危机 :1962年美蒋反攻大陆

热度52票  浏览3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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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54年至1955年期间,中国大陆同台湾当局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对抗,出现了第一次台海危机。虽然这次对抗以人民解放军1954的“九三”炮击为起点,但导致这次危机的真正根源却是国民党当局。1958年,台湾海峡发生第二次危机。这次危机虽然以人民解放军“八二三”炮击为标志,但根源仍然是国民党当局不断袭扰大陆、美国企图制造“一中一台”。然而,海峡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未就此消失…… 

     

    1962年上半年,蒋介石集团企图以军事反攻大陆,引发了台湾海峡的第三次危机。毛泽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仅化解了这次危机,而且粉碎了台湾当局随后对大陆进行的军事袭扰活动。 

     

    台湾当局企图乘大陆困难之际发动反攻 

     

    1958年炮击金门之后,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从实现国家统一这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设想。其基本精神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原则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不会让步;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当地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听从蒋介石的意见;台湾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部分, 由中央人民政府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毛泽东的这些设想成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并且予以公布。 

     

    然而,蒋介石集团从反共立场出发,顽固地坚持“反攻复国”的反动政治主张,拒不接受大陆方面的上述主张。在1960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演讲。会议通过《反共建国纲领》、《促进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决议》。上述纲领、决议,要求在“行政院”、“司法院”、“立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院”工作的国民党党员,加速“光复大陆”。 

     

    在此期间,大陆发生了“天灾人祸”。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与此同时,在美国、英国的支持下,印度统治集团在策动西藏农奴主叛乱、干涉中国内政后,又不断侵犯中国边境。中国人民击退了印度统治集团挑起的反华浪潮,并在中印边境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就在此时,台湾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企图利用中国大陆出现的暂时困难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乘机实现其“光复大陆”的野心。经过1958年“八二三”炮击以后,国民党深感以军事手段反攻大陆的计划难以实现,需要改变策略。于是,确定反共的“总体战”策略,以大陆为“主战场”,台海为“支战场”,把大陆的反革命叛乱与台海战争结合起来。 

     

    从1962年初开始,台湾国民党当局便进行战争动员,从各个方面积极准备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行动的部署。1962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鼓吹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强调“反共的力量是精神大于物质,反攻的步骤是政治先于军事”。扬言大陆同胞“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时机已经来到,以“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有绝对把握。提出了“革新、动员、战斗”的政治口号。接着,成立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窜犯大陆的决策机构。3月间,蒋介石下令“征兵动员”,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期。4月,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从5月1日起,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成立“战地服务局”,开设“战地政务班”,为登陆后准备“党政干部”。 

     

    5月21日,“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宣布,台湾当局将把从大陆逃到香港的灾民接运到台湾。次日,“行政院”成立“大陆逃港难胞专案小组”。6月9日,台湾“外交部”声称,将尽力协助从大陆逃到澳门的难民。 

     

    在美军的参与下,国民党军队不断进行以窜犯大陆沿海地区为目标的作战演习。例如,1962年3月间,美蒋海军进行了“联合侦察演习”和布雷、扫雷的“混合演习”。4月至5月间,进行了商用、民用船舶紧急装载兵员演习。6月间,又在台湾南部进行了陆海空联合登陆作战演习。 

     

    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台湾当局的军事冒险行动。自1962年春以来,美国政府的重要军政人员不断到台湾活动。美国的一些负责官员认为,进犯中国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鼓吹“现在就动手”。1962年,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比过去两年有所增加,大量的美国军火和军用物资不断运到台湾。 

  美国不仅支持台湾当局进犯大陆,而且在军事上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活动。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地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从1958年9月到1962年4月27日,侵犯中国领海的美国军舰达261艘,144次;侵犯中国领空的飞机达334架,161次。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后的15个月内,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美国军舰分别达52艘、40次,飞机64架次。其中,1962年3月,美国第七舰队的38艘军舰大编队通过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4月至5月间,美国军舰多次侵入青岛海域。6月11日,两次侵入福建平潭以东海域。6月12日,又两次侵入青岛以南海域。 

     

    针对蒋介石进犯大陆的狂妄企图,中央军委于1962年5月间向全军发出紧急指示。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在总参谋部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此次备战,仅海军参战的兵力,便有各型舰船186艘、飞机156架。在全国,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当地的人民群众和民兵也积极行动起来,随时支援和配合解放军作战,以便随时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美国支持台湾当局策划进犯大陆的活动给予彻底揭露和严正警告。6月23日,在波兰华沙和美国政府代表的谈判中,王炳南大使对美国的行为予以揭露并警告说:“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我们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时。”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论美蒋合谋进犯大陆。同年7月、10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两次正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任何窜犯中国大陆,侵犯中国边疆和颠覆中国的罪恶行为,都必将继续受到严厉的回击”。 

     

    从1958年1月到1962年9月15日,中国政府对美国派遣军舰、飞机的侵犯行为提出了230次警告,把美国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罪行一笔笔记录下来。同时,提醒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必须对美国所坚持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高警惕,决不能让它的企图得逞。 

     

    中共中央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蒋介石虽然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关键要看美国是否支持,而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决不会因台湾问题影响全局。因此,确定了以美国来制止台湾军事行动的方针。经过外交努力,终于迫使美国放弃对台湾当局实施军事反攻的支持。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第一,迄今为止,他不知台湾方面有何早日“反攻大陆”的声明或意向,没有接到任何有关此事的报告。第二,台湾当局未就此事向白宫提出任何磋商,没有就双方所受之条约约束有过任何接洽。但是,他根据美国和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的精神,重申美国对防卫金门外岛的政策,即一旦大陆进攻金门、马祖,美军将与台湾国民党军协同作战。 

    至1962年6月底,由于毛泽东领导大陆党政军民对蒋介石的反攻阴谋进行了及时揭露和全面军事准备,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弃了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行动。但是,台湾当局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改为小股武装登陆袭扰、海上袭扰、空中窜扰等三种主要形式。人民解放军则进行了相应的打击。 

     

    40股台湾当局的小股武装登陆袭扰,毛泽东“放上陆来打,断其退路,包围歼灭……” 

    美国出于战略和策略的需要,对台湾武装袭扰活动给予支持。1962年8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称,由于台湾当局牵制中共相当数量军队于台湾对岸,故必须继续执行对其重要军援计划。 

     

    1962年秋,台湾国民党军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搜罗、挑选了一批特务、军官、惯匪首领和大陆土改时的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编成“反共救国军”,经过专门训练后,开始执行窜扰计划。 

     

    针对台湾当局组织的袭扰活动,毛泽东确定的军事对策是“放上陆来打,断其退路,包围歼灭,同时在海上把其输送船打掉”。在具体措施上,确定建立和组成海上、海岸、陆地和隐蔽斗争四道防线,各道防线明确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从海上到陆地,从前沿到纵深,从公开到隐蔽的军民联合作战部署,使其无隙可乘。 

     

    台湾小股武装特务袭扰大陆沿海地区,最初多在广东沿海一带,1963年后逐步向北扩展到福建、浙江,甚至出现在山东半岛南侧沿海,而且次数越来越多。从1962年10月到1965年1月,台湾当局曾连续派遣武装特务40股,先后分5次窜犯大陆,但都没有逃脱被歼灭的命运。 

 第一次,从1962年10月至12月,台湾当局妄图在广东沿海建立所谓“游击走廊”,为进一步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创造条件。这支武装特务是根据美蒋特务机关“中美联合情报中心”和“国防部情报局”共同制定的计划进行活动的。这个计划以“海威”、“班超”为代号。国民党武装特务从10月1日至12月6日,先后分9股由台湾高雄乘船出发,偷渡到广东沿海的海丰、惠阳、电白、台山登陆。广东地区的公安机关、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东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这9股武装特务,总计172人,并缴获一批美制电台和武器。 

     

    第二次,蒋介石集团为了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继续动员,拼凑装备,从1963年6月21日至28日,先后派遣6股特务对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袭扰。这些武装特务登陆后,即被沿海地区军民歼灭,共歼灭武装特务62人,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1艘。 

    第三次,从1963年6月29日到10月24日,沿海地区军民连续歼灭9股偷渡登陆和空降的武装特务90人,击沉运送武装特务的机帆船1艘。 

     

    第四次,从1963年11月到1965年6月,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军民连续歼灭9股武装特务74人,缴获和击沉运送武装特务的船只11艘。 

     

    第五次,从1964年7月到1965年1月,蒋介石集团派遣武装特务窜犯大陆,先后有7股武装特务在江苏、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沿海地区军民全歼来犯者,共击毙、俘获196人,缴获和击沉运送武装特务的船只8艘。 

     

    “八六”海战、崇武以东海战,给台湾当局的海上袭扰以沉重打击 

     

    看到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国民党武装特务有来无回,台湾当局决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对大陆出海渔民进行抓捕和“反共心战”活动;一方面派出海军舰艇输送武装特务,对大陆沿海渔业生产进行骚扰。对此,人民解放军采取隐蔽待机手段,在海上予以坚决打击。其中,进行了两次英勇的海战。 

     

    第一次海战,即“八六”海战。1965年8月6日凌晨,国民党军舰窜入广东省南澳岛和福建省东山岛附近渔场进行骚扰和破坏。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某部迅速出击,以高速护卫舰4艘、鱼雷快艇6艘,攻打国民党海军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将其击沉。接着,又迅速组织高速护卫舰3艘、鱼雷快艇5艘、炮舰1艘,追歼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形成兵力、火力、速度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此外,还采取隐蔽的方法接近“剑门”号进行打击,将其击沉。经过3小时43分钟的激战,击毙国民党军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以下官兵170余名,俘获“剑门”号中校舰长王韫山以下33人。由于国民党海军舰艇在这次海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台湾国民党海军总司令刘广凯被蒋介石秘密撤职。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损失是:护卫舰2艘、鱼雷艇2艘受轻伤,舰长吴广维等4人牺牲,28人负伤。国防部对南海舰队参战部队予以通令嘉奖,授予麦贤得“战斗英雄”称号,授予海军第611号护卫艇“海上英雄艇”称号、第119号鱼雷艇“英雄快艇”称号。8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接见了击沉国民党军舰的部队代表。 

     

    第二次海战,即崇武以东海战。1965年11月13日下午,国民党军护航炮舰“永昌”号和大型猎潜舰“永泰”号,由马公启航,企图驶往鸟丘。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某部按照上级的命令,做好战斗准备,组成海上编队到预定地点待机。11月14日凌晨,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人民解放军海军一举击沉“永昌”号,击伤“永泰”号,俘获国民党海军官兵6名,取得了海上作战的又一次胜利。 

     

    以上两次海战,给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海上袭扰活动以沉重打击。在崇武以东海战之后,台湾方面对大陆的海上军事袭扰明显减少。 

     

    台湾当局的空中袭扰,在解放军空军和防空部队的反击中,一败涂地 

     

    1958年“ 八二三”炮击金门后,人民解放军夺取了沿海地区的制空权,制止了国民党军对沿海地区的轰炸。后来,国民党军装备了美国生产的性能先进的飞机,又继续对大陆进行袭扰活动。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指示,防空作战由过去的反轰炸、反侦察为主,转入到反侦察、反袭扰为主。 

     

    国民党军为加强对大陆的侦察袭扰活动,于1958年和1959年先后装备RB-57D型、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和RF-101型超音速战斗侦察机。这些美制飞机速度快、升限高、续航时间长、装有先进的电子干扰和照相侦察设备,可在黑夜、低空等复杂条件下执行任务。国民党军不仅对沿海地区进行袭扰,而且时常窜入大陆纵深地区进行战略侦察,有时一次跨越十几个省区,甚至窜入北京、兰州等腹地。相对于台湾国民党军,人民解放军的航空和防空装备还比较落后,因此防空作战更加困难。能否有效制止国民党军的侦察活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重要影响。人民解放军空军和防空部队,认真研究国民党军飞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战法,发挥现有防空作战兵器的最大效能,打击国民党军的侦察袭扰活动。 

  从1960年起,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把打击台湾国民党军RF-101型侦察机作为主要目标,群策群力,制定了以快制快的作战方案,加强观察报知、指挥、射击等快速反应训练,提高技术、战术水平和应变能力。1961年8月2日上午,在福州机场上空以高射炮击落国民党军RF-101型侦察机1架。此后,国民党军飞机改变战术,采取低空飞越海峡,高空快速照相,迅速退出的手段进行袭扰。针对这一新的特点,人民解放军在沿海地区增加高炮火力,指定飞行技术较高的航空兵拦截。1964年,人民解放军研制成功歼-6型飞机后,迅速装备部队,成为东南沿海拦截国民党军侦察机的主要防空作战武器。从1964年12月至1967年,人民解放军使用歼-6型飞机先后击落RF-101侦察机2架,击落F-104型战斗机1架。 

     

    打击国民党军夜间侦察,是防空作战的难点。毛泽东提出,要地防空与机动防空相结合,变被动为主动。于是,中央军委和空军总部决定:在国民党军飞机夜间可能袭扰的方向和必经航线上,部署高炮群,进行伏击。针对打击夜间袭扰的国民党军飞机的难点,着重进行预警、截获、射击等三关的技术训练。1959年5月29日晚,人民解放军使用米格-17型飞机在粤桂边界地区击落国民党军B-17G型飞机1架。1960年后,国民党军夜间又改用P-2V型侦察机。为对付国民党军飞机较强的电子干扰能力和快速机动能力,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采取了组织雷达佯动、以探照灯部队照明、在战术上多点设伏的手段。1961年11月6日夜,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以高射炮击落国民党军P-2V型侦察机1架。1963年6月20日和1964年6月11日夜,又击落国民党军P-2V型侦察机2架。 

     

    在防空作战中,人民解放军还注重武器装备的更新,增强作战能力。1953年初,国民党军使用RB-57D型和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对大陆纵深实施侦察,人民解放军空军和防空部队虽然多次迎战,但都因高度不够,未获战果。据此,毛泽东指示迅速组建地空导弹部队,加快地空导弹的研制和引进。同年4月,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完成组建。1959年10月7日,一架国民党军RB-57D型飞机窜入大陆后,飞至北京东南通县上空,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开战,将其击落,开创了中国和世界防空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战机的先例。 

     

    国民党军高空战略侦察机对大陆的侦察、袭扰活动,通常以小编队或单机进行,活动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人民解放军导弹部队少,广泛实施大范围的机动作战,便成为精兵制敌的重要手段。 

     

    人民解放军年轻的地空导弹部队,在全国十几个省区机动设伏,给国民党军飞机以有力的打击。1962年9月9日,地空导弹第二营在南昌附近设伏,成功地击落国民党军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1架。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有功人员。1963年11月1日和1964年7月7日,该营在江西省广丰县和福建省漳州地区机动设伏,又击落国民党军U-2型飞机2架。在中国原子弹、导弹研制进入关键阶段后,美国指使国民党军加强对大陆西北地区的战略侦察,并在飞机上加装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和电子干扰设备。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改进抗干扰装置,加强训练,提高了应变能力。1965年1月10日,在内蒙古包头上空击落U-2型飞机1架。在短短的几年中,地空导弹部队官员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转战24万余公里,先后击落国民党军战略侦察机6架(其中U-2型飞机5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高度赞扬。地空导弹部队第二营被国防部授予“英雄营”称号。 

     

    人民解放军空军和防空部队在反侦察、反袭扰作战中,给国民党军以有力的打击。从1959年至1967年底,共击落窜入大陆的飞机14架、击伤2架,保卫了沿海和内地的空中安全。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自1968年后,国民党军完全停止了空中袭扰活动。 

     

    粉碎国民党军窜犯袭扰活动,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重点。毛泽东从准确判断国际风云入手,针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猖狂叫嚣,果断地确定了军事打击的正确方针。根据毛泽东的对台军事斗争思想,人民解放军充分加强战备措施,以每战必胜的绝对优势兵力,坚决打击各种武装窜扰活动,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企图,保障了东南沿海地区和整个大陆的正常生活秩序。 

     

    在大陆军民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下,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大陆的袭扰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第三次台海危机以大陆获胜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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