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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割中国:一万日本人便可征服大清国?

热度75票  浏览45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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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根据他在《游清五录》中的记载,他到书店去购买陈化成(抗英名将)、林则徐兵书,店主却向他推荐《佩文韵府》。高杉道:“《佩文韵府》等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林文忠公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  

此店主号称知兵,于是两人笔谈起来。高杉问:“贵邦与俄罗斯和亲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罗斯国,在鄙国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饷之举,和亲之说,想是齐东野人语耳。”  

高杉不仅嘲讽道:“口唱圣贤之语,身为夷狄之所役,齐东野人。真齐东野人耶,呜呼!浮文空诗何足当,目无一丁字兵卒,可叹可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因此作诗道:“临敌练磨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蛮樯林立穿云处,独扶宝刀对日明。”  

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史书记载,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咸阳,铸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证)。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运动,其实已经将中国人的骨头尽除钙质,“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 ([清]麦孟华《说奴隶》)。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间,用开“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遗民对新朝的敌意,几顶乌纱帽胜过百万兵,仅从这点政治手腕看,爱新觉罗家能坐两百多年的天下,绝对不是偶然的。此后国史上也不乏在大灾大难之后,用科举来消解民间的积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注意力统一到该统一的地方上去。 

从始皇帝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便成为权力菜场里的大葱,所谓“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连躲到终南山上装隐士这样富含“小资情调”的方式,也成为自我炒作的捷径。颜元说得十分透彻:“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到了明代,甚至连开疆拓土、戎马征战的军国大事,也必须在宦官的监督下进行。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在令后世中国人自豪的同时,也为郑和的宦官身份尴尬不已。一个民族仅纯的一点阳刚,却要通过一个太监去实现,这既是三宝太监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至于《易经》所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则只被当作对内“去势”的手术刀,而非对外征伐的利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此成为中国之痛,对此,“圣人”朱熹自我宽慰道:“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整整五十五年后,才痛感要变法图强。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象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王安石当年就曾指出:“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 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滕、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一在于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全民“知识分子化”。国家的有限经费,在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通过教育(当然还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阶级的隔膜,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后,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或所谓的革命),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兴建歌功颂德的“十大建筑”之类。 

甲午战争期间的著名间谍学者荒尾精,曾撰写《兴亚策》,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在这篇给日本高层的上书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国,“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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