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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之际的大量贰臣: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热度140票  浏览45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1月30日 22:07

  著名清史专家张玉兴先生说:“明清易代之际所涌现的忠贰两大人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它从正反两个方面留给人们不尽的思考。”这种“思考”既关系到“严肃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导向,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同时也关系到包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在内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同”。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忠与贰大量涌现这一历史现象,历来是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一份詔书中,命国史馆编纂《明季贰臣传》。他说:明清之际,洪承畴等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后金-清,而后者出于“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刑生,靦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对降清的“胜国臣僚”表示极大的蔑视。他又说:

  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又颁发谕旨说:

  著交国史馆总裁,于应入《贰臣传》诸人,详加考核,分为甲乙二编,俾优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钺凛然。于以传信简编,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论,庶有合于《春秋》之义焉。

  乾隆帝把降清的“胜国臣僚”称为“贰臣”,并为他们立《贰臣传》。由此,“贰臣”成了投降变节臣僚的同义语和代名词。但从其后一个谕旨看,乾隆帝还是将“贰臣”分为“优”“劣”,要评判和分清他们的“瑕”“瑜”。

  “贰臣”一词在清代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乾隆中叶,清廷已从鼎盛局面开始下滑,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清廷犹如坐在火山口上。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加强封建统治,从儒家的思想宝库中重新摭拾“忠君”、“忠贞不二”等理念,指斥降清汉官、汉将“大节有亏”,将其统统编入《贰臣传》中。显然,“贰臣”是一个反映封建正统思想的概念,今天应为我们所不取,新编《清史》自然也不会采用。

  清代“贰臣”自然有贪生怕死、变节求生的共性,他们降后金-清之后,助纣为虐,替满汉地主阶级杀戮人民。例如,明清之际第一个投降的李永芳,当后金兵突袭抚顺成功后,他即刻丧失信心,不作任何抵抗,尤其是在接到努尔哈赤的一封恐吓信:“如果(你继续对后金)作战,兵射的箭不能识别你,如果被没有眼睛的箭射中,就要死亡!”便身着袍服,乘马出城投降。又如,掌握南明隆武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只因清廷“许以破闽为王”,便不顾家人和部将的再三谏阻,更无视清廷南下大肆推行民族屠杀的血淋淋的事实,悍然降清。再如,洪承畴被俘之初,拒不投降,甚至“谩骂不已”,然而当范文程前往规劝时,见洪屡次拂拭掉落于承畴其身上的尘土,就得出结论:“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邪?”洪降清后,在东南、西南屠杀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他们无视民族利益的罪行,无疑应受到严厉的批判。因此在辨“人物奸贤”上,“贰臣”们决不属于“贤”者之列。但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讨论任何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时,一定要将他们放在当时那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时代中,进行辩证地分析。具体到明清之际的“贰臣”,每个人又有所不同:有纯属贪生怕死(如李永芳),有怀有个人野心(如郑芝龙、吴三桂),有对明朝统治不满(如洪承畴),有因明廷内部矛盾(如尚可喜)而降清者。因此,我们对“贰臣”应作具体分析。我以为,上述四种人中,前两种人应予否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即就“有对明朝统治不满”和“因明廷内部矛盾”而降清者言,我们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后定。下面我们以冯铨、尚可喜、洪承畴为例,就他们降清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作一阐述。

  冯铨于明万历末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之后,其父被东林党弹劾而罢官。天启年间,阉党首领魏忠贤当政,残酷迫害东林党。冯铨认为复仇时机已到,立即投身于魏忠贤,并秉承魏的旨意,残酷地迫害东林党人。崇祯即位之初,清除阉党,冯铨被定为有罪之人,削籍为民,赋闲家居。清顺治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为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书征冯铨。而冯铨为一己之私利,即爬进统治阶级圈内,置多尔衮大力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于不顾,“闻命即至”。像冯铨这种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呢?

  尚可喜本是明驻守皮岛的练兵游击毛文龙义子。毛文龙被督师袁崇焕擅杀后,其心腹部将沈世魁不服,借机囚禁明廷任命的总兵黄龙,酿成兵变。尚可喜得知消息,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了兵变。但由此得罪了沈世魁,后者于两年后指使部将诬蔑尚犯有罪行,并准备加害于他。尚可喜得此消息,怒发冲天,说:“吾束发行间,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而妒功嫉能之人乃出力而挤之死地。今权归世魁,欲杀一营将,如疾风卷箨,特易易耳。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戮乎!”于是愤然投降了后金。顺治、康熙年间,尚可喜在镇压农民军与南明王朝的抗清斗争中效尽了犬马之劳,为清廷一统大业立有功勋。顺治十七年(1660)尚可喜受命镇守广东,吴三桂镇守云南,耿继茂镇守福建,时称“三藩”。康熙十二年初,尚可喜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受到康熙帝嘉奖。十一月底,吴三桂在云南举起叛旗,耿继茂孙精忠后在福建起兵响应。一时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南部中国。尚可喜听到自己的姻亲耿继茂叛乱的消息后,非常愤怒,上疏与其决裂:“今精忠背恩反叛,臣大义灭亲,怒冲冠而恨切齿!”吴三桂多次派人诱可喜叛清,可喜不仅不为所动,反将来使械送京师。可喜的儿子之信后也劝其反清,受到怒斥。康熙帝对他的这些举动大为嘉奖,下令将两广军务交给他全权处理,随后又晋其为平南亲王、子之孝为平南大将军,赏赐无算。尚可喜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吴三桂的算盘,避免变乱扩大,使清廷赢得了一些平叛时间。康熙十五年,尚之信乘可喜病重之机,举旗叛清,但由于尚氏家族大多听信可喜“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仍事先帝”的嘱咐,不予合作,致使广东的反清活动未有多大声势。这在一定意义上瓦解了三藩的反清活动,对维护一统大业是有利的。因此,尚可喜死后,康熙帝派朝廷大员赐祭,并颁发谕旨说:“王功盖天下,人所共知,忠心为国,昼夜靡宁。若天下臣子俱能如王,天下不致变乱。”

  但是,尚可喜在清一统大业过程中贪婪成性,嗜财如命。早在崇德年间,他对明军战斗中,就多次“私得人户、金帛、牲畜,法司以奏”,并受到太宗的严厉斥责:“此岂王自得,必散于众兵耳。”出镇广东后,又把广东变为自家之天下,肆无忌惮地大肆兼并民田,在海州、花山一带擅立多处“王庄”;与民争利,“遍搜厚利,于稍可经营之处莫不密布爪牙心腹,横行剔括,以归私橐。又其子孙亲戚并翼下官丁亦无不渔猎射利,以夺民间之恒业”,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数十万两。尚可喜和吴、耿的倒行逆施,使三藩又形成了一股独霸一方、割据称雄并危害一统大业的反动势力。所以,尚可喜在清初可谓有功有过。

  再来看洪承畴。据说,洪承畴年少时,一次与学馆教书先生洪启胤对对联,他以砚台做答随口说出:“黑砚台,砚台黑,为官铁骨叮当当包黑。”短短的十五个字,表明了他自幼憎恶贪官污吏、欲作清廉有为之人的不凡报负。降清之前,洪承畴对明廷可谓忠贞不贰,效尽犬马之劳。崇祯十一年(1638),他奉命“专督关中”,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俘获闯王高迎祥,将李自成打得“大败,以十八骑走商洛。关中贼略尽”。然而却因权臣杨嗣昌的一纸“屡战无功,有纵敌之罪”的诬告信,被崇祯帝削去兵部尚书之职,改赴辽东,主持抗清事宜。明清两军松山之战时,洪承畴等“竭力死守,如士兵每日食米一碗,督抚镇亦每日食米一碗”,洪为此连续上疏十八道,“惟望大兵(按指明军)速至,以救倒悬”。不料,这些求救书均为监军、太监高起潜私自扣下,导致援军始终没有到来,洪承畴等人兵败被擒。这些事,在洪承畴的头脑里一定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所以当洪被生擒后,皇太极亲自出马,问寒问暖:“上(按指皇太极)自监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这里的“瞠视久”和“叹”四个字,充分显露了洪承畴当时的矛盾心情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此时此刻,他必定会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也必定会把崇祯帝的刚愎自用、猜忌心重、动辄屠戮臣僚的性格、作法与皇太极的以诚待人、礼贤下士的品质作出比较,从而说出“真命世之主”的话。洪承畴降清后,与皇太极在朝廷上有一番对话:“上语承畴曰:'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将帅力战被获,或力屈而降,必诛其妻子,否亦没为奴。此旧制乎,抑新制乎?'承畴对曰:'旧无此制。迩日诸朝臣各陈所见以闻于上,始若此尔。'”从洪承畴的回答话语,可以看出他对崇祯帝滥杀臣僚的作法是不满的。可见,笼统地说洪承畴的降清是贪生怕死似乎不足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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