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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的瓦解:中央权力纷争 地方离心离德

热度110票  浏览20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27日 18:25

  显赫一时的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时间内被摧毁,这实在是令人困惑:秦本是一边陲小国能够在春秋战国经历磨难生存下来,却为什么会在执掌政权的大背景下走向历史的终结呢?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它“其亡也速”的命运呢?对此,历代多有说辞。一般认为秦残酷的刑法及其暴政摧毁了秦王朝的大厦。其依据来源有时人陈胜、吴广“伐无道,诛暴秦”的亟呼,有贾谊笔下秦“以暴虐为天下始”,有“劳罢者不得休息,饥饿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毫无例外地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以儒家惯有的思维方式认知秦王朝,有失偏颇,不足以让人信服。这是实情还是后世儒家对秦王朝焚书坑儒不满而肆意污蔑?杜牧笔下的阿房宫何等华丽,但时至今日,对于阿房宫是否存在仍旧有疑惑。我们何不将之视为秦是在一个“毁则日增其丑”的特殊环境中经过历史的层层积累才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历史上改朝换代时都喜欢这种伎俩,“新朝出自旧朝,不痛斥前朝之非,则难显示当朝之是”。即使果真“苛政猛于虎”,这也并非秦所特有的专利,历朝一家哭、一路哭的彼彼皆是。为什么别的朝代可以相安无事下去,惟独秦难逃二世而亡的命运呢?“在历史上,二世帝王时出现政治危机是屡见不鲜的”,“二世皇帝的政治危机并不限于秦朝,二世时期能否很好地审时度势,驾驭政局,度过危机,对王朝的安危与盛衰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将一个帝国的崩溃简单归结为暴政,即“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说服力不强。秦朝的速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秦王朝的瓦解是上、下两方面开始的,在农民起义爆发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已经混乱不堪了,秦二世的暴政加速了政权内部的瓦解”。大泽乡起义之初,这仅仅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帝国屯戍兵兵变,还不值得统治者去顾忌。统治者最担心的是朝廷内部人员,即“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陈胜、吴广利用统治者的这种心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从当时的情况看,形势发展相当好,不过秦一统天下已有多年还未到民心尽失、上下摈弃的地步,追随响应起义的多是山东六国旧贵族势力。毕竟“始皇帝吞并六国之后,进而废置各国的王室和封建贵族,并由秦国的官僚处理政事,这项激烈的措施使得这些牺牲者感到难以忍受之苦,这些强硬作风使他们因敏感地感受到失去独立而更加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六国贵族并未从心理上接受秦的统治,他们待机准备夺回失去的政权”。秦以耕战立国,关中一带是秦的立国根本。虽然说“整个秦帝国的军事布防,成一轻一重的格局,不仅内郡空虚,秦帝国本土--关中地区的防务也松懈下来”,但贸然进逼咸阳,不免在戏水一战中被秦京师军大败。随着朝廷对各路起义军的渐次平定,原本深层次隐藏的矛盾日益白热化,朝廷上下无人忧心国事,人人为爵禄奔波,在内耗中削弱了秦的统治力量,凝聚力的丧失最终将整个王朝给真正葬送了。

  一、中央权力纷争不断

  秦国兼并六国,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何对这样一个国家进行治理对秦王朝统治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况且又没有可以借鉴的治国经验”,对此,统治集团内部两次在廷议上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热点日益集中在行分封还是行郡县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权力角逐上无论君主、贵族、官吏都希望形势能够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前进。尽管最后这次争论以在全国行郡县来结束,但集团内部的分裂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1、君主对军功贵族的猜忌

  面对权力的诱惑,身处权力中心的人有着比旁人更强的渴求欲和占有欲,他们十分热衷于权力,在对权力究竟进行如何上一直被困扰着。商周时的分封,可以使每个贵族在各自的势力范围独享权力,但谁有满足于所有,于是便出现晋国六卿、齐国田常那样的弑君夺权的人,这无疑是君主的噩梦,极度的不安全感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任用自己所信任的人来担当要职而不再给予分封,造成大量的非世袭职业文官阶层作为自己向贵族讨取权力的后盾。在与君主权力角逐中败北的贵族日渐退出国家行政管理的舞台,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适应环境走上了以军功起家的步子。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失去权势的贵族开始在军队中站稳脚跟,从而形成君主日益离不开的军功贵族集团。在有山东六国存在的情况下,有心病的君主与贵族达成暂时的妥协,君主不会动摇贵族在军队中的权势,你们过去失去的东西可以在对山东六国的征伐中要回来。但征伐的越多,功劳的越重也会给君主以不安的心理,“功到雄奇即罪名”。当秦一统后在廷议讨论治国之策“群臣皆以为便”时,始皇帝却力排众议地支持李斯郡县制的主张。原因无它,李斯说出了始皇帝心中最想说却又不好说的话。始皇帝希望经过这件事让群臣明白一个道理:究竟谁才是这个帝国的主宰?君臣共治早就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了,它现在不会存在,将来也不会发生。我之所以要将这事放在朝堂上廷议是顾全你们的颜面,但君主独裁的本质将不会改变。军功贵族也看到了这点却只能忍气吞声。君主虽然获得全盘胜利,面对这些功臣也不得不表示安慰,作出些让步,封了些功臣为侯,如王翦封武成侯,王贲封通武侯,赵亥为建成侯。在每次出游刻石铭功上也总是让武将排在文臣前面,以示君主没有忘记你们的赫赫战功,满足贵族的虚荣心。始皇帝深知要想君权不会旁落,就要会平衡各方的势力,君主才是最大的赢家。

  秦二世即位后,这种权力的平衡遭到了破坏,“由于秦二世在秦国并无尺寸之功,靠着沙丘政变登上君位,不但缺乏应有的政治威信,而且缺乏应有的政治磨练,其社会认识更无法与其父秦始皇曾经的雄才大略相提并论”。对于这样一个无才无德的人即位,当然不会让军功贵族心悦诚服,何况他们心中早就有了皇位的继承人选。扶苏从未被秦始皇立为太子,但以他们熟知的秦国的历代君主王位传承来看,王位都始终遵循着立嗣以长的传统,所以当扶苏被贬到上郡作监军时,他们视之为秦始皇对扶苏将来作皇帝的历练。可现在素来为军功贵族所轻视的几个人以阴谋的方式非法的手段篡夺政权,并开启滥杀功臣的先例,这是不能容忍的。同样对秦二世而言,“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自己总是在担惊受怕里生活,但自小耳闻目睹潜移默化中全是皇权至上、惟我独尊的观念,使他意识到既然这些人全是自己继承皇位的威胁者,要想生存就只能铲除他们。二世从一出生就是伴随着帝国的成长而长大的,没有见识过统一六国时的血雨腥风,误以为凭借帝王的权威就可以令天下人臣服,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没有始皇帝那么多的顾忌,在赵高的唆使下很容易动手铲除那些令他生厌的政敌。在这里,形无等级得到了真正的体现,无论何人一旦被牵连上,就只有乖乖就戮的命了。诸公子公主的结局,功臣的命运在整个宫廷上下、朝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恐怖的政治氛围使得人人忧心生死,纷纷上书表示忠心,二世也就不必担忧别人会对他的皇位造成威胁。朝堂内外恐怖和迫害像瘟疫一般地在帝国散开,幸存的军功贵族开始自谋出路,南越赵佗毅然自立与中央断绝往来,帝国的近五十万南部军不再为秦所有,巨鹿之战后帝国最后一位将领也被迫带领二十万军队降敌。伴随着军功贵族完全退出舞台,秦王朝的生命也岌岌可危了。

  2、军功贵族与官吏的攻讦

  军功贵族与官吏的矛盾由来已久,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本土派与外来客卿人士的争斗。秦自穆公以来就有重视外来人才的传统,商鞅变法后,君主更将山东来秦人士看作是自己争取的对象,形成一大批“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职业官吏。这些人不似贵族有根深蒂固的势力,没有向君主挑战的实力,他们是君主权力的忠实守护者,忠实地执行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君主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在朝堂上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贵族很是不甘,在围绕谁能取得君主的信任上双方私下里斗得激烈。廷议上有关分封还是郡县上双方互有说辞,希望君主能够听从自己一方的建议,朝着有利自己权势的方向发展。毕竟,在分封制下贵族是专政一方的诸侯,官吏连进出入政*府的机会都可能没有。在现有的官僚体制下,贵族则受制于官吏,被剥夺了行政参与权,官吏则获取很多原本属于贵族的权力,成为君主之外的最大赢家。他们可以通过积劳累进获得权势,信奉地位决定贵贱,人生在于选择。二世的即位将贵族与官吏的平衡打破,官吏可以利用二世的信任在二世对军功贵族猜忌的有利时机作文章。李斯就认为遇有良机而不会去把握才真的会“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促使了他最终和赵高站在了同一阵线上,致使沙丘政变的成功,也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使他太计较得失,一直将家放在了国的前面。在利益的当口和赵高再度联手杀掉蒙氏,酿成了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大分裂。

  3、官僚间的内讧

  官吏多出身寒微,不像贵族那样是“天下累世名贵人”,需要以一身本领侍奉君主讨取君主的欢心,才会有获得一官半职的机会。仕途的升迁上,按照惯例要积功累进,讲究论资排辈,幸运如李斯也是用了近三十个年头,从客卿到廷尉到丞相,更多的是百石小吏的份儿。在有贵族存在与之相争斗时彼此间还能同舟共济,但随着沙丘政变后贵族的失势、被诛杀,以前为贵族所牢牢占据的部门要津空缺出来,这些职位的如何处置、权力的怎样分配在长久的争议中未达成协议,整个官僚集团间开始产生裂痕划分出了派别。一派以丞相李斯为首,坚持用人讲究论资排辈,重用那些有才能的人;另一派以郎中令赵高为首,他希望政*府用人能越级提拔,因为他本是靠着二世的越级提拔才有今天这个地位,自然希望自己也能一跃而到李斯那样那样的高位。朝堂上的大臣明显站在李斯那边,赵高仅仅拥有二世的信任远远不够,要想有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只能拉拢那些同自己一样出身寒素而又仕途上进无望的人来组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利用二世对他的信任将自身迫切要用的这个越级提拔新人的“后来者居上”方针,以二世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行。在这个方针上受益的人紧紧拥护在赵高周围,成为可与李斯一较长短的新兴政治力量。李斯在官场混迹多年,凭着敏锐的观察力,意识到赵高不甘久居人下正时刻准备着谋夺自己的权位。危险就在身边,在生死忧关的紧要关口,李斯希望取得二世对相权的支持,写下了《奏请二世行督责书》。李斯此时已经七十岁左右,与二十岁出头的二世相比本身就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再加上李斯长期在相府里政务缠身远离宫廷,很少与二世朝夕相对,比不过二世与赵高的师徒情深,很容易地被人中伤、构陷,逃脱不了被具五刑夷三族的命运。二世的朝廷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赵高、李斯从内外两个方面勉力支撑起来的,李斯的被诛杀,赵高的重组政*府在朝廷上掀起轩然大波,在政治迫害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大臣、官吏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命运,赵高会不会把自己当作前任丞相的党羽给清洗掉。从赵高在指鹿为马事件中对敢于有异议的大臣的处置来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由于朝廷里的内讧在帝国上下蔓延,一味不识时务地追究章邯巨鹿惨败的过失,导致章邯在内得不到朝廷谅解外又有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作出了叛国投敌之举。这是自南越赵佗拥兵自立不服从中央调配以来的一次很严重事件,它让秦王朝彻底丧失了最后一支可战斗军队,至此秦真正的成为无兵可派、无将可选了。二世元年七月以来各地的烽火让秦王朝不敢相信山东六国的地方部队,为保障军队的可靠可用,帝国在平叛上所仰仗的是秦本土的军队,几年下来伤亡人员可以以十数万计,此番秦又有二十万的军队被起义军坑杀,谁还能希翼一个连军队都可忽略不计的国家能够在函谷关那儿像百十年前一样抵挡住起义军的西进呢?

  4、君权和相权的矛盾

  君主之所以对官吏恩遇殊容,在于官吏能为君分忧,而不会对君主的权势造成丝毫的伤害。但在贵族的日渐没落中,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君臣的鱼水之欢演变为君主对臣下的猜忌,君主对丞相有着明显的不信任,君权和相权间开始有了摩擦。这主要是因为丞相一直以来是作为君主的行政助手出现的,早期的君权和相权间还没有清晰的职责划分界限,日后导致君权与相权的冲突。权力的冲突中丞相往往成为牺牲品。李斯之所以能够被赵高构陷成功,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因为李斯在认真行使、履行相权时侵犯了君权,惹怒了二世。二世不像始皇帝那样权力欲极重,十分向往垂拱而治,他将心思全用在追求人身享乐上,所有的政事委政于大臣。李斯时常将二世厌烦的国事拿去打扰他,还常常不厌其烦谈论二世的私事,希望二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的,二世对他很厌恶。二世认为,丞相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办事,其它不应该管的就不要理会,不然会冒犯君主的权威。李斯动辄拂逆二世的心意,认为君主没有国事、私事之分,将两者搅和在一起,遭至二世对他的怨恨。此时赵高弄出这一丞相叛国投敌事件正合二世心意,事情的真相如何这不是二世所关心的,他在意的是李斯不能够再在丞相这一职位上了,至于由谁来继任并不重要,二世只想在享乐的时不会有人来打搅。赵高得尝心愿坐上了丞相职位,发现自己在治国上是有心无力,本身的才能实在是担当不起挽救帝国命运的使命。在这种进退维谷中,自己难免不会给政敌以可乘之机重蹈李斯败亡的覆辙。谁又能说自己这三年来的欺上瞒下不会给二世知晓了呢?二世在自己的鼓动下可尽杀兄弟姊妹,可尽杀元老功臣。难保他不会向自己下手。何况,今日国事糜难至此,作为二世的师傅,自己也实在是难辞其咎。先下手为强永远是至理名言。当二世自杀于望夷宫的消息传来时,当赵高立子婴为秦王时,秦王朝便真正地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帝国内部自身都否认了自己的存在。诛杀赵高、晓境安民只是落日上的一点余辉罢了。随着轵道秦王的出降,秦帝国就此终结了。

  二、地方离心势力助长

  在酷政和暴刑中燃烧起来的大泽乡起义,由于政*府的未能有效采取措施积极防范,致使出现“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局面。导致“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副的产生。“官吏作为秦朝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赋役的催征者,自然被百姓作为国家的化身和反抗的对象”,在生与死的关口,混迹多年的他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前途在哪里呢?是继续做那杀人者众的忠臣等着被起义军来杀掉,还是明哲保身,即使不降敌也要与义军讲和互不侵犯。好利恶害是人的本能。当时,帝国政令的忠实执行者已经有人陆续背叛了朝廷。南有令稽殷通,北有沛令,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更是不少。不然何以有说客能游说下河北几十座城池?从当时这些地方官吏所处的环境来看,这也是不得已为之的。

  1、郡县制的难题

  帝国一统后全面实行郡县制。表面上看,整个国家都处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下,实际上政*府的有效行政权力并不能够完全渗透到基层去。对于一个突然由王国向帝国转变的国家而言,官吏在地方治理上尚有不少的难题,政*府并不能够真正有效控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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