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位置:全球军事网 >> 军事历史 >> 综合军事历史 >> 详细内容 在线投稿

无知的歪曲,影视剧对抗联战士的无耻匪化

热度109票  浏览9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

    东北抗日联军,因为其建军过程中吸收了部分绿林武装,特别是第八到第十一军,又完全是由绿林收编的,于是给其蒙上了一层匪气,这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没必要回避。但影视作品中却不这样了,借着这个不足,于是就有一些作者为了各种目的,而在其作品中将抗联部队和领导者随意地歪曲,似乎是想怎么虚构就怎么虚构,不仅网上恶搞成风,即使是中央台或是主流影视中,也以此为时尚,而要是不如此描写,似乎反而显着你不够前卫,就会说你是思想僵化,说你是“极左”,在此时尚的冲击中,一股抗联作品的恶俗之匪化风盛起于银幕荧屏。 

     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的编导们对文革中那种极左表现手法的矫枉过正,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是一些创作人员还缺乏深厚的历史功底,特别是对于中共党史还缺乏必要的学习和认识,当然这其中又不乏哗众取宠者流。还有一种可能,则是一些别有用心者想借此否定中共领导抗联的历史。 

    其实,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联,也和内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有着极其鲜明的赤色的,是完全的绝对的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是区别于东北任何其他色彩的抗日武装的。

    为什么呢?

    从它的赤色上说。

     抗联的赤色,同中共任何地区的武装一样,最显著地体现出一个“左”字。这个左,在当时乃是一种时髦,所以不论是人们的口头语言上,书信中,还是行动上,都极力地表现左的一面。不论从当时的档案上,还是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口语上,最感到神圣的是 “党委”、“省委”、“县委”、“会议精神”等当时出现最多的词汇。而之所以会这样,当然主要的是那时人们投身革命,一没有官做,二没有钱花,的的确确就是凭着一种牺牲救世的精神来的,说的全是心里话;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环境特别的残酷,经不起考验或者拷打而叛变的也不在少数,因而党内军内的肃奸也是特别的严酷和无情的,不管是谁,只要说话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指为奸细而被处死。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而受到整肃和清洗,一些尽管不是真心信仰的人也尽量地粉饰自己,努力地表现。总之,不管是真的左,还是假装的左,反正那时人们在口头上和文字上,还有一些行为上,都显的很左。尽管今天反思起来未必科学而显得有点愤青的样子,但历史上有许多我们今天看起来不科学不合理的东西,却都是不以我们的好恶而存在着的事实。

    再从它的体制上说。

     抗联部队与其它东北的反日部队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干部。抗联中,从军到连,都普遍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各级都设置了政工干部,军、师、团设政委(有些没有,则设政治主任,行政委职能),连设政治指导员,班里还有一名宣传鼓动员,类似于内地八路军中的政治战士。在当时,对部队建设发挥作用最大,在士兵、群众及敌伪的心目中影响最大的除了军长、师长、团长,更多的是巡视员、政委、主任、指导员等。因为他们往往有着比军事首长更大的权力,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种体制,是中共武装区别于其他任何武装的最大特征。可惜的是,也许是我们一些编导对这些年的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工作专职干部有看法,竟然把历史上一些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也干脆从人物表中一概抹去了。

     与其他别的抗日武装在体制上的另一个区别,是抗联十分地重视宣传工作。至今,我们在查阅当时的档案时,还能发现抗联在那么极端艰苦的岁月中印制的各种小报、传单和标语,仅以抗联第一军来说,便先后出版过《红军消息》、《革命画报》、《列宁旗》、《南满抗日联合报》、《东边道反日报》、《中华报》等。有时为了做好武装宣传工作,经常会有战斗发生,许多人为了演讲、演戏和张贴标语而流血牺牲。这些,都是其它任何军队所没有的,也是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中共的军队,才有这样的性质。同样可惜的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更是绝对看不到我们的战士们对群众宣传,看不到部队组织什么贴标语,做演讲之类的活动,除了火爆的枪战,还是火爆的枪战。看起来有点象美国的越战片,但又没人家拍的那么好看。

    再从它的会议上说。

     不是常说吗,共产党会多,一点没错。研究中共党史、军史,你必须得研究它的会议,不研究它的会议,你就不可能了解它的历史。描写中共的战斗历程,你也不能避开它的会议。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其标志往往就是某一次会议。这不用多说,稍稍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抗联发展的历程中,也是如此。

     九一八事变后的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共满州省委关于士兵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确地提出了创建抗日游击队的要求,从此东北武装斗争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封信,就是抗联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11月中旬,中共满州省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央指示,从此之后,东北各地方党的主要工作,全部转到发展武装的重点上来,各地的由中共直接发展起来的游击队普遍建立起来。这次会议,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1932 年8月,受当时中央“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是一次影响较大但却是指导上错误的会议)的左的影响,东北各抗日游击队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曾不切实际地把“建立红军”、“建立北方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等作为主要斗争方式,犯了一些错误,走了一些弯路。而这个弯路,其根源,也是这次“北方会议”。

    1933年 1月26日,中共中央写信给中共满州省委(即在东北游击战争中影响巨大的著名的“1.26指示信”),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左的错误,东北的斗争已经开始区别于关内土地革命为主的方针,走向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轨道,东北的抗日斗争局面又有了回升。这又是一封极其重要的标志信。

    除此之外,还比如著名的 “南满一大”,诞生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南满二大”,诞生了抗联第一军;“河里会议”,成立了抗联三个路军,等等等等,几乎每一次会议,便标志着抗联历史的一次转折。换个角度说呢,又都说明了东北抗日联军在十余年的艰苦斗争中,它的每一次重大的行动,都是在中共中央,或者是中共满州省委(1936年后变为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的某一次指示、会议或者是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某一次指示紧密地相联系的。

     特别让人既喜也悲的是,不论这一次一次的会议(指示信)是切合实际的,还是极左的不切合实际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得到了忠实地贯彻。我们今天反思起来,绝对不是一味地肯定它,但我们得承认它的的确确是那么回事。而这,也说明了中共武装党指挥枪的绝对性原则,是任何义勇军都不具备的特色。

    可惜,从我们近期的文艺作品中,你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到不赞同把许多的篇幅用来表现会议,那未免太枯燥乏味了。而且文艺作品也不是历史教科书,当然更没有必要长篇累牍地表现各种会议,但通过典型事例的描写,映射出当时的大的背景,这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必须要做到的。关于这一点,不论是《山本五十六》,还是《最长的一天》,都是表现的非常好的,就是完全描写下级战斗生活的《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一个人的战争》等,也将故事走向与当时的大的战局政局的走向紧密连接在一起,达到了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完美。说到这,让人想起文革前的一些优秀作品,《暴风骤雨》、《东进序曲》、《五更寒》等,虽然出场的人物并不一定大,讲述的故事也极有限,但总有窥一斑可知全豹的感觉,你能从那些职务不高的人和某一小范围的事件中体会到当时大的背景、大的战略,它往往就是中共某一次决策的铨释。比如从《暴风骤雨》中地痞农协一场戏,就再现了东北局土改工作“煮加生饭”的弯路;从《平原游击队》中“平安无事”的哟喝,就知道了华北敌后“两面政权”的策略;从《东进序曲》中和了又打打了又和,就理解了反顽斗争的“有理,有力,有节”的方针;从《小兵张嘎》中罗金保带嘎子归队那一段无声的长镜头中,就看到了冀中“三通”的情景。这些电影中,都没有一个字的台词和单独的道白提到这些政策,但却明白无误地让你感受到了这些政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能让大众娱乐,也经得起历史的验证。可现在从一些影视剧中,是什么也看不懂,简直就是瞎胡闹。有些人,一说到路线、方针、政策,就烦,就想绕开。又要远离中共特色,又想写好中共历史,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从它的将领来说。

     抗联的主要将领,除后期加入的第八至第十一军的军长是由反日地方武装改编的外,其它一至七军,全是由中共直接组建和发展起来的,各军的领导人,也全都是受党的派遣来部队工作的。比如,杨靖宇是河南人,童长荣是安徽人,魏拯民是山西人,周保中是云南人,何忠国是湖北人,张文偕是山东人,著名的女英雄赵一曼是四川人。他们原来都是在关内工作,到东北都是受组织委派,绝对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赵尚志、杨林、崔石泉等虽是东北人,也都是受组织派遣到东北的,后杨林又奉调回到陕北红军中工作。其它如李兆麟、李延禄、陈荣久、王德泰、夏云杰等,也全部是由满州省委派入各军工作,绝非个人行为。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抗联的领导人,特别是第一至第七军的领导人,他们去东北领导抗日斗争,并非影视中表现的那样,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愤愤。

     这些将领,其身上有着极其鲜明的中共军人的色彩。就以抗联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为例,杨先在关内工作,组织过确山暴动,后奉派到东北工作,任过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州省委代理军委书记。曾先后五次入狱。就说这五次入狱吧。不论古今中外,在一个反政府的群体中,一个人入狱的次数,往往能说明他在这个群体中的威望,因为它说明了一个人意志上的坚定。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时下在一些流氓团伙中,有过“二进宫”, “三进宫”经历的人,往往也被其成员奉为老大,也就是一样的道理。杨靖宇五次入狱的经历,无疑在党内在军内证明了他政治上的坚强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其威信值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任军长后,杨身边经常有五支手枪,遇到战事危急时,经常会身先士卒,手持双枪,亲手射杀敌兵。在敌伪眼中,杨也是个最了不起的“共产匪的头号大匪首”,他能够手持双枪在两百步的距离上左右开弓地打中苹果。在当时的东北胡子中,当头的是不是“管直”(土匪黑话,即枪法好),往往决定着他在匪队中的位子能不能坐稳。其实,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东北游击战争那样的背景下,一个领兵打仗的将领,有着过人的杀敌技能,同样会增强其领导的威信。

     从杨的身上,即使丝毫不加宣染,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共军人的形象。他不可能是巴顿将军,也不可能是哈儿师长,更不可能是上海滩的许文强,他就只能是杨靖宇。他也不是同样在东北为抗日而捐躯的民族英雄邓铁梅、王凤阁,他就是杨靖宇,区别于任何其他色彩的赤色分子杨靖宇。

     从当年敌伪的档案中,其对于“共产匪”与其他反日排满的“匪队”也是有着严格的区别对待的。在他们看来,“共产匪”的阶级斗争学说通过“恐吓信、传单和布告”等宣传攻势,常会使“军队和警备队中的上下级关系对立起来”、“造成大量警备队士兵的哗变与逃亡”,或“暗中资匪”,这是比其他色彩的“匪队”更恶毒的表现。而对于捕获的反满抗日分子的审问甄别,要想区分出谁是“共产匪”也极容易,因为不管这个士兵识字不识字,只要加入了“共产匪”,都很快会习惯于一些“赤色的言辞”,只要多几次盘问,就会使其在下意识中流露出来。

    可惜的是,这些不论对敌伪还是对民众与友军来说都极鲜明的特征,在已经夺取了政权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厌烦了,于是影视中我们便看到了既象巴顿又象许文龙又象山本五十六又象哈儿师长而唯独不象杨靖宇赵尚志其实是四不象的杨靖宇赵尚志们。

上一篇 下一篇
发表评论
换一张

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网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查看全部回复【已有0位网友发表了看法】
上传文档,出售文档:

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