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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夫人拒绝采访,这才是共和国的英雄!

热度28票  浏览6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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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许鹿希家,我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

    拒绝采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我们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4月初,我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我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我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我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崇德中学

    次日一早,我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文革中杨振宁救出邓稼先

 

    在北太平庄一个简陋的大院里,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

 

    邓比杨小两岁。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一起住校,关系很亲密。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时定的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邓稼先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骨髓里全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跌得很低,全身大出血,难以挽救。

 

    许鹿希说:在中国的核试验中也有事故。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了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习惯,与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片子里不能出现许鹿希!”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请求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

    第二天去许鹿希家,我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有些人的方式就很不妥当,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

    许鹿希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许德珩与邓稼先

    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许鹿希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许鹿希说:“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我父亲年轻时多次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家里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长女,所以许多事情得我做。”

    许鹿希说:按北方一般的习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还要家人成天为他提心吊胆。之前,我父亲尽管不知道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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