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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荣:淮海战役后我是如何感化和说服杜聿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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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荣:我是如何感化说服杜聿明的

人物小传:苏荣,江苏省东台县人,1926年2月生,1942年2月参加革命,1944年2月入伍,1944年12月入党。历任参谋、秘书、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军委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中共海军上海基地纪委专职副书记等职。

今年是淮海战役胜利60周年。在60年前那场举世震惊的伟大战役中,有一个细节鲜为人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被俘后,粟裕下达命令:送到前指的杜聿明,必须是活着的。奉命执行这个任务的,是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机要参谋的原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苏荣。

记者日前拜访了苏老,听他讲述了那段难忘经历。

一位村民,对抓获杜聿明功不可没

记者:1949年1月6日,我军发起淮海战役的最后一仗,对拒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生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这标志着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您作为4纵的机要参谋,了解当时的情况吧?

苏荣:何止是了解!我是纵队机关最先接触杜聿明的人员之一,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记者:您能讲讲当时的情形吗?

苏荣:1949年1月10日上午,整个战役将要结束时,我接到四纵11师的报告:杜聿明被我们活捉了,但其头部自伤,已做包扎。我即向陶勇司令和郭化若政委作了报告,而后我向11师详细了解了活捉杜聿明的过程。

杜聿明潜逃时,只带了副官、警卫等10人。杜聿明将胡须剃掉,换上士兵服装,他们每人1支加拿大手枪,以冒充我军押送俘虏,企图乘乱逃出去。当走到我四纵11师后方医院包扎所驻的村庄附近时,碰到该村一位村民。

其副官向村民打听:“这庄上有解放军吗?”村民一看,他们肯定是国民党的逃兵,就回答说:“这周围几十里路的范围内的每个庄上都有解放军。”

这个副官一听就紧张起来。他随即拿出一枚金戒指,央求这位村民:“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报告解放军。”

这位村民拿着金戒指就到包扎所找解放军,正好碰到包扎所的一名小战士,村民开口就说:“村外有11个国民党兵,你们赶快去抓。他们害怕解放军,叫我不要说,还送我一个金戒指,我现在交公。”

小战士立即向包扎所所长报告。因所长正忙着包扎伤员,随口就说了一句:“你负责去抓就是了!”小战士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抓十几个国民党兵呢?而且他们都有枪。”所长说:“你们两个小鬼一人拿1支卡宾枪去完成任务。”

两名才十几岁的小战士商量后,决定采取埋伏在敌人前进的路边可隐蔽的地方,两人成梯形一前一后。当敌人走近障碍物附近时,前面的小战士突然冲出来,喝令:“站住!”并一个箭步上去,用枪对准那个当官的(即副官)胸膛,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向后退,后面的小战士紧接着跳出来作掩护。

这11人一面将枪扔在地上,一面向后退。两名小战士立即将敌人扔下的枪支用脚拨成一堆,同时故意大声喊道:“通讯班都过来!”(实际上没有通讯班)而那位村民当时一直在旁边隐蔽观察。

听小战士一喊,他立即叫来了所长等医护人员、轻伤员和村民,将11名俘虏抓了起来,并报告了师部。师部随即派人将俘虏押走,并将他们与其他俘虏关在一起。

当时杜聿明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但他却非常紧张。被俘后感到没有希望了,于是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将头砸破了,顿时血流满面。

他的副官见状在惊慌之余大叫:“不好了,杜长官的头破了!”

看管俘虏的战士听到“杜长官”,一想,全军都在抓捕杜聿明,马上问:“你说他是谁?”副官说:“杜长官。”“叫杜什么?”“杜聿明。”

于是看守战士立即向上级报告,11师领导很重视,立即将杜聿明送回包扎所包扎止血。接着,11师师长谭知耕向四纵陶勇司令作了报告,陶勇令谭师长让医护人员给杜聿明作认真检查和治疗,保证他的安全,要派专人负责将杜聿明押送到纵队部来。并特别强调,“送到纵队司令部的必须是活的杜聿明”。

那位村民,对抓获杜聿明功不可没。可惜当时没有能打听到他的姓名。

记者:您长期在陶勇身边工作,他很了解您信任您,所以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您。

苏荣:我在陶勇身边当参谋,经常冒着战火到部队口头传达命令,出了差错贻误战机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作风。

记者:这个任务非同一般。

苏荣:杜聿明被俘后,陶勇司令、郭化若政委立即将我叫去,陶司令交代说:“11师已将杜聿明抓获,正在押往纵队的途中,来了后我和郭政委一起见他,搞六菜一汤款待他。然后就交给你负责看管,你直接对我和郭政委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得插手。你安排好地方,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粟司令已给我下了死命令,杜聿明送到华野前指时,必须是活着的杜聿明。因此,你要用脑袋担保把杜聿明活着押送到华野前指。”郭政委补充说:“淮海决战,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活捉杜聿明就更圆满了,是完全的胜利。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责任重大。”

记者:杜聿明是蒋军重要将领,是很顽固的。你是怎样感化他的?

苏荣:杜聿明被押来时躺在担架上,头部尽管作了包扎,但看得出流了不少的血,大衣上有很多血迹,不能再穿了。我当时就把自己穿的大衣脱下给他穿。陶司令、郭政委款待了他,并与他作了简短谈话,而后就由我专门负责看管。

为防止杜聿明再次自杀,我预先作了充分的防范,找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将室内一切有可能致伤的物品都清理干净。杜聿明被押来后,我发现他一直精神不安。所以我考虑要对他多做感化工作,让他安静下来。当我看到他的胡须剃得极不整齐,就问他:“你的胡须什么时候剃的?”

他突然从床上猛坐起来问:“你怎么知道我有胡须?”我骗他说:“我原来是徐州42军参谋长的勤务兵,我认识你。”42军参谋长被我纵俘虏后,我参与了审问。他一听松了一口气,然后又躺了下去,但像是在想什么。

为了缓和气氛,我就与他聊了起来。我说:“你认识陈赓吗?”他说:“当然认识,我们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这个人很聪明、很活跃,也很顽皮,很会打仗。我们很谈得来,他现在怎么样?”

我说:“陈赓司令现在很好。他是我军一个野战军的司令,他打仗很有战略眼光,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军事家。”他不断地点头赞成。而后他很感叹地说了一句:“陈赓如不离开老蒋就好了。”

我说:“我看跟着老蒋好不了。”杜聿明向我提出:“我的脚指甲长了,请向老百姓借把剪刀。”我说:“老百姓的剪刀不快。我们是优待俘虏的,你自己把头砸伤了,我们不会让你走路的。”

我想,他既然还存在要自杀的念头,我就不能让他闲着。于是我继续问:“你的头是怎么伤的?”他不正面回答,而是重复说:“军人就是这样。”

我说:“没听说军人是这样的。用石头砸自己的头,算得上军人吗?”杜聿明无言以对。

杜聿明说:不得不佩服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

记者:您和杜聿明的谈话很成功。

苏荣:杜聿明从有自杀念头,到基本面对现实;从对失败不服气,到最后俯首认输;进而谈到从内心佩服粟裕的军事战略才华,以及最后离开时还想和我多聊一会,说是今天的谈话对他“很有启发,懂了许多,”并希望有机会再好好谈谈。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是成功的。

记者:杜聿明原来对失败还不服气?

苏荣:杜聿明说,他这次失败得这样惨,没有想到。我对杜聿明说:实际上你应该想到,在东北以至全国,你们的惨败教训还少吗?这是最后一次大决战,你更应想到这样的结局。天时、地利、人和都对你们不利,尽管从力量对比上你们占一点优势,但其他对你们都不利。解放区这次支援我军的民工就有一百多万人,而且都是自觉自愿的,这一点你们是绝对做不到的。杜聿明点着头承认说“我们确实办不到,这是你们独有的专利。”我说你们还有一条也是致命的,那就是碰到了粟裕。讲到这里,杜聿明说:“我对粟裕早有耳闻,也研究过,只是没有交过手。这次交手后我们败得很惨,不得不佩服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

我还对杜聿明说,这次战役,你们作战行动都在我军的掌控之中,用我军的作战行动指挥你们兵力的调动,这是我军的一贯战法。这次战役也不例外,比如你们突围的方向有几个,但最佳方向是沿京浦线向南,这也是粟裕首先考虑的,我们将你们可能突围的几个口堵死,只留出徐州西南肖县、永城方向一个口子。结果你们完全按照粟裕的谋划进行。蒋介石寄希望黄维兵团快速与你们会合,把这盘棋下活,黄维确实也很卖力,孤注一掷,进展很快。我军当然不让,全力以赴切断其北进之路,并将其包围起来,集中中野和华野坚决歼灭。在黄维兵团被围歼时,蒋介石又命你部向西南突围改为向南,支援黄维兵团。据我分析,你是不愿意转向南的,但老蒋的命令不得不执行。这一折腾就是一两天,我军正好对你们合围封口,使你们进入我们预设的口袋,成为瓮中之鳖。

杜聿明对我所说表示认同。他说:“粟裕指挥灵活,有远见。粟裕的战略战术我非常敬佩,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他领先一步,抢先在我们前面,等到我们想到的时候已来不及并已经被包围了,这次突围也是这样的。”

杜聿明若有所思:人民的力量和支持,我们没有作为重要因素考虑

记者:杜聿明被俘后,肯定关心我军怎么处置他?

苏荣:是的。我对杜聿明说,你是我军宣布的战犯,我们仍然对你十分优待。我们司令、政委每顿饭不超过两菜一汤,却以六菜一汤款待你。你将自己的头砸伤,把大衣弄脏了不能再穿了,我怕你受凉,把我的大衣给了你。你们所有的被俘人员都会得到优待,今后你会见到他们的,他们都生活得很好。

杜聿明听了我的一番话后,情绪基本稳定下来。接下来,他主动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以后怎样处置?”我说:“你现在是我军的俘虏,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是一贯不变的。”他说:“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我与其他人不同,我是被你们宣布为‘战犯’的人。”我说:“你放心,不管过去是干什么的,只要今后不与人民为敌,接受思想改造,同样会受到我们政府和我军的优待。”到这时他才基本弄清我们的一些政策,人也开始活跃起来。

记者:这说明他开始放下思想包袱了。

苏荣:谈到这里,杜聿明开始总结这次战役中他们的失误和我军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我们原先预计突围的方向,均被贵军堵死。最后我们反复考虑分析,西南肖县和永城方向,贵军还来不及围堵,因此决定提前突围。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粟裕将军有意布下的一个袋口,让我们往里钻,我却没有考虑到,真是让我遗憾终生,这也是造成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记者:杜聿明是从军事的角度来反思的。

苏荣:当时我对杜聿明说,你能反省自己,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是一件好事。但你对要害问题还没有认识到。你们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你们打的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因此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次蒋介石很霸道,错误地估计形势,靠主观决策,从不听下级的意见。当然还有许多原因,但这两条是你们的软肋。而我军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处处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且我们讲军事民主,总是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他想了一下说:“这有道理。人民的力量和支持,我们没有作为重要因素考虑,而强调武器装备的因素,军事民主更谈不上。”后来又谈了一些。至此,杜聿明情绪明显好转,精神也轻松了许多,有时还面带笑容。

就这样,1949年1月10日,从下午1时许至6时左右,我和杜聿明的谈话始终没有停止过,越谈他越想谈。他说:你谈的许多内容我是第一次听到。最后送他走时,他握住我的手说:“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见面好好谈谈。”

记者:后来再见面了没有?

苏荣:没有。后来杜聿明先生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我那时也在北京工作,包括1979年和1980年的“两会”,我还是大会秘书处总务组副组长,却因工作太忙,竟没有抽出时间去见他一面,实为一大遗憾!(卜金宝) (来源:解放军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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